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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员们以学为主，经常集中上课，学习声乐、形体、台词、表演，之外就以观摩剧团的演员排戏、演戏为辅，学员上台去演的机会很少，演也是去跑龙套，演个甲乙丙丁什么的。在排演的剧目中，演主角的主要演员很受剧组上下的抬举，人人对他们照应殷勤，毕恭毕敬，演配角或跑龙套的演员，就无人问津无人关注的，两者相比，一边是“热闹”，一边是“凄凉”；有些演员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岁数了，还在演配角、跑龙套，受人冷脸。学员们接触一阵，都明白了演员的饭吃起来并不都一样，没信心时叹口气，有信心时就信誓旦旦地，都说将来要当主角，不当主角就不做演员了。卞银薿想起家人为她当演员而设的“庆贺餐”的那一幕，也是动力十足，决心要为家争光，好好地学，想家人想的演员其实就是演主角的演员了，她也一定要当主演。决心有了，好像就是实现的基础了，心中有数似的，预感的只是成功，将来就是明朗的，每天迈的步伐是欢快的。
卞银薿说：命运是被爹妈给的这张脸改变（3）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学员们入了“演员”的行列，有资格上台正儿八经地演戏了。这是他们早就期待的。团里每上一部新剧目，团领导就像公榜一样先要宣布出参加演出的演员名单，那个时刻是演员们最为紧张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演员心里都盼着自己先进入名单吧，进入名单了又盼望着能分到一个主要的角色；分不到主要的角色，就希望分到一个主要的配角了，依次类推，他们的希望步步降低。站在最底层，他们就等待着向上爬的时机了。每一个新演员都难脱这种“期待”、“等待”的窠臼，有耐心没耐心都得熬着。在这一过程中，能找到“路”的人，就走了捷径，没“路”的人只有路一条，就是“等”！等机会，等运气。有路的人，他们的路就是他们与团领导能够搭上一条不同寻常的关系，得到领导的照顾了。他们或是靠着同行的父辈与领导的关系，打通领导；或是靠他们自己，以他们出色的“接触”能力，能够接触上领导，走近领导，接近领导，和领导越来越熟，越来越亲。领导只要点头了，他们出演角色的愿望就实现了，角色就是他们的了。单靠“等”的，要等的是机会、运气，就是等到一个非你莫属的主要角色了，那角色的一切就是你身上的一切；或者主演生病，发生了意外，角色给谁，谁就上了，像接到了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否则，剧团有台柱子在的，同拨的演员水平难相上下，谁演不行呢？
进入了演员的竞争中，卞银薿自然地适应了，原来的期待值也不知不觉淡化了。在“路”的方面，卞银薿没有也不会，她的盼望也只有等了。她的好形象在剧团都是数得上的，但是，每次给她分配的都是跑龙套的角色。她心里总是说：慢慢来吧。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四年了，她还在跑龙套。起初时，剧团发的演出票，她都上心地为家人要上好几张，家人去了，看她跑龙套也很新鲜有兴致的，起初一两次，家人还安慰她不要着急，也是说慢慢来吧，哪个演员不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后来，看多了她跑龙套，就觉得索然了。一次，母亲忍不住用埋怨剧团的口气说：跑龙套没什么戏的，就不该叫演员演，演员在台上没有戏演的，就是白费了。卞银薿听着，很心酸。以后再有演出了，她就一张票都不要了，家人懂得她的心情，也就不说想去看的话了，本身没有卞银薿什么戏的，他们更没兴致看了。
