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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一路颠簸，驶出了沙坪坝，接着向钓鱼古城进发。到了合川，我们在一个偏僻的饭馆叫了两碗牛肉面，肉量虽不多，却分外鲜美，吃得我们舒坦无比。
这里的汽车站依然有两张通缉杨帆的“海报”，但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观者寥寥。远处，有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正与一位司机懒洋洋地攀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前往永川的汽车，与受控之地渐行渐远。
到了永川，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小超市，买了一大包车上吃的东西。没来得及欣赏那儿秀丽的景色，我又拉着杨帆速速赶往火车站。等花四百二十八元买了至杭州的车票后，我的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我觉得一旦到了杭州，离刘义所在的梅城也就不远了，到时可以让他来接我们。我当时脑中想的，只是带着杨帆尽快离开重庆，越远越好。
这是一趟成都至宁波的长途列车，重庆是较大的中间站，所以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火车站。透过窗外，但见每个通道入口警察们谨慎的神色，又见每个车厢门口乘警们警戒的眼神。我真想将旁边的杨帆藏进怀里，但对面一个白领装束的少妇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似乎对“同性”关系充满好奇与惊讶。而拿照片的警察终究没有上来，他们似乎对这趟列车不抱多大兴趣。推着熟食串串的小贩们一路吆喝，那麻辣的重庆话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对于山城特色的鲜美回忆。
火车在重庆停了半小时，喝足了水，调换了车头，才一路南下呼啸而去。在重庆站涌上了大量旅人，空荡荡的车厢立即变得拥挤不堪。列车已驶出了主城区的繁华，却仍然有大批举着行李吆喝游弋的旅客。对面少妇旁边坐了一个满脸倦意的民工，少妇厌恶地向窗边移了移。谁知这民工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背着婴儿的老婆，将座位让给妻儿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青色帆布包中掏出发潮的饼干、灰黄的卫生纸、污渍斑斑的水杯、青涩皱巴的苹果，甚至充满臊气的蓝色尿片。少妇皱了皱眉，捂了鼻子转过头继续欣赏日渐浓稠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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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妻子收拾稳妥后拿起饼干喂儿子，那孩子挺可爱，但是实在太脏了，脏得几乎惨不忍睹：鼻涕、碎屑、唾液、尿垢……不久，这婴儿似乎意识到了旁边女士的敌意，就不合时宜地哭闹起来，而他的母亲却无心搭理，继续吃着儿子咬剩的半块饼干。孩子的哭腔就像一面不堪重负的破鼓，又如一支锈迹斑斑的唢呐，彻底勾起了女士的愤怒。
“喂，孩子哭了，你到底管不管？”女士尖叫道。
那个满脸古铜雀斑的母亲用卑微的眼神看了看她，马上瓮声瓮气地讨好孩子，又从桌上拿了一块饼干往孩子嘴里塞。孩子的哭腔稍显平息，但刚咬下一口又哭喊起来，将吃下的饼干全部呕了出来。母亲卑怯地擦去了类似于大便的呕吐物，不知所措地朝人群张望自己的丈夫。少妇忍无可忍，终于怒吼道：“你他妈的会不会照料孩子？那么脏，哭得这么难听！”
第38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6）
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Ru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即抱以巨大的兴趣，他问：“就是重庆那个大学生？那个……”
胖个子警察咳了一声，说：“知道就行了，别瞎嚷嚷！准备好身份证吧，明早到贵阳还要检查……你别嫌烦，出了贵阳就没屁事了！”
身份证？！我和杨帆心惊肉跳。
大约是夜深了，瘦高子乘警只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两张票。那个母亲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胖个子乘警谨慎地看了看。旁边的少妇问：“同志，还有卧铺票没？”瘦高个乘警答道：“没有了。”一行人又风风火火地向前检去，在下一节车厢查到一个没票者，闹闹嚷嚷地让他双倍补了票。对面那个母亲抱着孩子的手，抖了抖。
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来了两个安全检查的乘警，从附近一青年包里搜出了三十多个打火机。那青年也是百口莫辩，尴尬地低下了头。一个乘警大声向大家求助道：“谁有报纸？谁有报纸？”对面的女士慷慨地将报纸递了过去，乘警转过身对着她，也对着旁边的杨帆和我，友好地笑了一笑。
我和杨帆惊恐对视，不知所措。
查票的其乐融融，安检的戏剧过程令车厢内的氛围活跃起来。老者还对明早查身份证的事耿耿于怀，他不无感叹地说：“好多年都没这样检查过了！”见有两三个人颔首称是，他又分析道：“都是那个杀人犯害的，现在的大学生啊……”
女士接口道：“可不是嘛！上星期我坐车去上饶，贵阳停车时上来了一大拨乘警，手里拿着张照片逐一对照。我瞟了一眼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穿的还是跳舞的衣服……唉，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啊，那德性！”
老头说：“那是，听说死掉的女人脸都被砍烂了，那男的更惨，从楼上摔下去脚都断了，吓人得很啊……你说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凶手怎么能那么歹毒？”
女士总结道：“我看她是有鱼一样的外表，蝎子一般的心肠！”
火车在黑夜中穿行，交谈声渐次低沉下去，只剩下斗地主者鹤立鸡群的吵闹声，慢慢的也有了几处鼾声。少妇伏在杂志上睡着了，那个母亲抱着婴儿愣愣地望着前面，等了很久民工才回到她旁边，夫妻间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杨帆隔着玻璃看夜景，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剧烈颤抖，甚至我觉得，她行将走向精神的崩溃。有的时候，舆论往往比现实更能伤人于无形。对流言飞语的歪曲编造我也挺难过，但我们即将面对的，恐怕是生命的危险。
我们将在贵阳束手就擒！
第39节：遵义 腻腻的Ru房（1）
第七章 遵义 腻腻的Ru房
