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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话说就是换位。比如可以让河流改道，河北面一些属阳的地方就到了河的南面，反而属阴。后来的风水先生为什么总是建议起屋时座北朝南？为什么朝向已定的建筑为了改变阴阳变化而设立一些机关、玄关？无非是通过人的行动改变自然天成的原始状态。”
张仲平说：“等等，我上次去你公司，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八卦图，是不是跟你刚才讲的有关系？”
胡海洋笑笑，说：“算是吧。易，变也。易的含义因蜥蜴而生，蜥蜴是冷血动物，是变色龙，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的颜色。可是，当我们对所谓的变色龙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时，是不是更应该对它天生的应变能力赋予一种由衷的尊重呢？”
张仲平说：“难怪你办公室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蜥蜴图。当时我觉得怪怪的，想开口问，又怕唐突。行，你接着把姬昌的故事讲完。”
胡海洋说：“姬昌坐了几年牢？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呀。一开始的担惊受怕慢慢地钝化了，总得找点事来打发时光。再说了，如果他整天担惊受怕，吃饭睡觉都想着悬在头上的那把看不见的刀，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抑郁而死呜呼哀哉。姬昌于是决定研究伏羲八卦，丰富伏羲八卦。郭沫若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八卦的根柢，与古代生殖器崇拜有关，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并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在姬昌眼里也是这样，慢慢地，一个宇宙摆在他面前了，人的各种状态一一在他眼前呈现，原来刻板的、呆滞的东西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父子君臣，不再是上尊下卑，而是相互依存。一年四季循环往复，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天道为阴阳，地道为刚柔，人道为仁义。三道包罗万像，互动制掣，变化无穷。原来伏羲的八卦远远不够了，将其重叠组合，就有了64卦，384爻。先卦像，后卦辞，卦卦递进，相辅相成。宇宙万像，社会丝缕，一切玄机都襄括其中了。”
张仲平说：“胡总这些说法太专业太深奥了。一般人也就关心昌姬的命运，怎么样？他头上的那把刀落下来没有？”
胡海洋说：“没有。后来纣王放了姬昌。姬昌次子灭纣而立周朝，并封姬昌为文王。怎么样，够张艺谋拿出拍一部电影了吧？”
张仲平说：“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臭，他最近的那部片子非常弱智，简直就叫风光儿童片。我刚才在想，姬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很难说。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在想，纣王完全可以杀姬昌为什么没有杀他呢？他难道不懂斩草除根的道理？姬昌是不是在冥冥之中调动了神灵的力量以自救？姬昌被囚禁，无疑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姬昌没有这一出，是不是也就没有了《周易》呢？”
胡海洋说：“张总你这几个问题提得都很好，你再仔细想一想，社会上的哪一个人不都是孤独无援的？谁能够真正控制得了自已的命运？姬昌做到了吗？纣王做到了吗？纣王以骄奢淫逸、拒揀饰非、残暴无道闻名于世，可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庸碌之辈。为帝之初，也是很有作为的，曾推动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发展。人有命运吗？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并能预知吗？其实，鬼神的力量与其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现像，还不如说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与慰藉。所以古寺大庙才会成为芸芸众生寄托梦想、寻求庇护的福地。最底层的老百姓是这样，达官显贵政要巨贾更是这样，因为即使是后面一种人，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因素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沿用我们下午的比喻，他们是真正的大鱼。而鱼越大，目标也就越大，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就越多，谁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渔网渔钩现代捕鱼器在等待着他们。”
张仲平说：“胡总，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一种消极宿命的味儿？”
胡海洋说：“不对，不仅不对，而且正相反，对限制的认识与洞察是自由的开始，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社会中生活。按照拟鱼化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既然我们逃脱不了成为鱼的命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条大鱼。小鱼有小鱼的快乐，大鱼有大鱼的风险，但是，毕竟大鱼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要大得多。海纳百川，鱼游大海。在我们的比喻中，大海是没有工业污染的童话世界，是梦幻的乐园，总是令鱼心向往之，不管有多少暗道机关，鱼总是要向大海游去的，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张仲平笑了笑，说：“看不出胡总还是一个诗人，要转回去十几二十年，我们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坐而论道，而是一边豪饮发酒疯，一边高声朗诵普希金惠特曼了。”
胡海洋也笑了，说：“张总你也不要嫌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人们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总是忍不住打比喻，但任何比喻又总是蹩足的，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所以，沟通的最高境界是不说话，所谓的此处无声胜有声。次高境界是少说话，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仲平不住地点头，说：“对对对。我还想知道，胡总是怎么迷上《易经》的？”胡海洋说：“我们公司有个皮顾问，我对《周易》感兴趣，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张仲平说：“皮顾问是谁？是不是世外高人？”胡海洋说：“不是高人，也不是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厅级干部。”张仲平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优秀人才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里面。胡总能网罗到这样一条大鱼为你所用，不简单呀。”胡海洋说：“你错了。他早就不是什么厅级干部了，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像周文王一样，曾为阶下之囚。”张仲平说：“怎么回事？”