在与卞银薿一拨的演员中，有三个演员都演过两三次主要配角和主角了，算是出来了。其中女演员有两个。她们论形象自然是比不过卞银薿，她们的戏也不比卞银薿强到哪儿，她们的受器重，主要还是因为她们有“路”，一个是有家庭背景，其母亲是文化厅的干部；另一个是靠的男朋友的路，那男朋友的父亲是剧团的副团长。有这样的强路子，她们不出来，反倒多怪了。剧团的人都心态平衡地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怨只怨自己没有路子了。卞银薿也同样能够接受这种现象，虽内心有些不服气，却不想和她们比，比是比不了的。但是，有一次她就忍不住了，去找了领导。那天，在新剧目的排练现场，演女主角的演员因为跑龙套的卞银薿不小心踩了她一脚，就给卞银薿上起课来，说她做了四年的演员，还跑不准位，这辈子就跑龙套吧。那个女演员就是母亲在文化厅的。卞银薿受不了的不是她的说教，而是她的做派，她和卞银薿差不多大，又是一拨的学员，摆出的资格却是像她的老前辈一样。卞银薿把眼泪转化为力量，排练罢，就去找了团长，借着劲，把心里的不服，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团长倒心平气和，却只说老好话。说到卞银薿总跑龙套的原因，团长一本正经地解释安慰她说，话剧是不以形象论优势的，是要看实力；而实力的评判，不是自我感觉的，是导演说了算，他们领导是决不干涉导演工作的。卞银薿知道团长是勉强应付的话，但她并不想“揭发”什么或较真到底，揭发了较真了，不但没有结果，还会增加她的“各色”，对她没有益处。
卞银薿赌气地问了个毫无关联的问题，说：形象不重要，当初你们为什么要招我进来呢？
团长见她委屈的样子，哄小孩似的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是看中你会演电影，你有表演天赋吗？
卞银薿抓着团长的话，自嘲地说：我天天跑龙套，哪儿有表演天赋！
“慢慢来，慢慢来，年轻人，机会多着呢。”说着，团长摆摆手，安慰的意思。
卞银薿知道团长只会说官话，再说下去也不会改变什么，扫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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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倒是有了些改变，在之后的一部剧里，卞银薿首次演了一个有十多场戏的配角。她想办法弄了二十几张票，给了家族的人。卞家能来的人都来了，他们坐在台下，将卞银薿当明星一样欣赏。
卞银薿和家人都以为，配角宣告了她跑龙套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她将转运了。却并非如此，演完配角之后的一部剧里，卞银薿又跑了龙套。再接着，也只演了个有几场戏的小配角。这样，一年又过去了。是倒退也好，不长进也罢，卞银薿已经无所谓了，无所谓是她没有刻意去争取的心罢了，并不是不在乎，说起这事，或者想起来，心里就十分地不舒服，觉得这样下去，真还不如不做演员了，徒有其表的，无聊。她做了演员后，逐渐地学会了穿戴，穿戴得与众不同；同时，通过表演的训练，演员堆里的熏染，使她不自觉地修炼出了一种超脱的气质，就像大众看艺术似的，她在人们的眼中，高高在上的。加上她本来具有的出色外貌，走在人群中，有如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了。尤其，她走进自己家住的那片院里时，几乎都认识了她的院里人，望着她的身后，议论纷纷，来来去去地他们的嘴里吐出的无外乎都是赞叹羡慕之词，赞叹羡慕地无外乎就是她出类拔萃的外表，不一般的气质和她演员的职业。每当那个时候，卞银薿总会情不自禁地骄傲得意，久而久之，她习惯了人们的叹羡，不再当回事，不当回事是觉得理所应当之后的不以为然，其实是更当回事的。但是，一年一年地她在表演上没有起色，再经过人们的身旁，她没有了一点骄傲，反倒有种自嘲的心态，想：她“一无所有”的，有什么好羡慕呢？人再漂亮，顶什么用呢？
卞银薿说：命运是被爹妈给的这张脸改变（4）
依据剧团里演员发展的规律，一个演员在五年内没有奠定进入主演的行列，以后转机的机会就很少了。卞银薿已经过了五年。她以为，自己可能就像一些“混”不出来的老演员一样，一辈子就做“龙套”演员了。真那样了，她就只有认命了，就当她做的不是演员的工作吧。想得多了，心态倒平和了。在她不再在乎的时候，她却得到了一次命运转机的机会。1986年的开春，她被北京的一个导演看中，被借到北京，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导演选她纯属意外。一天，导演无意中翻了一期《新舞台》杂志，那期杂志上正好登了卞银薿剧团的一部剧，而那部剧正好是卞银薿参加的唯一一次戏最多的，就是有她十几场戏的剧。剧中主演和配角都有介绍，介绍时附带了演员的生活照片，导演那时正在四处挑选影片中的女主演，女主演要求年轻、漂亮、气质好，看到卞银薿的那张生活照片，导演眼前一亮，觉得卞银薿正是他要的形象。第二天，导演亲自奔往兰州，到了剧团，见了卞银薿，见后，觉得是比照片还要好，当即就定了卞银薿，并与剧团签了借用卞银薿的合同书。
