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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大婶、大妈。大嫂、大婶、大妈不是都有奶水的，有的，她们还要哺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们是尽自己的力，能给银翠分上一口，就分上一口。吃不上的时候，翠翠就给她喂白面糊糊，玉米面糊糊，糊糊里面加了撵碎的熟鸡蛋黄和白糖，银翠吃得很满足，也就不哭着要吃奶了。鸡蛋和白糖很贵，是卞德仁和翠翠平日里根本舍不得买上吃的，为了孩子，就舍得了。邻居们说：这么花舍着给银翠吃，也还是不如吃亲娘的奶水呢。翠翠叹口气，无奈地说：只能这么了。
有了孩子，他们的花销就显紧了。卞德仁就想多挣一些钱，他每天下了工又去四处走动，想寻找些散活儿干。每天回到家，天已黑了。回到家，他能替换翠翠抱孩子一会儿，就替换一会儿。翠翠尽量叫他歇着，说：你做了一天的工，好生歇着吧。他就说：你在家抱娃也不轻省哪，我不累。虽这么说，可上了床，他就浑身软得动不了，连抱一下翠翠的劲儿和欲望都没有了，没一会儿就起了鼾声。为孩子为家辛劳，他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孩子驮着他们的未来呢。
五月的一天，卞德仁看到路边布告上招人去东边建飞机场，每月给的工钱比他在医院要多一点，而且是管吃住的；就报了名。东边虽说离家远一点，但毕竟还在一个城，翠翠想，丈夫还是经常能回来看看的，就同意了卞德仁去。谁曾想，建工队将他们干活儿的人当牛马一样使，中间没有假日，直到春节才放了两天假，卞德仁才回家见了分别了七个多月的翠翠和孩子。一岁的银翠已经能够咿呀叫爹和娘了。那样子长开出来，越发像翠翠了，卞德仁喜欢得不得了。这次一聚，播种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娃。等来年的春节再回来，第二个娃已经两个月大了。而两岁的银翠能跑能蹦能说了，她忽闪着大眼睛，看着卞德仁，时不时甜甜地叫一声“爹”，一点也不羞涩。卞德仁抱着她，问她为啥不怕他？她露出和翠翠一样的小酒窝，指着翠翠，奶声奶气地说：娘教的，娘说你好，你就好。卞德仁喜欢得不得了。
第二个娃是男娃，名就叫他们以前起好的“金锁”。卞金锁的样儿九成长得像了卞德仁，男娃气十足，虎头虎脑的。卞德仁看金锁像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激动得不得了。他对翠翠感慨说：有儿有女，老天爷对咱不薄啊！我是啥嘛，老天爷这么待我，真是福分哩！翠翠笑说：是你“人好”的应报哪。
由于侯翠翠生过金锁的身子还没恢复彻底，他们的两天相聚没有房事。年中的时候，工地破天荒地放了两天假，卞德仁辛苦地奔回家，与妻儿团圆了一天。这一天，又播下了第三个孩子的种。等春节卞德仁回来的时候，翠翠的肚子已经挺大了。看着翠翠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孩子，不易得很。卞德仁就决定辞掉飞机场那边的工，守在妻儿跟前，好有个照应。他在西北旱码头附近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为了回家方便，他们在西北旱码头附近租了间房子，家搬到了那儿。穷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家搬起来容易得很。
其实，侯翠翠带着银翠和金锁，是比卞德仁想象得轻省一些。银翠三岁，却是个小大人似的，懂事、乖巧，不仅让翠翠省心，还能够帮上她的忙，有时是能顶一把手的：翠翠将一岁半的金锁放到床上，银翠就可以看好他了；她会帮娘端水端饭，拿这拿那，择菜、洗菜，有时看着娘累了，说要为她捶捶背，展开小胳膊，握的小拳头在翠翠的背上，噼里啪啦地捶了起来，还真叫翠翠身子有些了舒展。她白天给娘捶，晚上就给爹捶，还说：爹，我长大了，去帮你做工，你在家歇着。每次卞德仁和侯翠翠听到她懂事的细语甜言，感慨地说：我们前辈子造了啥福，生了个这么好的娃！
侯翠翠说：没有女娃，就把“银”字（4）
但是，他们却不能看到银翠长大了。生下老三卞金利后的四个月，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天，银翠因为肺炎而夭折。那一天，翠翠的哭是撕心裂肺的，声音飘荡在医院的上空，凄楚、悲绝、荒痛。她捶胸顿足地说：银翠啊，娘给你缝的衣服，做的鞋子，你还没穿完哪！
