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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说北京这么大，熟人这么多，要找一个说话的人，那也不容易。”我说：“你当领导了，忌讳就来了，我们老百姓一身轻，别的没有，自由还是有的，”我张开臂堆积了一个飞翔的姿式，“谁管我说什么？”她笑了说：“说到自由，就从这个话头开始吧。你说老实话，这次来，是以出差的名义呢，还是自己掏钱？”我笑笑不做声。她说：“我早就猜着了，卧铺那边还有一些是空的，可你没买卧铺票。如果别人我就装作不知道了，谁叫你是池大为呢？你想如果是你们厅长来，哪怕是个处长吧，他会自己花钱？一百个出差的理由都有，还要坐飞机，还有补助。想出国抬脚就走，好像在自己家里上厕所。谁自由谁不自由，你自己说？”我说：“你在那个份上呆了也有这么久了，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她说：“这两年我到哪里，都是飞来飞去，可以说是心到身到。对你我没必要炫耀什么，你也不是吃这一套的人，我是说，有些东西，一定要在那个位子上才会有，否则什么都没有，连尊严感都没有。我的体会是尊严不能建筑在一种空洞的骄傲之上。世界就是这样冷漠，甚至说无耻。北京这样，哪里都这样，不存在一种诗意的空间，说到底还是人性太无耻了。昨天我想了好久，觉得有必要刺一刺你，狠了心也要刺一刺你，如果你想到其它同学并不这样刺你，你就别记恨我吧。你再这样下去，就可惜自己这一生了。”我说：“小曼你知道我并不傻，我只是被自己心里什么东西挡住了，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她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个体生存的年代，生存是生存年代的最高法则，是绝对命令，我们的前面除了生存什么都没有。当一切都在现实的平面上展开的时候，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什么精神，其实很苍白，也许迷人，但还是苍白，不能跟现实发生真正有效的联系！我犹豫了三年，放弃了，才有了今天。谁知道你竟坚守了这么久。我因此很理解那些贪官，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早就看透了，不相信什么了。伸手就可以拿到的钱你要他不拿，那怎么可能？他们不过是按照生存的法则办事罢了，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转弯子的过程，煞费苦心去讨论对不对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你吧，太敏感了，就把自己拘起来了，要不十年前我们也不是那样一个结局。有时候想起来我也恨我自己当年太骄傲了，就不肯委屈自己一点。”我说：“当年你委屈了自己，今天就要坐硬坐出差了，还想飞来飞去？”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是服务小姐送点心来了。我正想应一声，许小曼用一个手势制止了我说：“等等，让她敲。”外面敲了一会，又停一会，再敲。我说：“让她进来吧，她端着东西老站在那里也不好。”她说：“你还是那么心软，你总是心太软。”就应了一声，小姐进来，脸上还陪着笑，把小笼汤包放在桌上去了。许小曼说：“她心里不火？火还得笑着，谁叫她是个服务员？小人物就是这样的命运，她有自由？自由是有些人的特权，你不要善良而一厢情愿地想象他们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框在里面。这些年我看透了，心也变硬了，柔软的一部分像淬了火一样也有相当的硬度了。你不硬，不跟下面的人拉开距离，他能跳到你头上，稳稳地骑着你。”我说：“好像这些话不应该从许小曼的口里说出来。”她说：“现实如此现实，叫人怎么去说风花雪月？去掉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裹，深入到事情的核心，就这么回事。”我说：“想想也真是这样，我又不傻。”她说：“你想通了我们来做个实验，你说，一加一等于三。”我笑了不做声，她说：“我说了等于三就等三。”我于是说：“一加一等于三。”她说：“这里有两种包子，你掰开一个看看。”我掰一个，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你说。”我说：“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用手指一指我手中的包子。我说：“我说不出口，太残酷了。”她说：“你回去练习练习，把心里挡着你的那些东西踢开，你管它一加一等于几，管它是马是鹿？习惯了就好了。”我说：“我还是搞我的业务吧。”她叹了口气说：“大为你去搞业务也好。明年你报个课题上来，我替你活动活动，让评审组给你批了。”我吃惊说：“专家听你的话，他们一个个傲得跟什么东西一样。”许小曼望了我一会说：“大为你是真书呆子呢，还是装书呆子？你不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我说：“我想着一个国家课题挺遥远的，也挺神圣的。”她说：“那些傲慢的人也不能对谁都傲吧，他们也有要过别人手的时候吧。”我吸一气说：“小曼我真的小看你了。”她说：“现在知道哪里有自由了吧。”于是我就说了中药现代分类方法这个题目，她听了说：“有这么巧的事，跟匡开平报的差不多。”我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什么时候？”她见了我的神态，也紧张起来说：“怎么了，他是上个月找到我家，给我看了一个计划，初步的论证都有了。”我一拍桌子说：“天下它偏有这样的人！”杯子里的茶都溢出来了。我把两个月前的事说了，许小曼说：“世界这么大，到什么地方去咬不行，偏要咬老同学。”又说：“说怪也不怪，咬别人交得着吗？谁不想扩大自己的空间？”我说：“这也是绝对命令。”她说：“你见了老同学就说实话，太老实了。你明年只管报来，你有前期成果，他没有。他想弄成？那不可能，不可能，他成了精怪都不可能。”我说：“明天还有一个聚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见面。”她说：“这就是你要进步的地方了，他都不怕，你怕？是谁做了贼呢？没这点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能在圈子里混？”我苦笑说：“我就是如此地无用，幸亏当年──不然连你也给害了。”她望我好一会，像要把我看透似地，幽幽地说：“那也不一定。”
