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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光有覆盖全球的市场并不能打破中华固有的自足体系。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小农村对海外的商品几乎一无所求。无论帝国在海外的市场再怎么繁荣都难以动摇到本土的不农经济体系，单方面的贸易顺差至多不过是造就另一个“目中无人”的“天朝”而已。惟有达到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中华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的商品化。因此将近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孙露，海外市场仅仅是载体，真正的“契机”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
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的白银并将相关的新航路开通后，美洲的番银便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新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短短的数年间其数量就已远远超过了从安南、缅甸和倭国进口的白银。这使得中华朝拥有了比宋、明两朝更为充足的白银储备，从而可以不再为因境内银矿、铜矿有限所造成的“钱荒”而烦恼。而更为重要的是白银同时还是中华朝目前数量最大的进口品。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减和比价的涨落都会对帝国经济的运行发生或大或小的间接影响。
于是约占帝国白银储备七成的“进口银”就像一把锥子一样在铜墙铁壁的天朝自足体系上扎出了一个小洞。而孙露一手创建的金融市场只不过是在将这个小洞的基础上一点点地在天朝坚固的“壁垒”上扒拉出更大的洞而已。对此孙露本人并不怀疑自己的这些举措。在她看来债券、股票、期货之类金融活动的风险虽大，但总比像她记忆中那样让侵略者的鸦片来打破“天朝自足体系”来得好。
当然正如洪水在摧毁大堤的同时也会破坏周边的良田一样，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孙露时刻警惕着外部力量对小农经济冲击给帝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在临近岁末之际，帝国女皇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天子脚下股市的跌宕，而是从内阁及地方上报而来的年报。
常言说得好，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寻常百姓，同样也颇为符合朝廷在岁末的心境。须知对于中华帝国的朝野来说在岁末没有比年底财政结算更为重要的事了。而这一传统起先是源自明朝外庭与内廷年末在御前的对帐消帐，在前朝由内阁代表外庭与由宦官执掌的内廷每年岁末都会将内外各部的帐本上呈给皇帝御览，并在数日后当着皇帝的面“公开”核对各自的帐目。期间内阁的阁老与大内的公公之间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唾沫横飞的舌战，甚至上演全武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这样的“好戏”一般只能皇帝欣赏得到，其他升斗小民只得通过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一窥一二了。
中华朝在立朝之初就废黜了宦官制度。姑且不论这一政策在女皇西去之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但至少就弘武朝而言太监专权的事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而无论是孙露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与在野的士大夫，都不希望看到明朝内廷专权的情况在中华朝重演，因此每年与内阁对帐的任务便毫无悬念地东在了国会的肩膀上。当然同明朝一样岁末的对帐消帐依旧是在御前进行，只是换做了皇帝摆驾国会御审。至于整个过程也相较前朝要公开得多，只要有兴趣的百姓可以通过旁听或是报纸的报道领略一番朝廷大员与国会议员们淄铢必较的精彩表演。
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不在百姓眼中失了体统，一般内阁与国会之间都会在正式对帐前达成某种默契，以便双方到时候能以和谐美好的形象与公众见面。而对帐之前的御前年报则更是成了内阁向女皇与百姓展现政绩、解释财政状况的一大重要机会。