第二年开春，侯翠翠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翠翠肚子里的第四个孩子寄托着他们对银翠的思念和盼望，盼望的，也是梦想的。然而，厄运再一次来临，在翠翠怀胎七个月的时候，却赶上了一场灾难，一日，日本的飞机向旱码头一带投下了几枚炸弹。侯翠翠和卞德仁、孩子们是幸运了，没有丢命，没有被炸残疾。但是，她流产了，她被送进医院时，昏迷不醒。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瘪了下去。医生说，她流产了，孩子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她怔怔地问，是女娃还是男娃？大夫说：是女孩。她“哇”的一声就哭了，声音穿透了整个医院。这之后的几天，侯翠翠心痛得麻木了，每天总是呆愣愣的一副神情，卞德仁就安慰她说：是她的命硬保了全家，他们已经是万幸了。腹中的娃没有来到世上，就等于没活过，去就去了吧。他们好好的，有日子，他们就一定还会怀上女娃的。
伤痛之后，他们离开了伤痛之地。离开了码头，卞德仁只得重谋生路。一时找不到“稳定”活计，他就去干散活儿，之后，修铁路要人，他就去修铁路了。
那次的流产，对侯翠翠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她和卞德仁三年多没有房事。当心灵和身体逐步恢复后，他们才恢复了久违的“私”生活。但是，过了两年，也没见翠翠怀孕。他们以为是翠翠的身体因为那次流产“毁”了受孕功能，就想，后面生不生也罢，有两个儿子也够了。但是，在1945年，翠翠三十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对那失去的两个女儿的期望，化在了这肚里一个孩子的身上，他们多么希望怀的是个女娃，和银翠一模一样的女娃。是女娃，也叫银翠。生下来，不是，是男娃。好在，这男娃长得像了翠翠，也就很像银翠。总算对他们有了点安慰。但平静下来，他们想，男娃长得漂亮了就女子化了，为了让这漂亮的男娃“男”劲足一些，他们给他取名“卞金武”。
生罢金武，抗战胜利了，想想日子过得多长了？他们以为他们可能不会再怀孩子了。结果翠翠又怀了，他们盼望女娃的心又被调度了起来。生了，还是个男娃。他们无奈得没说的了。孩子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一个月生的，日子倒不错，他们就给孩子取名“卞金国”。这次之后，侯翠翠就上了四十岁，他们就想，他们是真的不可能再怀孩子了。盼女娃的心也就彻底地死了。谈不上遗憾，他们心里却空落得很，没有女娃，他们的心像被什么带去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相互安慰。
卞德仁说：这是命叫我好好待你呢，不然，女儿像你，我就分心待你哩。
侯翠翠说：女娃家，早晚要出嫁，接不上你的劲呢。男娃是个天，男娃多了，就能替换你了，不叫你一个人挣钱受累啊。
说罢，侯翠翠叹口气，说：看来，这代是阴弱，没有女娃，就把“银”字留给下代女子吧。卞德仁点点头，露出笑容说：想得好，这叫我想的“银”字没白想哪！
后来，卞德仁被政府安排进毛纺厂做锅炉工，鉴于他在兰州待了二十多年，又参加过建机场、修铁路，对兰州建设做了贡献，破格转正他为正式工，接着给他和侯翠翠、四个孩子都上了户口，他们这才成了兰州的正式居民。毛纺厂给卞德仁分了房子，房子是平房，除去厨房只有两间，每一间只有###平方米大，他和翠翠住一间，孩子们住一间，四个男娃，全都睡一张床上。卞德仁和翠翠打趣说：多亏了都是男娃，要不，娃们睡觉都不好安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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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不再提想女娃的时候，快到了更年期的侯翠翠奇迹般地又怀孕了，他们忘了房子够不够住，管它够不够住，那想女娃的心再次浮出水面，他们想，轮也该轮到生个女娃了吧。却不是。
护士说：虽然他们孩子生得多，但四十四岁的女人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他们应该感到光荣。卞德仁、侯翠翠便给孩子起名“卞金荣”。在他们心里，光荣的意义还有另一种层面，就是他们是独独地走到一起，在日移月动的转向中，在艰难困苦的跋涉中，他们活着，身边围绕了五个生命，蓦然回首，仿佛那是老天爷赐予的，不是他们生的，他们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与荣耀。如果那两个女儿再活下，他们是何等地完满啊！
