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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都是小事。”马厅长说：“小事也跟我说说，我看有几斤几两？”我厚着脸皮把事情说了，又说：“我主要是想到以后怎么更好地开展工作，稀稀拉拉开个会，我以后就不好说话了。”马厅长笑了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这就打个电话。”放下饭碗就去了书房，我拦也没拦住。一会出来说：“你明天照常去上班吧。”董柳说：“马厅长你别信大为的罗嗦，烦不烦？这点小事还要您来管，那您一天到晚还有时间吃饭睡觉？”沈姨说：“那也要看谁的事。”吃过饭马厅长看新闻联播，我们就逗着孩子玩，董柳跟沈姨有讲不完的话。玩了一会我们就告辞了，走时渺渺喊：“一波哥哥明天再来，跟我玩。”到门口沈姨说：“小柳子你把池大为打扮得正规一点。”董柳说：“他随便惯了，一年到头就是一件夹克。”马厅长转过头来说：“以后有什么事其实可以打个电话来。”上了公共汽车我说：“以后对马厅长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还演什么双簧？没有他看不清的事！谁的屁眼里夹着怎样的屎撅子他不知道？”董柳说：“出门时他说那一句，我都不好意思了。马厅长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也要诚心相对。”又说：“沈姨要我把你扮得漂亮点，你明天去买几件好衣服。”我想着沈姨的话，正规点那就是西装革履，这话有信息含量，可不是随便说的。我说：“好衣服几百上千一套，你又扯得心里痛了。”谁知她说：“明天跟董卉借三千块钱，把你从头到尾武装一下。”看来她也不是不懂要投入才有收获的道理。
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办公室，袁震海推门进来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今天下午的见面会吧，下午一上班就开，扎扎实实开半个下午，开完了再去考试，你准备讲个话吧。”我说：“见见面认识认识同志们就可以了，搞那么认真干什么？”他说：“晚上吧，大家到随园宾馆去开两桌，搞几瓶啤酒，吃了喝了大家去潇洒它一家伙。你会打保龄球？”我说：“开不开会其实也无所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大家认识一下也好，潇洒就不必了吧，处里那点钱也不容易。”我趁机把小金库点了一下。他说：“我们处里虽然穷，这点钱还吃不穷吧。”就这么定了。后来我才知道两年前小袁他升了处长，全处的人包了一辆车，到郊区的白鹭渡假村玩了两天，花了几千块钱。他什么都懂，正因为太懂了，就装作不懂，想敷衍一下算了。你精明吧，我池大为就是傻瓜？事后觉得去马厅长家一趟实在很有必要，进了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一个人定位啊，不然皇帝怎么要搞个登基仪式，为什么要臣子跪拜？形式就是实质，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
有了职称，又有了位子，好事要送到你鼻子底下来，不要都不行。我的工资一年里提了二次，厅里又给家里装了电话，每个月报销一百块钱电话费。想一想这一年的变化，真有一点要飘起来的感觉。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博士读上了，工资涨了，别人对我也客气了，我说话也管用了。权就是全，这话不假，不到一年，天上人间啊，再往前走半步，真的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这半步的意义实在大得很，不追求不行啊。以前看着别人为了那半步绞尽脑汁，怨气冲天，哭哭啼啼，觉得非常可笑，大男人的，值得吗？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这半步的份量和含金量。人嘛，也不能说谁是野心家，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批判什么人说他是野心家，那实在是很可笑的。我以前一点野心没有，谁又照应过我那么一点半点？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人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鼻子底下那点东西我肯定是要的，虽然我有时又跳出去把它叫做“一堆牛屎”。