虽说年报的内容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政绩展现，孙露每一年都会十分认真地倾听臣下们的轮番报告，似乎是要从众多的信息中寻找出某些蛛丝马迹。弘武十四年的御前年报自然也不例外。
“卿刚才说陕西米脂县的公社被解散了？”端坐在龙椅上的孙露在听完来自陕西的报告后，挑出了一条看似并不干起眼的项目向身旁做报告的黄宗羲询问道。
“回禀陛下，米脂县于今年九月将最后十七亩良田变卖给了当地的社民。”黄宗羲恭敬地回答道。
“哦，若是朕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帝国行省之内最后一片公社田吧。”孙露在脑中迅速过滤了一遍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后欣然询问道。
面对女皇超强的记忆力黄宗羲并没有显示出有多么的吃惊，而是跟着附和道“陛下圣明。这确实是帝国行省之内最后一片公社田。由于陕西省内安置社民比较多，故而直至今日才完成公社田的认购。”
从黄宗羲的语气听来似乎是对陕西省公田转私田的效率并不满意。可同样的话孙露听来却是感慨万千。须知从当年刘富春一案到而今最后一亩行省公社田被认购不过才五六年的时间。遥想自己所来那个时代包产到户的速度，中华衙门的办事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当然就算不看廉政司的报告孙露亦能想象得到商会在如此效率背后起到何等推波助澜的作用。想到这里，虽清楚许多话说了也是没用，可孙露还是忍不住向底下的臣子嘱咐道：“认购公社田还是应该以百姓自愿为主。毕竟西北等地土地贫瘠、气候恶劣，通过社团的互助还是能增强耕作效率的。”
“陛下圣明。”黄宗羲似乎并没有跟着感伤的意思。却见他冷静地回应道：“虽然公社田均已被社民认购，但相关的社民大多还是以原来的方式耕种劳作。正如陛下所言，土地的私有是大势所趋。帝国的其他地区早晚也会如此的。”
听黄宗羲这么一说，孙露心中虽有怅然却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不错，不公是中华帝国，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我欧洲也在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所谓的“圈地运动”就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原本属于国家、属于公社、属于教会的公共土地圈为私人土地。通过将廉价的公共土地圈为更为值钱的私人土地，新兴的农场主们完成了第一笔原始积累。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因土地兼并失去家园的农民被赶到城市。虽说每个国家的情况与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但在本质的目的上还是相通的。而此刻孙露所能做的也只有为更多的失地农民寻找新的出路而已。想到这儿她便不再纠缠于已经成为现实的内容，而是将话题转到了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道：“不管怎样，保证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工作是朝廷应尽的本分。仅去年一年山东、河北等地又出现了上百万的流民。卿等对此有何看法？”
“回陛下，所谓上百万的流民，臣等以为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农林尚书沈廷扬跟着出列道：“这一来是中原各地的农夫这些年已然养成了农闲期间打短工的习惯；二来去年山东、河北等地先后爆发了蝗灾，故而才会出现流民爆涨的情况。而只要一旦灾荒过去，那些个流民又会陆续返乡。如果朝廷贸然将这些流民安置于海外殖民地，臣恐会影响到山东、河北等地的农事。”
“沈大人言之有理。臣也以为对于山东、河北的流民朝廷还是应该以安抚为主，而非简单的移民。”冒辟疆也跟着附和起来。
然而就在此时，工商尚书罗胜却发出了不同的看法道：“陛下，臣以为朝廷光是安抚这些流民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诚然如沈尚书、冒尚书所言，这些流民只是因灾荒暂时蜂拥迩出。但我朝地域广阔，每年各地发生的大小灾荒不下上百次，如果每一次都由朝廷出面安抚，臣恐怕这将是一笔庞大的预算费用。”
“就算朝廷要花再多的钱，也不能为了省钱就将天朝的子民犹如糟粕一般丢弃到海外。现在不少地方官员都已经养成了这一恶习，只要地方上一闹灾荒，一出现移民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圈送海外。陛下，臣恐长此以往，我朝的万里良田将无人可种。”沈廷扬不甘示弱地力争道。
“沈大人这话也太过危言耸听了吧。姑且不论这些年移民海外的流民仅占帝国流民总数的一成而已。就算是那些移民海外的流民不也还是我天朝的子民吗。他们现在还不是种着帝国的地，吃着帝国的粮。那些移民打下的粮食除了自用之外大多都卖回了本土。所以说将流民移民海外根本不会影响帝国的农事，相反还能为帝国在美洲等殖民地开垦出更多的良田呢。”罗胜针锋相对地侃侃而谈道。
