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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物，那该会怎样地了不起呵！在我看来，由精神分析把无意识插入了物理性事物和以前被称为“精神的”事物之间，从而可能已经为将上述转化过程假设为心灵感应铺平了道路。只要我们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当然，目前还只能在想象中进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不了解在一个大的昆虫社会中，共同的意图是怎样产生的吧。
我们由此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种系进化的过程中，它被更好的、借助于被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取代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可能存留在幕后，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情绪激动的民众中），还会表现出来。
这一切猜测固然还不能肯定，并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不必害怕它。
如果心灵感应这种事物是一种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它很难证实，我们仍可以假设它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当我们能够表明它尤其存在于儿童的心灵生活中时，它是可能符合我们的预期目的的。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儿童经常感受到的焦虑：自己的所有思想不跟父母说他们也都知道——这与成年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服惊人的相似，而且也许就是后者的起源。不久前，一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多萝蒂。伯林翰（ＤｏｒｏｔｈｙＢｕｒｌｉｎｇｈａｍ）在一篇关于儿童分析与母亲的文章中（１９３２），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这些观察如果能被进一步证实，必定会消除对思维传递的真实性尚存的怀疑。她利用一个很方便的条件进行观察：同时对一个儿童和他的母亲作精神分析，结果发现了如下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一天，母亲在受分析时，谈起了一枚金币，它在她童年的一段时期内曾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久之后，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大约十岁的男孩子来到她房间，给她一枚金币请求替他保存。她吃惊地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枚金币的；原来这是孩子的生日礼物。但他的生日已过去几个月了，难以解释他为什么恰在此刻想起了这枚金币。母亲向孩子的分析医生讲述了此事，请她查明孩子这一举动的原因。
但是对孩子的分析一无成果；那个行为似乎与孩子的生活毫无联系。几星期后，当母亲遵照医嘱，正坐在书桌前记述这一经历的过程时，男孩进来向母亲索回了那枚金币，因为他想要在接受分析时给医生看。这次对孩子的分析也没有查明他这一行为的愿望。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我们当初就是从这里开始讨论的。
第三十一讲 精神人格的剖析①
我知道，你们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都深知自己所持态度的出发点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情况亦然。精神分析起源于对这样一种东西的研究，这种东西关系到心灵的一切内容，但它与自我完全不同，它表现为症状（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②。
这个出发点无论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就它所受到的待遇而言，都并非无关紧要。症状派生于被压抑物，它们宛如后者派往自我（ｅｇｏ）的代表；但被压抑物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一种异质的内部领域，正好像现实是自我的异质的外部领域一样（但愿你们能原谅我采用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条从症状通向无意识、通向本能的生活，通向性行为的途径；由于精神分析研究这些东西，它便遭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人们说：人类不仅仅是性生物，他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但我们也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有关这些高级冲动的意识的熏陶，人们常常以为有权利思考废话和事实。
①本讲演中的大部分材料和某些详细阐述，均取自于《自我与本我》（１９２３ｂ）的第一、二、三、五章。——英译注。
②症状指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主观上的异常感觉。——中译注。
你们很清楚，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人类的生病乃起因于本能生活的要求和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反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我们一刻都未忽略这种抵制的、反抗的、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它是由它的种种特殊的力量即自我本能装备起来的，它和一般心理学中的自我相符合。事实上，由于科学工作要取得进展十分艰苦，甚至精神分析也不可能同时研究每一领域，一下子对每个问题都表达它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物转移到压抑的力量上时，我们毕竟还是研究了自我。我们面临的这个自我，曾似乎是那样的不言自明，但我们却抱有可靠的期望，相信在它那里我们将再一次有所发现，尽管我们的准备工作可能还不充分。
然而，要找到研究的一个入口却很不容易；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告诉你们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让你们知道，据我揣测，今天关于自我心理学（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论述和以前关于底层精神领域（ｐｓｙAｃｈ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的介绍，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是这样。我最初以为你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以前对你们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奇怪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将要听到的则主要是一些观点即推测。
但这样以为是不适当的。
进一步考虑之后，我则认为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作的理性研究的程度，比起神经病心理学来并不更高。而且，关于我所揣测的上述影响，我也不得不放弃了其他各种解释：现在我们相信，问题在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本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于和它打交道。总而言之，如果你们在进行判断时比以前更为保守和谨慎，我是不会惊奇的。
如果在研究的开始，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我们就可望找到探讨的方法。我们期望以自我，即我们自己的自我作为研究的材料，但这可能吗？自我就其本质而言毕竟是主体，它如何能成为客体呢？回答是肯定的。自我能够使自己成为客体，能够像对待其他客体一样对待自己，观察自己、批评自己，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使它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余部分。因此，自我是可以被分离的；在它进行某些活动时，它至少能够暂时分离为不同部分。各个部分以后又可以再次结合在一起。严格地说，这并不新奇，不过尽管人们一般都知道这一事实，却仍需我们予以特别的强调。