人生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只能站在自己脚下这几寸土地上去想事情，而不能跳出去想，跳出去想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东西什么也不是。对世界来说我渺若微尘，可有可无，我什么也不是，今天就死了地球照样转，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意义的全部，我的存在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世界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的反差实在太大太大了。人就是这样可悲可怜可叹。鸡每天琢磨什么？鸡从来不琢磨意义问题，它琢磨那几粒米。自己每天都在琢磨什么？像猫一样警觉，把捕捉到的每一个信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种眼神，一丝笑意等等仔细地加以分析，并力图通过这种信息钻到对方的潜意识中去。晏老师告诉我的处世之道百试不爽，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就行了，可千万不能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时用的。
春节之前袁震海找我商量说：“大家这一年都辛苦了，今年就多发点奖金吧。”我来了近两个月也没搞清处里小金库有多少钱，就趁机说：“不知处里还有多少存货？”他说：“存货嘛，除了厅里发的，我们每个人再发它一两万怎么样，钱留着也是个祸害。”我一听这个数字，脑袋“嗡”地响了一下，这不是工资的几倍吗？怪不得别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我以前都想不通。我知道每年省里搞资格考试，复习资料都是处里找人编了发下去的，没想到好处有这么大。我说：“我刚来不久，就少拿点。”他说：“你来了就是处里的人，怎么少拿？本来想元旦前就发了它的，知道你会来，我就压下来了。”我马上说：“袁处长为我想得这么细，我真的不知怎样才好。我还是拿最低的那个档次算了。”他说：“我们按惯例，下午我叫小梁取了钱，把帐做好。”我想着这点钱我还不能少拿，钱发下来总有个等级，我不在中间过渡一下，他就太突出了。晚上我拿了一包钱回去，递给董柳。她打开报纸一看是三万块，张着嘴在桌边站了好一会说不出话来，眼睛都直了。事后我悄悄问处里那些人拿了多少。也有说一万一的，也有说一万二的，没有人知道袁震海是多少。我心里很不安，怕他们有意见，可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我想着他们肯定都有怨气，全部都活活地憋死在肚子里了。能不憋吗？我没告诉他们我拿了多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这么好的群众，当领导也不难。
62、人民公敌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门外有个人探头探脑。第二次看见他我问：“找谁？”他轻手轻脚走进来，很谦逊地笑了说：“您就是袁处长吧？”我说：“你是谁？”他打量我说：“我找袁处长。”我说：“有什么事？”他陪笑说：“这么说您是袁处长了？”我说：“有事就说事，没事就下班了。”他退了一步，摸着椅子边坐下来说：“袁处长，我是从云阳市来的，有件事想请您老人家……”我一听马上打断他说：“这些事你明天找袁处长说。”我看他神态有点诡秘，本来想摸一下底，他这一开口我觉得不对，以后会有麻烦的。他一听马上跳起来连连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退着出去了。晚上袁震海打电话到我家说：“云阳市有几个医师想申请办一个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是不是你处理一下？”我说：“处长你看着办就可以了。”他说：“你也熟悉一下业务吧。”放下电话不久，云阳的人就来了，就是下午那个人。他进门就连连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找您池处长也是一样的。”董柳给他倒茶，他说：“我姓苟。”又一笑说：“爹娘没给个好姓。”用右手在左手掌上一笔一划写给我看，又说：“据说池处长跟我同届，都是七七级的？”我说：“有什么事就说那个事吧。”他说：“我在云阳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干有十年了，也可以说在云阳小有名气了，现在是越干越窝囊，医院门口卖水果卖槟榔的都有十万二十万了，我还是一双空手，老婆在家里念，被她念烦了，想想还是出来自己打湿一下鞋子。”