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小曼的眼神有点变了，我装作看不懂，心里有了点不知所措。她说：“那也不一定。你以为我现在很幸福吗？”我说：“看上去还不错，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吧。能活到这种境界，满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她说：“那也不一定。我和他倒是门当户对，凭着这一点走到一起来了。不然的话，我到今天的份上还要晚几年吧。可他们那些人吧，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道德感。他们从小就看穿了是怎么回事，世界是为他们安排的，有了钱，不够，又有了权，还不够，还要有女人，以及一切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他跟公司的女秘书有了那么一手，我装糊涂都一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了，我生了女儿不久他就开始了。你相信我有这么好的忍性？我忍了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吧。想一想能干的男人要他一辈子只跟一个女人，那不可能，换一个男人还是那么回事。世界对女人太残酷，我得认了。我不认了不装糊涂，揭开来吵翻了，反而给外面的女人机会了，她还要找上门来跟我竞争。罗雅芳就是在这种公平竞争中出了局的，所以她这次聚会都没来。人家大学刚毕业，我女儿都六岁了，公平竞争？想一想皇后都要忍了三宫六院，我还不算最倒霉的吧。想想他们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扫来，我也就忍了。男人就这么回事，你让他为你变了，不可能。”她说着身子渐渐斜在沙发上，“我说我不幸福，你信不信？”我点点说：“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她说：“他是个聪明人。”我说：“你装糊涂，他对你装出来的糊涂又装糊涂，这两个人不是天天演戏，怎么演得下去？”她说：“有什么演不下去，明天你见了匡开平，还是老同学嘛。”我叹气说：“别人碰到这些事不奇怪，可许小曼碰到这样的事，我就不服气，你是许小曼啊，当年是什么人物？”我翘起了大拇指，“什么人物？”她自嘲地笑一声说：“女人还能说当年？”说着手缕一缕头发，顺势往桌子上一搁，碰着了我的手，就慢慢地靠拢，握在一起，越握越紧。两人都不说话，我感到紧贴的掌心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一下，两下，非常清晰。我仔细去体会那颗小小心脏传递的情绪，心中掠过一丝柔情。怎么办？我是男人，我应该选择一个方向了。我紧张思索着，想到对面的人是许处长，不是当年的许小曼了，我平静下来，飞快地瞥了一眼手表。许小曼马上松开手说：“我们走吧。”走到外面，她挥手叫了夜游的出租车，望也不望我说：“你妻子她真幸福，真幸福啊。”
第二天大家聚餐，许小曼把我拉到匡开平那一桌坐了。酒至半酣，许小曼接过一个同学的话头，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说：“池大为你说你明年要报一个课题，是哪方面的？”我没料到她会来这么一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装着吃菜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是中药现代分类方面的吧。”我把眼珠轮上去，瞟一眼匡开平，他脸色都变了，拿起一杯啤酒遮了脸，仰头喝下去。许小曼说：“这个选题听起来还不错。”又转了话题。下午许小曼要送我去车站，我挡住了她。她给我一个信封说：“票在里面。”我说：“那八百块钱，我回去马上寄给你。”她说：“那我就是贪污了。书呆子，四万多块钱做八百块钱的手脚还做不出来？”我笑了说：“如今的许小曼，大小权力过手都要操作一下。”又说到匡开平，她说：“明年你只管报吧，问题解决了。”我说“许小曼你真有你的啊，你偏敢那么说。”她说：“他都敢你不敢，那你就等着他骑着你跑吧。”
到车站我拆开信封，卧铺票溜了出来，订票的二百块钱还在里面，我还以为是找回的零钱呢。
40、一种说法
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我的思维非常清晰，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到北京这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这是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诱惑。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跟着走。我忽然意识到“跟着感觉走”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除了几个敏感部位，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可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时代变了，我变不变？别人都轻装上阵了，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而我还在原地徘徊。巨大的潮流涌来了，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不，不止是震动，简直就是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只有跟上潮流，才有希望。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