另一方面，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观点，即病理现象通过夸张事物和使其简略化，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正常的情况，否则我们就会忽略那些正常情况。破损的东西凡是显现出裂口和缝隙的地方，在完好的状态时就是一个接合处。如果我们往地板上扔一个水晶物体，它就摔碎了，但它的碎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沿着解理①（ｃｌｅａｖａｇｅ）的线条形成的。虽然这些线条我们看不见，但却是由水晶物体的结构事先决定的。心灵病人（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②就是这类性质的分裂物与破碎物。
我们甚至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某种以往人们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经避开了外部现实，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知
①解理是矿物的物理性质之一，指矿物晶体受外力作用后，能沿一定方向裂开成光滑面。——中译注。
②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心灵病人是精神病人（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ｅ）和神经病人（ｎｅｕｒｏｔｉｃ）的总称。——中译注。
道更多的有关内部的、精神现实的情况，并可能为我们揭示一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认识的事物。
这些病人中有一类可以说患有以为自己被监视的幻觉症。
这些病人向我们抱怨，说他们甚至在最秘密的行为中，也不断地受到某种不明机构——可能是人——的监视的干扰。
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在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要说这件事情了，现在他正穿衣服要出去”，诸如此类等等。
这类监视虽然不能说与虐待相同，但却相距不远；它意味着人们不能信任他们，想在他们进行被禁止的活动时抓住他们并予以处罚。但是，是否可以说这些心灵病人是对的，甚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着一种这样的机构，它实行监视，威胁给予处罚，它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被错误地移置到外部现实中——可以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对此你们是否会和我产生同样的看法。自从上述临床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来，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自我中的监视性机构与其他部分的分离，可能是自我构造的一个普通特征。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观念，它推动我进一步研究这样分离出来的监视性机构有什么特征和关系。我很快作出了下一步推论。被监视的幻觉其内容已经表明，监视只是评判和处罚的准备，因此我们推测，这个机构的另一功能一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东西。
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像良心那样明确无疑地使我们常常与我们的自我相分离，并很自然地与后者相对立。
例如，我觉得做某种我想做的事情将使我愉快，但我没有做它，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或者，一个有力的获取愉快的愿望征服了我，结果我做了某件违反良心的事情；之后，我的良心便通过令人痛苦的责备惩罚我，并使我对此行为感到悔恨。我也许可以简单地说，我开始从自我中区别出来的上述特殊机构就是良心。但更为慎审的做法则是：使上述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并假定良心是它的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的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工作的自我监视，则是该事物的另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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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我们就给它起一个自己的名字；从今以后，我们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称之为“超自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
我现在准备听到你们轻蔑地问我：你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衰败成只能从实在的原始的意义上去使用那些日常的抽象观念，仅仅把它们从概念转变成事物，此外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对此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想避开众所周知的东西是很难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新的发现，而是要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式和新的整理方式。因此你们现在可以继续保持对我的轻蔑的批评，而我将给你们进一步的解释。病理现象的各种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这个基础在一般心理学中是找不到的。我现在继续往下讲。
我们一旦熟悉了这种超自我的观念——这个超自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遵循自己的意图行事；在能量的供给方面，它是独立于自我的——就必然会注意到某种临床的情景，它显著地表明了超自我这个机构所具有的严厉性甚至残酷性，以及对自我的种种改造作用。
我正在考虑的是忧郁症①的状况，说得准确一点，是忧郁症发作的状况。你们一定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尽管你们不是精神病学家。对于这种病的起因和机制，我们知道得微乎其微。这种病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超自我（你们在心中可能把它称为“良心”）对待自我的方式。虽然在健康时，忧郁病人对自己的严厉程度像其他人一样；但是忧郁症发作期间，他的超自我却变得极度严厉，它折磨、羞耻、虐待可怜的自我，并以最可怕的处罚恐吓自我，为了自我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轻率的行为而谴责自我，仿佛超自我在两次发作的间歇期间，一直在搜集罪名，等到现在力量增强时，就宣布这些罪名，并以此为根据对自我进行责备性的评论。超自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水准应用于受它支配的软弱的自我；它通常代表着道德要求。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所具有的道德内疚感，就是自我和超自我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领会德性是一种极为非凡的体验，因为它被认为是由上帝赋予我们的，并深深地灌输于我们心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在这些病人身上）发生作用。几个月之后，因为道德上的全部争辩都结束了，超自我的批评也静息了，于是自我恢复了它的地位，并再次享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直至下次发作为止。在该病的某些状态中，这个间歇期内甚至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自我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快乐状态中，它庆祝胜利，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