我说：“想申请营业执照？”他一拍巴掌说：“池处长对我们这些人真是体贴入微呢。”我说：“你们把材料准备好，明天到处里去谈，最好还是去找袁处长。”苟医生说：“池处长池处长。”就上来拖我的手，马上又放开了，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的黑夜咳嗽三声。不一会又上来一个人，提着个大塑料壶，气喘吁吁的。苟医生说：“这是毛医生。”他的口音很重。“毛”听去怎么也像“猫”，我想着今天这是狗也有了猫也有了。我说：“谈工作就谈工作，送东西干什么，你们要送明天送到办公室去。”苟医生说：“这是我们那里特产的茶油，省城里什么没有？只好送点特产是个初步的意思，初步的意思。”坐下又说：“我们的手续绝对都是正规的，研究所七个人，有五个本科毕业，两个大专毕业。”从包里掏出材料给我看，市卫生局的章都盖好了。我翻了一下说：“材料也不能说不齐，只是现在提出申请的有好几家，一个市里还办几个研究所？如果只是个诊所，到市卫生局批就可以了。”他说：“所以就来找池处长帮忙，这是大恩大德的事。”我说：“如今这个行业是暴利行业，想动脑筋的人不少。”他说：“所以就来找池处长您老人家帮忙。”用胳膊碰毛医生一下，毛医生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苟医生对董柳说：“嫂子借个地方跟池处长说几句掏心窝的话。”也不等董柳回答，就朝房里走去，我跟在后面说：“有什么话在客厅说也是一样的。”他关上门说：“什么事情都有个惯例，我们也就按惯例办事。池处长您老人家在这个位子上，应酬那么多，几个工资怎么来得及？”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说：“这是一点小意思，说真的还算不上什么意思，给您的儿子买几颗糖甜甜嘴吧。”我说：“这个我不能收，你要我犯法？”他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们是朋友吧，对吧？谁说送点东西给朋友要犯法，法律还要讲人情吧。你收了什么？什么也没收！如果哪天我老苟说您池处长收了什么，那里血口喷人，是污蔑，是搞陷害，你要我拿出证据来！”我说：“我刚上来没几天，你要我下台？还是明天到处里去说。”他说：“这是惯例，其它的市也是这么做下来的，未必我们云阳就不同？”说着抱了拳作揖打拱，“我们几个人，包括这几家老小，都要对池处长您感恩戴德，把您老人家的好处铭刻在心里。”说着突然开了门，跑了出去，我追到客厅，他已经关上门出去了，比兔子还快。
我回到房里，抓起那一包东西说：“这是多少？”董柳掂手一掂说：“应该是两万。”我说：“那坐牢够条件了。”她说：“卫生厅要轮到你来坐牢，那你还没资格，批了这么多文下去。你看见谁坐牢了？拿着怕什么，真坐牢了我跟你送牢饭。”我说：“我屁股还没坐热呢，几万块钱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我仔细考虑了，第一，苟医生是从袁震海那里来的，我收下了他肯定知道，可以说他把事情推给我，就是要我做这件事，这样他自己也安全了。苟医生说惯例，那不是空｜穴来风。第二，难保苟医生身上没带录音机，把那些话都录下来了，将来就是把柄，我一辈子都得被他牵着走，黄泥巴夹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这么一想我决定了钱不能要。我说：“这钱不能要，这比炸药还危险。”董柳说：“那也随你的便，我们那么苦都苦过来了，现在缓过气来了，还怕没口饭吃？”我围着这包钱转了几圈，看了又看，再用手去摸了摸，手心有一种发烫的感觉，我看了看似乎有点发红，赶紧到厨房用冷水冲了一下，手心还是火辣辣的。这种火辣的感受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想起自己在上任时就下了最大决心，手中的权尽可能用足，但决不做超越界线的事。可想一想吧，两万块钱，往柜子里一塞就是自己的了，特别是，并不要为它去做什么冒风险的事，执照批给谁不是批？钱毕竟是钱啊。现在几万块钱塞过来，还作揖打拱要我收下，可去年为了一波住院，两千块钱还要到处借。人还在这个院子里，还是每天上班，还是这个人，可根本不是一回事了！钱，拿着，事，办了，两厢情愿，难道还有人来咬我不成？这样一想我又犹豫了。在灯下看了一会书，熄了灯睡下。刚睡下又想，万一醒来钱不见了怎么办？也保不定正好进来一个小偷，甚至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钱弄走了呢？我在黑暗中撑起身子，把桌子上的钱抓过来，塞在枕头下，就有了踏实的感觉。睡下来感到硬硬的一包硌着头，左塞右塞不硌头了，可总感到朝着钱的那一面头皮发麻，像原子能在辐射，又像将要起爆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