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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热烈而精彩的表演，足足表演了两个半小时。表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杨洁又吼又叫的喝彩，最后技痒难熬，又在我们这“疯疯癫癫旅游团”的怂恿下，居然跳上台去，表演了一段“京戏”，赢得全场掌声。可见，我们“热烈”及“忘我”的程度了！所有节目结束后，夜色已深，可是，演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求我签名与合照。我看了这么精彩的一演，像是一场盛宴。当然乐意和大家合影留念。知这样一来，茶馆外围观的群众忽然一拥而入。刹那间，我就被围困了。无数的纪念册、笔记本、小纸片……都往我面前送，要求我签名。还有很多人拿了我的小说来，我被挤得东倒西歪，签名都无法签。可是，我仍然握着笔，愿意为每一个人签名。我飞快地签，纸条却越来越多……就在此时。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
“够了！到此为止！不能再签名了！”
我抬头一看，杨洁又像那天在北京机场一样，用她那两只又长又壮的手臂，把人群往两边“拨开”，她就这样一面拨，一面杀入重围。我知道她又来要“捉”我了，赶快低头再多签几个名。一个“琼”字才写了下来，胳膊已被杨洁一把抓住，只听到她大叫着：“说不能签了，你怎么还签！快走快走！”
要不走也不行呀，杨洁握着我的胳臂像一把铁钳，我简直没有动弹的余地。我就这样被她一路拖出茶馆，李惠及黄福扬又把人群左右拦住。好不容易，我上了车。好不容易，车子才开动了。“哇！杨洁一上车就对我一凶。”“你怎么学不会对人家说‘不’字！”我无奈地笑了笑。不是学不会说不字，是不忍心说不字。今晚，能和我在成都的茶馆中一聚，不论是谁，总有缘。过了今晚，谁知道，再相逢是何年何月？我想起青城山上，有人大把大把地卖牡丹花，显然，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但是，“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剪不断的乡愁29/42
二十四、勋姨
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
“你的勋姨在成都！”勋姨在成都！所以，成都之行，不止寻根，不止旅游，还有“探亲！”勋姨。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我总是闹不清楚，这是那位姨妈，那又是那个舅舅。据说，我两三岁时，只要看到女士，一律喊“阿姨”，看到男士，一律喊“舅舅”。可见，我的阿姨和舅舅，实在不少。十一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印象都渐渐淡了，唯独对于勋姨，印象深刻。在这儿，必须提起一段往事。
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庄教书。
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
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是活泼外问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出跑进，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勋姨，要管学校中的各种事情，要为经费操心，她应该不太注意我。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什么精力来注意我。
但是，就有这样一次，勋姨注意到了我，这次“注意”，却让我终身难忘。原来，有天，勋姨发现我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她把我拉到身边，左看右看，对母亲说：
“这孩子营养不良，一定贫血！我去买猪肝来给她吃！补补身体！”勋姨说做就做，当天，就煮了好大好大的一碗猪肝汤，要我“全部”吃下去。我年纪虽小，已能体会勋姨的一片爱心。我“拚命”的吃那碗猪肝，吃得胃都撑了，还是吃不完。勋姨看着我吃，我在那样慈爱的眼光下，是不能不吃的。我吃啊吃啊，一碗猪肝汤吃了大半天，终于把全部的猪肝都吃完了。但是。从此，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吃猪肝了，因为那一次吃伤了。“猪肝汤”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鲜明。每当回忆起童年，勋姨的脸孔就浮现眼前。如今，和勋姨离散，已数不清是多少岁月，我那健康、明朗、活跃的勋姨，别来无恙否？
当我初抵成都，政协的陈主任就问我：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事？”
我立刻说：“请帮我找我的勋姨，听说她在中医学会服务！”
“没问题，一定帮你找到！”
第二天中午，作协请我在“龙抄手”吃饭，席间，李培根先生告诉我：“你勋姨是我的好朋友，当初，你们一家人离开泸南中学之后，我就去泸南中学教书，住在你当初住过的那间房间！”
也间真有这么巧的事！我大喜过望，立刻询问勋姨现在的住址，李培根说就在附近，李蕙、黄福扬马上说，你们去把勋姨接来，共进午餐。我好兴奋，可惜，李蕙扑了一个空，说勋姨出去“逛大街”了！看样子，我这位姨妈，爱动的个性依然未改！那天晚上，我在旅馆中，房间里正高朋满座，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间一看，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冲”了进来，对我只紧紧地盯了一眼，就把我一把抱住，嘴里喃喃地喊着：
“是我的小凤凰吗？真的是我的小凤凰吗？”
