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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罗威将毛巾一搁端起了一杯热茶沿着书房渡了两步之后回头问道：“那瑞典人那边有消息吗？”
“回大人，至今还没有消息。”探子抵着头回答道。
听下属这么一说罗威那因酒精泛红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微笑。此时的他完全能想象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拉肯男爵这会儿是何等气急败坏的表情。当初他可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让科尔贝尔永远留在波兰。此刻对方却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法国。看来这一次瑞典人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打破了。不过罗威对此却并不觉得沮丧。毕竟在这件事上他这边并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探子带来的这个消息对罗威来说还是异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于是他跟 着又问道：“那知道科尔贝尔同路易十四都谈了些什么吗？”
“这……”探子迟疑了一下回复道：“大人，这……小的这边也不太清楚。卢浮宫那里只说科尔贝尔向法王禀报了奥斯曼那边的情况。”
耳听下属这么一说，罗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算没有进一步的情报他亦能判断出奥斯曼那边已经出现了变化。而如果欧洲战场出现了变故，那势必也会对印度洋战场产生震动。种种迹象又显示法国人有意插手东欧战场。一系列的事件交杂在一起非但没让罗威觉得头痛。反倒是让他觉得一下子来了精神。就连先前的酒劲也似乎没有了踪影。他心里十分明白战场上的较量并不是决定势力分配的关键。外交上的斡旋才是胜负所在。就这一点来说身处欧洲的罗威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责。因为他在欧洲的一举一动都极有可能牵动帝国在海外的整个部署。而欧洲与中原相隔甚远，这又给了罗威以极大的自主余地。如此契机对于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官员来说乃是一份无上的殊荣。
作为香江一系的年轻一代。罗威一直以来都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他当初才特意选择远离父亲的庇佑来到陌生的欧洲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在其他同龄人还在向人吹嘘父辈的功绩时，却竭力同身为工商尚书的父亲保持距离。于是在经过数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之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而今他已经由一介商贾一步步爬上了商会乃至朝廷在欧洲的第一把交椅，其在欧洲的影响力甚至都超过了殖民司司长龚紫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罗威俨然已经成为了香江商会年轻一代中最为出色的一员佼佼者。不过在罗威本人看来他现在的所取得的成绩还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这次能为帝国在欧洲谋取最大和利益，那不仅能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还能进一步加强其在本土的影响。
一想到这些，罗威的心头立即就有了谱。却见他果断地向下属下令道：“让卢浮宫那边继续打探情况。务必要搞清楚科尔贝尔向法王的报告。另外让波兰那边加紧对奥斯曼人的监视，一有动静立即来报。好了你可以下去了。”
“遵命，大人。”那探子领命之后悄无声息的就退出了房间。而罗威则品了一口暖茶坐在了太师椅上闭目养神起来。此时的窗外早已是漆黑一片，黑洞洞的苍穹看不到半点的星光。可年轻的大使心头却想是闪烁着一颗北极星指引着他处理变化无测的局势。
命运的抉择 第三百三十六节 会奥帅法使得答复 奉皇命钦差下江南
话说罗威在自己的官邸闭目养神之际。在离中华使馆仅三条街区之隔的一幢宅邸内科尔贝尔刚刚从松软的大床上醒来。在经过白天数个小时的睡眠之后，先前因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劳已经随着梦乡一扫而尽。取而代之的是肌体急需补充能量的信号。不同于寻常的法国贵族。科尔贝尔并不是一个喜欢坐在床上吃饭或是思考问题的人。他认识呆在床上根本不能让自己进入工作状态。惟有洗漱干净换上整洁的衣衫坐在餐桌前享受完一顿丰盛的餐点之后这一天才算真正开始。于是这位刚刚苏醒的法王宠臣顺手拉响了身边的铃铛。在叫来管家吩咐其准备晚餐后，便翻身下了床穿着睡衣拐进了一旁洗漱间内。