卞金锁：我只做了生两个女儿的准备（1）
卞金锁不仅长得像父亲卞德仁，心地也像。看他，有时就觉得他是他父亲的影子。而实际上，他生活的流程就像是尾随着他父亲的影子走来的。不是必然，却够上巧合。
由于只卞德仁一个人在外挣钱，家里生活负担沉重。卞金锁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十三岁便开始在外面做活儿挣钱。他在街边给人擦过皮鞋，卖过绑腿带，卖过报纸，在饭馆给人做过跑堂等等。不到十八岁，已经做过了十几种的工。他和父亲卞德仁看着是两代，却轮回着和父亲一样的辛劳。只不过父亲那么大时，没有爹娘和兄妹，奔着是为他自个儿；他有爹娘和弟弟们，是为家。
陇海铁路建成后，铁路上招人，十九岁的卞金锁进了铁路局，做了巡道工。一年后，有一天他巡道回来，寻回家了一个年轻女子。
那天，卞金锁巡罢他的那段道轨后，开始向回走。除了道轨和杂草，四周没有人烟，他拎着工具，自己给自己鼓精神头地哼唱着《东方红》。远处出现了个人影，他停止了哼唱，等着与人影走近。这种荒凉的地方，见个人影，无聊就变成了瞬间的有聊和乐趣。走近，人影是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瘦削的年轻女子。见到对面的卞金锁，她勾下头，立即抬脚跳到了铁轨的另一侧，怕他什么似的。卞金锁惊奇，想：一个女子家家的，跑到这么个地方做啥呢。他本能地回过头，又看了女子一眼。女子孤零零的背影叫他觉得更加蹊跷，他知道，她走下去，离最近的有人烟的地方，也得有二十几里路呢。中间还要经过几个山洞。山洞里可有些叫人慌张，她的胆子咋那么大呢？接着，他又寻思：她要为了省钱，可以走大路，为什么偏走这偏僻的铁道旁呢？他琢磨着，突然打了个机灵，想：这女子备不住是个台湾的特务，想要给铁路放炸药的。这么想，他浑身有了力量，反身尾随上那女子。他要不惊扰她，等她行动的时候，抓她个正着。
女子一心一意走自个儿的，根本不朝后回头。卞金锁嘲笑她，想：还是特务呢，警惕性还不如我高哩。凭经验，卞金锁知道要有火车开来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女子，看她的一举一动，虽然她是两手空空，但他想她将炸药没准儿是藏在了身上。远远地，传来了火车长鸣，火车头，好像是从迷雾中伸了出来。只见，那女子迈进了铁轨中，昂着头，一动不动。火车头越来越清晰起来，女子的姿态却未有改变。卞金锁突地明白，这是要出人命啊！他扔下工具，用劲地跑向女子，上前，拽住女子的胳膊，就往外拉，女子没有准备，轻而易举就被拽出了铁轨。出了轨道，女子明白过来，徒劳地挣脱着，喊：放开我，我要死！我要死！卞金锁不说一句话，钳子一样紧地抓着她，由不得她。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女子就要“赶”这火车的，挣脱得更厉害；卞金锁拽得也更紧。火车开去了。女子失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子叫王香萍，十九岁。寻短见的原因是被人骗了，这场骗提起来不仅是伤心，更主要的是没有脸面。
王香萍原来在一个旅馆做服务员，是临时工。半个月前她被旅馆开除了，理由是她的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事说起来是和之前住在旅馆的一个西安来的男性年轻人有关。男青年姓付，旅馆的人就叫他付同志。付同志在旅馆住了五天。他没有登记单位，说是才从大学毕业，还没有安排单位，来兰州是受他父母旨意寻一个多年未有联系的亲戚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付同志住的是单间，每天回来，就要叫服务员拿钥匙给他开门。那一阵，正好是王香萍值晚班，每天她就给付同志开门。付同志长得谈不上帅气，但有一副文雅的气质，对人彬彬有礼的。付同志健谈，每一次都和王香萍聊几句。这样，王香萍对他算熟悉了。
第四次回来，付同志大方地邀王香萍在他的房间坐会儿，坐会儿当中他就搂住了王香萍，王香萍对他有好感，没有拒绝，付同志说要和她“好”；王香萍喜欢他，心里欢喜；再之后，付同志就要了她。初次的失去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