眼见两位重臣就此针尖对上了麦芒，身为君主的孙露终于开口道：“两位卿家说得都有道理。流民的问题乃是我中原历朝的顽疾。作为朝廷拿着百姓上缴的税款自然是不能将陷入困境的子民粗暴往殖民地送。但一直由朝廷来接济也不是长远之计。依朕看来还是该为这些流民在市镇之中安排些可以谋生的活儿才行。”
“陛下英明。此举确实是个权宜之策。只不过这些流民除了耕种，大多没有什么别的一技之长。加之灾荒年间出外谋生的流民比较集中，因此相应的工价也会随之被压得颇低。此外流民一般在市镇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只要灾荒一过，年景一好。他们便会立即离开市镇返乡耕作。这也造成了多数的工场主不愿雇佣流民或给他们更高的待遇。”罗胜如实地说明道。
孙露当然知道罗胜说的都是实情，却见她微微思略了一下说道：“商人驱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朕看不如这样吧，由朝廷出面向接受流民打短工的工场作坊提供一定的补助。但这些工场与作坊必须得为雇佣的流民提供吃住以及不低于最低工次的薪水。”
孙露这话一出立即就引来在场大臣们的一致附和。而黄宗羲则适时地进言道：“陛下，臣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在一些村镇的附近扶植一定的工场作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缓解村镇因天灾造成的损失，还能将一部分流民留在乡里。”
“臣觉得黄首相的提议可行。”罗胜跟着附议道。可一旁的沈廷扬却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却见他犹豫了一下后断然进言道：“陛下，黄首相的提议虽然可行，但臣以为此举可能会与朝廷的一项即将通过的法案相悖。”
“沈大人何出此言？”一听自己的提议被反驳，黄宗羲不由地不悦道。
沈廷扬似乎早料到了黄宗羲的这一反应。却见他不紧不慢地解释道：“黄首相，老夫并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这一次即将以国会通过的《禁伐法》中明确规定在禁伐区出于商业用途或开垦新田而砍伐树木。而那些灾荒频繁发生的府县也恰恰大多都被圈入了禁伐区。”
《命运的抉择》第三百二十五节 推法案海商造商机 起间隙复兴暗角斗
弘武朝的《禁罚法》所涉及的区域包含了黄河、长江沿岸的诸多地区。主要是配合相关水利设施以防止水土流失。正如沈廷扬所言这些地区中有不少的府县亦是灾害频发的贫困区。发展经济的需求与环境保护政策之间的对立一直以来都是这部法案迟迟不能为国会所通过的宿因。此刻相同的问题再一次被沈廷扬当众给提起来不由得让黄宗羲为之一怔。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悠然的回应道：“朝廷颁布《禁伐法》是为了保护黄淮、江淮 流域的水土，禁的是私人的乱砍乱伐，朝廷扶植乡镇的工场是为了给当地的百姓提供糊口的差使，两者怎可相提并论。”
然而沈廷扬还是以其一贯的倔强脾气反驳道：“不管是于公还是于私，只要是开设工场总免不了要砍伐开荒。更何况对于一些府县来说建什么工场都没有开木材场厚利。到那个时候谁能分得清公私，朝廷的法令不是一纸空文吗！”
“两位大人莫要激动，其实这事也没那么针尖对麦芒。既然为了朝廷的水利不能违反《禁伐法》开荒伐木，不如就为相关地区的流民安排一些兴修水利的工作吧。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又让这些地区的流民有所生计。”出面打圆场的是工商尚书罗胜。在寻常人看来向来注重商业利益的工商部本应竭力阻挠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会妨碍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禁伐法》。可现实却是工商部是内阁之中仅次于农林部与工务部利挺该法案的部门。要说其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为帝国海商对工商部的影响远大于木业行会。
众所周知中华帝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从丝绸茶叶到棉布肥皂每一样打着中华制造的商品都是世界各国的热销货。但相对应的中华对外的需求却要笑得多。虽说满舱而去空舱而归的比喻多少有些夸张。但能像南洋、印度的稻米、原棉及非洲的铜、铁矿石这般长期占据中原市场的进口商品实在是少之又少。面对如此现状那些风里来浪里去的海商自然是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本着后世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这些帝国最富有的阶层边开始用手中的金钱和权势在暗中为帝国市场“制造”起对外需求，而《禁伐法》便是这一系列“制造计划”最为成功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