所谓的洗漱间不过是由一道屏风隔出的一小块私密空间而已。在法王身边的众多官僚之中科尔贝尔还算是作风比较朴素的一位。洗漱间的墙上挂着一面镶有银质花边的镜子。底下架子上摆放的也只是一只普通的铜质脸盆。而非寻常贵族普遍喜好的陶瓷盆。其间唯一算得上是奢侈品的物件可能就是角落里的那只陶瓷抽水马桶了。这种一拉绳索就可以自动冲水的半机械式马桶是从中华朝那边传来的高级货。一经在欧洲出现便立即得到了欧洲王公贵族们的一致青睐。而今只要是稍有地位的贵族都将拥有一只中国的陶瓷马桶视做证明其身份的象征。喜好奢侈的路易十四更是在卢浮宫的每一间厕所内都装上了专门从中国定制的陶瓷马桶。科尔贝尔当然不是一个为了显示财富与地位而疯狂购买奢侈品的人。他之所以会花大价钱买下这个中国货，一来是出于他对私人卫生的重视，二来则是他目前主持的瓷器厂还没能力烧制出如此复杂的陶瓷制品。
搀有薄荷香精的肥皂让科尔贝尔的精神为之一振。他随手取下了架子上的白色毛巾，在擦干净脸上的水珠之后，镜子里反射出了他那双充满干练与睿智的眼眸。其大脑也像是补充了能量一般开始迅速的动转起来。
就在十多天前科尔贝尔在维也纳近郊附近的一处军营内会见到了奥斯曼军队的统帅艾哈迈德。这位让欧洲君王们闻风丧胆的年轻将领显然对科尔贝尔的到来觉得有些意外。但当他得知科尔贝尔是代表法王来为东欧诸国进行斡旋的特使后。立即又对科尔贝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在之后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之中科尔贝尔更是在心中证实了自己先前的猜想。那就是奥斯曼人确实有退兵的意图。
须知之前奥斯曼大举入侵欧洲除了出于宗教上的狂热之外，很大程度上为了从陆上给威尼斯施加压力。因为正是威尼斯的舰队一直阻挠着奥斯曼人收服埃及。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一军事行动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诚然艾哈迈德以其高超的指挥手腕在欧洲战场上接连取得大捷，却依旧不能解决埃及方面的问题。而在另一边奥斯曼的舰队则在印度洋上接连败给了中华帝国的舰队。至于去年年底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那场政变更是给奥斯曼本土的政局带来了诸多变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艾哈迈德本人是个极度疯狂的军事至上主义者。此刻亦不得不考虑起收兵来。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科尔贝尔在艾哈迈德面前充分发挥了他在外交方面的过人天份。使对方相信东欧诸国有意尽快结束目前的战局。并且结束这场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而艾哈迈德似乎也一直在等待这一顺手推舟时机的来临。于是双方在颇为和谐的气氛下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然而对于科尔贝尔来说整桩任务最为凶险的阶段却是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就在他满心喜悦的赶回波兰报告会晤结果之时。一张以其性命为目标的阻击大网正在东欧的平原上悄然展开。若非科尔贝尔身边有皇家侍卫保护，以及有人暗中通风报信，恐怕此刻他的尸骨早已躺在了某处的不知名的树林里。
神秘的暗杀者，神秘的告密者。科尔贝尔这些日子以来不止一次考虑过两者的身份。当然这两者也可能有共通之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暗杀者之中有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影子。这些瑞典人在谋略上的表现明显要逊色于其在战场上的天份。而对于对方的动机科尔贝尔猜想多半还是为了军火生意。事实上瑞典人这些年欧洲做的那些个买卖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信徒科尔贝尔也完全能理解瑞典人想要延长战争的意愿。让他真正感到困惑的其实是中国人的态度。就以军火贸易一事来说，任谁都不会相信中国人与那一系列暗杀没有半点关系。可科尔贝尔又隐约觉得给自己通风报信的神秘人同中国人那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个些东方人真是令人琢磨不透啊。科尔贝尔在心中忍不住如此感叹道。其实不仅是他许多同中华帝国打过交道的欧洲外交官都有着相似的感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含蓄的性格以及彬彬有礼的态度让人难以琢磨其意图。而科尔贝尔内认为无论中国人的意图如何，这些小眼睛东方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欧洲。相比奥斯曼人执着于军事、宗教上的统治，中国人对欧洲的入侵显得更为隐蔽也更为的广泛。经济、文化、军事，在而今的欧洲事务中几乎每一次都能看到中华帝国的影子在背后若隐若现。科尔贝尔甚至还曾在路易十四的面前毫不忌讳的称中华大使罗威为撒旦的使者。因为按照欧洲人的传统观念。战争、动乱、瘟疫都是撒旦的使者在人间作祟的缘故。毕竟只要是有那个年轻东方人出现的地方也总是闪动着战乱与阴谋的影子。