电影拍罢，倒也没有什么，卞银薿回到剧团，该怎样又怎样，一如既往的。但是电影全面上映后，女主演卞银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注意和兴致，报纸、杂志上不断有观众的来信，对她评论纷纷，兴趣盎然。观众不仅对她美丽的外貌和独特的气质充满赞誉，并且肯定了她的演技；赞誉不是主要目的，观众们是想要揭开她陌生而神秘的面纱。记者闻风而动，充当了揭开面纱的角色。瞬间，卞银薿出名了，成为了明星。一年后，卞银薿调入了北京的一家艺术剧团，落户北京。认识不认识她的人，对她的经历，都是咂嘴叹羡。无比羡慕她的，是她话剧团的往日同行们了。她出名了，话剧团不由得跟着沾了些名誉上的光，有的报道采访到了剧团的领导，领导就一而再地提到当年剧团如何慧眼招进卞银薿的事，都是夸张化了，说的时候，骄傲十分的；而私底下，十分后悔没有重用过卞银薿，心里担心卞银薿会记恨呢。而恰恰相反，说起过去，卞银薿对剧团是感谢和感激的，说如果不是剧团给了她那次演出的机会，她也就没有了被导演看中的机会。剧团的领导听了，得意的同时，心里有些问心有愧，发自内心地夸赞说，卞银薿会做人啊。
虽然卞银薿感谢兰州的剧团为她人生转折铺垫了机会，但她心里始终认为，自己的命运转变的根本是父母生的、给的，所以每次记者采访卞银薿，她总是要说一句：我的命运是被爹妈给的这张脸改变的。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观众耳熟能详了。她故事的典型也被这句话概括了；这句话是她故事的开始，也是结尾。这句话，被观众记得牢牢的，当他们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之时，说起明星卞银薿，就感慨一句，爹妈为什么不生我一张那样的脸啊。
卞金利说：三个孩子，你可管好了（1）
生了老三卞谞后，卞金利不再与秦秋凤同房。秦秋凤属于发胖的体型，生罢一次孩子，她的身体就胖了一圈，生过第三个孩子后，她的体重已经过了一百四十斤，她只有一米六的身高，配了这样的体重，身子粗壮浑圆的，像是冲了气一样的；喂过孩子的双｜乳失去了原来的柔韧饱满，变成了松懈塌瘪。这样的身子是难以激发出有审美意识的卞金利的欲望了，再加上卞金利工作疲劳，更是难以有那种情趣了。秦秋凤以为是他不行了，惋惜地说：看来，咱们只能是三个娃了。卞金利随着秦秋凤的话说，他就是怕同房了，秦秋凤再怀上了孩子，他们不能再要孩子了。这也是他的真心话。秦秋凤说他们才有三个孩子，再生上一两个的也不算多，怀就怀了，不怕。卞金利没好气地说，他们儿女齐全的，再多孩子就是遭罪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连个定粮都没有，他都发愁以后咋养活呢。秦秋凤说叫孩子回她天水的农村老家，吃粮就能解决了。卞金利吊着脸说那不行，怎么也得叫孩子待在城里。回到农村，那孩子可真成农民了。提到这，卞金利的心里总要重重地叹口气，已经不是后悔、悔恨自己了，他是愁，愁的是自己的那三个是农村户口孩子的将来。
从娶进怀了孩子的秦秋凤后，卞金利就无奈地在心里为孩子盘算起将来了。他知道要想改变孩子们将来的“农民”身份，只有两条道路，一个是把老婆的户口转进兰州，一个就是将来孩子们能够去上大学，谁上了大学，谁的户口就解决了，这是要靠孩子自己了。娶进秦秋凤那会儿，户籍管理对农转非的限制十分严格，这条道路，卞金利基本上是不做指望了。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自己的身上，想孩子的将来只有靠他们自己改变自己了。有高考的时候，他是这么想，“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取消后，他还是那么想，想不论孩子在哪儿，只要表现好，也是能够有机会被推荐去上工农兵大学的；高考制度恢复后，自主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他就更是那么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