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车在桐梓停了片刻，下一站抵达遵义，然后就是恼火的贵阳。时间大约凌晨两点，那个母亲已经伏在婴儿身上睡熟了，对面少妇光洁优雅的头发也在辗转中蓬乱不堪。虽然老者安慰过大家：“身份证没带？小事，就是麻烦了一点，只要你没犯法，屁事没有！”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摸出钢笔，在手心写下“遵义下车”，再拍了拍泪眼婆娑的杨帆……
将到遵义时，对面的孩子又响起了嘹亮的哭声，这哭声如鬼叫般尖锐凄厉，啃噬着旅人们熟睡的神经。旁边的少妇不久就从脆弱的睡眠中醒来，但见她狠狠地搡了一把伏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单调地咒骂道：“醒来了！醒来了……”但那母亲只是用呆滞的双眼看她，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连反抗的意思也没有。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彻底将少妇激怒了，她忍无可忍地伸出如葱似藕的戴着钻戒的右手，掴向了那个哭喊着的孩子。
那迷惘的母亲愣了愣，却将疲惫的眼神投向人群，似乎想要寻找自己的丈夫。挨了耳光的婴儿哭得如惊天雷一般，几乎把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醒来的人们不仅没有指责那位面如白纸的少妇，反而嘟哝着叫骂道：“这是谁带的孩子，还让不让人睡？”“你他妈怎么当母亲的？”“打的该，要我是女同志我也抽了！”那个车厢连接处探出了憔悴民工的头，竟然只抱怨地瞪了妻子一眼，又缩进了人群。
闹嚷了半天，醒来的瘦高个乘警出来维护秩序，这母亲才迟钝地将｜乳头塞住了孩子的哭闹。少妇不依：“你叫她滚！”瘦高个乘警有些恼了：“我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谁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说：“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为难地转过身，然后看了看杨帆，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能不能和这大姐换一换？”我面如土色，赶忙抢着回答道：“我这朋友病了，还是我和这位阿姨换吧。”瘦高个警察也许是困了，烦了，他表扬了我两句，又提醒了一下那个母亲，就走了。
警察走后我憋得慌，但总算没去上厕所——我答应过杨帆，我将永远不再离开她。至于杨帆是否内急，我不得而知。
车到遵义是凌晨三点十分，我与杨帆艰难而小心地挤到车门，我们闻到遵义夜空中清新的气息。大约在站台上犹豫了两分钟，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检票的同志看我们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向铁道部多贡献了三百多块钱。我们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义城，只有二十三块钱的我们能够存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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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到候车室找了两排空座，杨帆躺在我腿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也顾不得欣赏她的美丽、嗅闻她的芬芳，这些天来的奔波让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伏在杨帆的胸脯上，没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旷的候车厅安静无比，偶尔有旅人从狭小的凳子上摔下来，只咳了两声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生了争吵，之后似乎又动起了手。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朝那边赶去，我们也从半迷糊的睡眠中醒来，飞快地跑出了候车室。
然后我们坐第1路公交车抵达终点站高桥，安身于滨江绿化带的石凳上。早上，我们各吃了两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杨帆右脸颊上的烟灰已经脱落大半，与其这么不伦不类地进女厕所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换回女儿身。于是杨帆在一个免费厕所里洗却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态。她现在换上的是蔡小田给她买的粉红罩衫及帆布褶皱裙，看上去很美。
遵义城整体是闲适的，有着新兴城市的繁华地段，也有历史名城的旧俗民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翠绿青葱的山峦。但我们没时间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贴着杨帆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的舞蹈女神满面红光，头上扎了两个小羊角辫；而杨帆现在的头发已经乌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淀了多少奔波中的尘埃。她的脸虽然还那么精致美丽，但已经多了一丝憔悴苍白的病态。
顺着人迹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们慢慢来到滨河公园区。太阳升起来，天空一片蔚蓝，有几位老爷爷在树阴下打长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阳光的影子生动地随风轻舞，庸凡的世界仿佛立马有了颜色与温度。
起初我们想到附近的学校避难。但当我们驻足于一所高校公告栏的《警世告诫篇》时才发现，这里已将杨帆杀人案当做反面教材进行了大肆宣传，杨帆的照片亦不例外地彩打在上面。一群学生谈笑着走来，我们快速地往回走，走了很远很远，仍然心有余悸。
办法是黄昏时才想出来的——卖手机。我的手机是诺基亚3100，用了两年，已经锈迹斑斑。那个路摊者来回翻看了几遍，说：“顶多一百块钱！”我彻底泄气了，心想一百就一百吧，我现在真想到旅馆好好地睡一觉，再坐车离重庆更远些。其他的，我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但那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机后盖后问：“你这手机修过？”我点点头。去年与夏雨打羽毛球时手机哗啦一下掉出来差点没摔得粉碎，但高价修理后一年多来没出过问题。路摊者为难地摇了摇头，狡黠地说：“这样的手机我可不敢要！”见我无可奈何地准备拿回手机，他又假装漫不经心地抛出橄榄枝：“最多给你五十块钱！”我屈服了，但杨帆没有。她抢回手机，拉着我离开。
杨帆与我商量说，要论持久战，这部手机姑且当做我们精神沙漠里的一瓶雪碧吧，不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