想到这里科尔贝尔脑中立刻浮现出罗威那张永远挂着微笑的年轻脸庞。以及莫日利的日本工匠对中华帝国的“独特评价”。那是一个以权谋、计策为荣的国度。擅使谋略的人在中国深受人们的尊敬与崇拜。“不战屈人”又是谋略之中的最高境界。科尔贝尔完全相信现在罗威在欧洲的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这一原则进行的。
换上了舒适的居家便服。科尔贝尔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下了楼。此时早已等候在餐桌前的管家见状立即必恭必敬的行了个礼迎接主人的就坐。当看见满桌子丰盛菜肴后科尔贝尔立刻就将先前的种种杂念抛到了脑后。对于他来说眼前最重要的事还是先美美的吃上一顿。然后回书房就此次的波兰之行写一份详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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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华朝在海外的一系列活动充满了阴谋家气息的话，那此刻其本土的政治氛围却可以用来开明、务实来形容。中华朝的开明虽不能与后世言论自由的时代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尚未启蒙的时代。在欧洲君主还在搅尽脑汗的想要关闭那些“下流”的戏院剧场以防止“诽谤”政府的言论在民间传播之时，中华朝能允许民间私人办报也算是难得之极。
说其务实，是因为中华朝在建立之初就本着商人“物尽其用”的原则设立了一套比之前几个朝代都要简练的行政体系。其中光是言官与诸多礼仪性官职的删减。就极大的精简了天朝臃肿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对于中华朝来说这些具有“天朝特色”官职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过时品。正如曾经被统治者视为监视百官的耳目的“言官”而今已经为议会与报纸所取代。而中华朝亦不再需要通过天朝烦琐而又慷慨的礼数来使外夷归化。
行政、司法、外交结构的巨大变动所带来的自然是“政治游戏规则”的变更。对于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僚来说。在尚未完全吃透新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轻易的尝试政治投机。不过这也是仅就行政系统而言。须知政客本就是这世界上最善于钻营的人物。当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别处挖一扇窗来。当意识到凭借传统的党争手段已经难以在新制度下讨得便宜。那些帝国朝野间的风云人物们很快就将阵地转移到了相比朝堂而言更为宽松的国会之上。并再一次的如鱼得水起来。
当然政治投机活动阵地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衙门里的“官老爷们”肯就此安安份份的做一枚帝国行政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官员普遍都对政治活动有着强烈的宿求。他们需要轰轰烈烈的表演舞台。需要引起天下人的注意。需要得到皇帝的常识。特别是在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看来默默无闻的一直工作到退休的生活根本与流放没什么差别。而这种情绪在不少年轻官吏的身上更是带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朝廷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
就这一点来说。姚启圣无疑是弘武十五年最令人羡慕的青年官吏。由于其被首相黄宗羲推荐并任命为观察使专职负责监督《股例》在京畿、江南等地试行状况。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这位弘武五年的状元郎俨然已经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而对相关地区的地方官员来说。这位从京师来的姚大人与其说是朝廷威严的象征。不如说是令人垂涎的机遇的代名词。
话说姚启圣来到松江府时已是早春二月的时节了。在此之前他在京师刚刚度过了出仕十年来最为繁忙的一个新年。去年岁末《股例》的颁布给整个京畿的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惊慌失措之下不少毫无底气的股票纷纷落马。卷款潜逃之类的闹剧自然也是时有发生。这期间司法院与京师警备府固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观察使的姚启圣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