凤凰是我的乳名，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叫过我“小凤凰”了。因为“小凤凰”早已“老了”。这时，被勋姨这样一叫，往事齐涌心头，我眼眶一热，泪水夺眶而出。而勋姨早已老泪涟涟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平息了心底的激动。我把勋姨推开，扶着她的肩，去找寻年轻时代的她。我的勋姨虽然老了，却依然漂亮！身材苗条如故。双目明朗如故。我面对着她，又一次感到，千言万语，都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就这样彼此注视，我喊了一声“勋姨”。声音就硬化了。勋姨的眼泪却扑簌簌落个不停。连同来的表妹都愣住了，满屋宾客，都为我们红了眼眶。那晚，和勋姨、和表妹，真有谈不尽的往事，当我问勋姨还记不记得给我煮的猪肝汤时，她却完全忘了！对勋姨来讲，那只是件生活小事，她自己都不知道，对童年的我来讲，那碗猪肝汤里，盛满了多少“爱”！
接下来的一星期中，我和勋姨又见了好几次。谈过去，谈现在，谈隔在海峡两岸的亲人，谈我的爸爸妈妈。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五月五日晚上，勋姨带着表妹和儿媳再来看我，因为我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就飞昆明。勋姨又掉眼泪了，坚持第二天要送我上飞机，我坚持不允许。我们又紧紧抱在一起了。我的童年，勋姨的青春，都早已成为过去。人生经不起几次别离呀！勋姨哽咽地说了一句：
“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是的，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我紧紧紧紧地攥着勋姨的手，注视着她那满头白发。心里想着，勋姨这一代，和我这一代，都经历了中国的苦难。我们都渺小，在这大时代中，像两粒沙，被巨浪一冲，就冲散了。从此天各一方，注定要分散三十九年！这两代的中国人，就是这种命运吧！
别哭，勋姨。我们总算还有相聚的日子，比起那些当年一别，竟成永诀的人，仍然幸运了好多好多！至于今日再分手后，相见是何年？我们已经可以承诺，可以期待，比起那些没有期待的日子，又幸运了好多好多！人，能活在“期待”里，生命才这样鲜活，心灵才有喜悦，不是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剪不断的乡愁30/42
二十五、初抵昆明，行程皆变
五月六日早上八点十分，我、鑫涛、承赉三人搭剩中国民航，从成都直飞昆明，九时二十五分，飞机安然抵达昆明机场，航行的时间仅一小时又十五分钟。
写到这儿，我必须补说说明。首先，我们这一行四人的基本队伍，来昆明时已增加为七人。除了杨洁和扬扬以外，李蕙和我们相处一周，同甘苦，共患难，实在依依不舍。最后，在我们力邀之下，也加入了队伍。所以，四人队伍已扩大成七人。但是，离成都前，鑫涛忽然宣称：
“我不乘火车去昆明了！我改乘飞机！想想看，飞机只要飞一小时，火车要走二十三小时！我不管火车多么舒服，我宁愿坐飞机！”“我也是！”我立刻跟着声明。
“可是，兄长。”初霞急急插嘴：“安全第一呀！你不记得有人说，民航机里有云飘进来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鑫涛侃侃而谈：“喷射客机里怎么可能有云？如果他看到的真是云，他早就没命了，还能平安落地，来对大家形容一番？这种传言，不必去相信！”
“我说也是！”承赉居然也接口了，他一向对初霞的决定，都不反对，此时，有我们提异议，他就忙着发表意见：“他看到的云，八成是后面的旅客在抽烟！”
“可是，”初霞又急急说：“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呀！接火车的人也安排好了呀！飞机票也没订呀……”
“别忙别忙！？杨洁插嘴，瞅着我们直摇头。“我早料到你们花样百出，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事！反正，我已经亲自下山，本领队别的本领没有，应变的能力还有！好了！现在到底有几个人要乘飞机？”我和鑫涛举手，承赉也跟着举手，初霞呻吟着说：
“我不要坐飞机，我要坐火车，又可以睡觉，又可以聊天！又安全可靠！”“我跟你说！”我对初霞“开导”着：“飞机的安全率，是所有交通工具中的第一名，比乘计程车还安全。你看，公路上几乎每天有车祸，飞机却一年也轮不到一架！”
“我不乘飞机！飞机里有云！”初霞对“云的传说”，实在“心中怕怕”，怎么说都没用。我、鑫涛、承赉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要说服初霞。最后，还是杨洁很有权威性地作了一个决定。“简单简单！你们三个要坐飞机的去坐飞机，原订的四张火车票根本不用退，我、扬扬、李蕙三个人陪初霞坐火车！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至于接飞机的人，我马上打长途电话去安排！”看！这就是有杨洁的好处，几句话就把我们的一场纷争化解。于是，七个人就兵分两路，来到昆明。
当然，火车比飞机足足要慢了一整天。所以，我们三人抵达昆明时，初霞他们四个还在成都附近呢！
上了飞机，我们还没走到机场大厦，就有两位女士迎面而来，一位身材略胖，眼光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能干而精力充沛的人。另一位身材苗条，纤细修长，一副打篮球的身架，面貌却姣好而温柔。两位女士，在我们面前一站。我已经很习惯“抬头”招呼。胖的那位对我自我介绍，并介绍她的朋友：“我叫邬湘慈，以前打篮球的时候，杨洁她们都简称我邬湘，所以，你们叫我邬湘就可以了，这位是张深修，是体委最能干的人，管理整个体委招待所，等杨洁，李蕙来了，就住招待所。你们喊她小张就行了！”
邬湘和小张。第一次见面，她们两个，给我的印象是亲切能干，做事简单明快。那时，我还没料到，昆明这一站，会是我旅程中最大的“重点”。而邬湘和小张，和我朝夕相处，最后离别时，真正是难舍难分。这些后话，暂且不提。当时，我们三个，在各自一番自我介绍后，就被邬湘和小张带出机场，至于行李，另有专人为我们代领。我们就轻轻松松地上了车，轻轻松松地住进了“金龙饭店”。饭店开张三个月，大厅的整面墙上，是少数民族的彩绘图，非常具有民族特色。
昆明。我对昆明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虽然在《几度夕阳红》一书中写过，却完全是“闭门造车”的）。刚下飞机，只觉得空气清新，蓝天如洗，天气凉爽宜人，风吹在身上，说不出的舒适。后来，一问邬湘才知道，昆明海拔在两千公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