胡海洋说：“这个皮顾问其实是我的亲舅舅。我跟他的关系挺奇怪的，他在台上那会儿，我还没有下海，想换个工作，求到他头上，他死活不肯帮忙，还跟我说了一番大道理。后来我下海赚钱了，表妹上大学，我送了五万，既是真心感谢他当初没有帮我解决调动问题才促使我出来自己干，也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你猜他怎么着？不仅分文不收，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没有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哪里来你们这些暴发户？我舅舅是个清贫的人，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他家里也实在太寒碜了。人造革的沙发，水泥地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简陋家具，连我这个做侄儿的都看不过去。我舅舅可不是做秀，也并非天生的怪人，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够受人尊敬的了，试问现在的干部有几个纯粹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反过来说你如果只靠那一份奉禄，你就只能安于清贫，你刚才说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精英都集中在党政干部队伍里，这话没错，却不一定是一种好现像。我认为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直接创造财富，做企业或经商，这样，他的付出和获得才能对等。否则，老在官场上混，混得出来还好，混不出来，就会心里不平衡，要么变成庸才，要么就会想歪点子捞钱。这话扯远了，还是说我舅舅吧，他在仕途上倒是一帆风顺。当过中学校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事事处处都以焦裕禄为楷模，在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树立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形像，群众口碑甚佳，他从县里往地区调时，数千百姓含泪相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还以为是拍电视剧。任地委书记期间更是掀起了廉政风暴，开会或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现‘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行署专员收了别人一台冰箱，他召开民主生活会三番五次劝其退回。他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相反，工资中的一部分还用在上访群众住宿和交通上。炎炎暑日，他不开空调，摇着蒲扇办公，他说企业和农村用电紧张，能省一度是一度……他的事迹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所有媒体上作过报道，他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绝对不是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人。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沦为了囚犯，而且，罪名是受贿。这样一个人会搞腐败？我真的不敢相信。心想他肯定是权利之争的牺牲品，原因很复杂可能也很简单，就是他搞廉政建设时得罪了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迫害，或者说有小人加害于他。那时我压根没想到，那个”小人“竟然是我。舅舅防范拉拢腐蚀的警惕性一向很高，把自己的清白看得比生命还重。那时我大学一位同学在城市信用社工作，赶上一个晋升主任的机会，候选人有三个，我那同学各种考评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可心里总不踏实，求到我头上，希望我跟舅舅说说，打打招呼。我刚下海的时候，这个同学帮过我，所以对他的托付我也十分重视，特意去找舅舅，也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组织部门能够秉公办理就可以了。一句话，不是要帮他走后门，而是要防止别人跑关系。我舅舅对我根本就不理不睬，还说我干预朝政。后来，我那位同学顺利上任了，心里还是对我舅舅存了一份感激。他以我舅妈的名义办了一张两万块钱的银行卡，要我送给我舅妈，我退了几次退不掉，还差点跟同学闹僵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给舅妈送去，又不敢说真话，怕舅妈不要送不掉，也就含糊其词，说是赞助两个弟妹上学的费用。也巧了，没几天我舅舅上中央党校学习，舅妈就把银行卡交给了舅舅，舅妈也没说那卡是我送的，舅舅就以为是自己家里的钱。后来我那当了信用社主任的同学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博，输掉了好几百万，触犯了刑律，到里面说了那2万块钱的事，便成了舅舅受贿的证据。舅舅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两年，缓期三年，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舅舅在看守所呆了七个月，那天我和舅妈开车去接他，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是我害了他，没脸面对又不得不面对。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面容憔悴、目光呆板、身板佝偻的舅舅，因为听说他在里面吃了不少苦，还曾经企图撞墙自杀。我压根儿没想到，除了稍稍疲倦一点以外，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也不对，应该说没有改变的是他的外型，举手投足间的那种官威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神情显得很安详，他的目光含蓄而又深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真实，像个实实在在、心平气和的智者。社会上对舅舅的议论走了两个极端，老百姓为他扼腕叹息，也有少部分人暗中弹冠相庆。舅舅在家里休整了不到三天，就重新上岗了——他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委办公楼斜对面一个小门面里摆了一个烟摊。这事又惹发了好一阵议论。我对舅舅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曾经提出高薪聘请他到我的公司里任高级顾问，同时划拨给他相当数量的公司股份，舅舅接受了我的道歉，毕竟是我的愚蠢导致了他以那种方式离开工作岗位。但对我的馈赠却竭力拒绝，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为了理解舅舅，我曾经花了三天时间陪他在摊子上卖烟。那是两个人默默静坐的三天。直到最后一天收摊之前，舅舅才开口说话。舅舅说，每天看着过去的上级下级同僚，从那座高拱的大门里进进出出，或步行，或踩单车或坐小车，总感觉到他们无非是一条鱼一群鱼。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呢？没有了政治抱负和利益纷争，反而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人的一辈子什么最重要？自由和健康，如此而已。舅舅说的那些鱼从来没有踱到或游到他的烟摊来买过烟。这很好理解，大家见了面说什么呀？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以前的同事开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家里去窜门，不是去叙过去的同事之谊，而是求他测字打卦。因为那会儿我舅舅测字打卦的英名已传得神乎其神。但我舅舅对于仕途中人总是有求无应，推说本日已打完三卦，有事明天请。结果人家第二天早早地来了，得到的却还是昨日那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明白了，我舅舅不跟当官的测字打卦。这反而使他在民间的名声更加鼎沸起来。我对他本来也不是那么迷信的，认为社会上关于他的那些传言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糊弄糊弄张家大妈李家大婶还行。舅舅帮人测字打卦是要收钱的，收多收少却很随意，以此作为摆烟摊的一种补充。这样过了几年，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国内开放B股市场你知道吗？在这之前，很多机构大户手里都有一点B股的筹码，那时候国内不能买卖，要有香港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到香港去做。可是B股市场长期低迷，我先后在里面投了千把万，感到有点熬不住了，准备悉数抛掉。行前我去看他，想带他顺便到香港去看看。他不想去，却主动提出来为我打一卦，打出的卦让我心里凉了半天，更加坚定了清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