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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屈从了，你看，它在那里燃烧。不幸的是它不死啊，它在火里还像在大地上那样不停地跳跃。现在它更激越地上下翻飞，我看到它黑色的羽毛在燃烧。可是它不死，它就是不死，它吱吱地叫着，述说着恐惧，它就是这样在恐惧中歌唱。这时候，我们的肉体无法保持清高。当精神的痛苦和肉体联结时，肉体会感受到电击一样的疼痛。不要扼杀精神，它是不死的，它不死……我们还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被固定在了某一个位置。卡夫卡是那样想移动，他没有办到。约瑟夫·K也没有办到。所有人都想移动，好像只有在移动中才能够证明我们自身，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存在的惟一方式。我们无可选择。你不可能把一切都截止在某个部位，然后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不管你躲到哪里，过去都将与你形影相随。充其量那是你对自己短暂的蒙蔽。这样想来，去老家这件事仿佛又失去了魅力，不那样迷人了。他睁开眼睛，让自己适应黑暗。当屋子里的东西隐隐显出轮廓时，他揿亮了台灯。
静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夜晚为什么会这样静。为了不影响睡眠，他把石英钟放在了书柜里，现在居然可以听到清脆的嘀嗒声。女儿和妻子都在她们各自的房间睡了。他突然感觉到孤独像海浪一样，静悄悄的不怀好意地向他涌了过来。好像要躲避这种侵袭似的，他迅疾地伸出手，“啪”的一下关了台灯。
有时候黑暗反倒能够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现实性的一面。
苏北交给吴运韬辞职信的那个晚上，吴运韬几乎通宵未眠。
他又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他把台灯光线调到最弱，仰靠在床上。
马铃后来增添了打鼾的毛病，搬到后院新居以后，吴运韬就和她分睡在两个房间。现在，他听到隔壁房间里马铃正在说着梦话。
为了能够睡好觉，吴运韬进行了痛苦的努力。听说安眠药物对肝肾不好，而且容易形成依赖性，最初无论怎样失眠他都不吃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担忧让位给现实的危险———因为失眠，他已经无法应付每天涌到眼前的事情。一开始他每天临睡的时候吃一片艾司唑仑片，但是遇到实在焦心的事情，一片就不顶用了，只好增加到两片，三片。现在他每天都要服用两片药物才能够入睡，即使这样，他的睡眠质量也不高，似睡非睡，两个小时醒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有件事情闯到脑海里，干脆就再也睡不着了。
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到了现在的位置，我面临的已经远远不是多打几颗粮食的问题，我面临的问题比父亲的问题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在这个意义上，有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切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他经常这样问自己。问题是，如果他哪一天松懈了，他不仅要失去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甚至于要遭受灭顶之灾。在军事上，退却是一门比进攻还要高深的学问，人生的战场何尝不是这样？不是你想退出就能够退出的。他耳闻目睹了多少由于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而招大祸的人！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他才苦苦地撑着，像战士那样战斗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止息。他觉得根本望不到彼岸。
昨天发生的事情，关于苏北的辞职信的种种推测，一齐涌到了脑海里。
苏北到Z部把他的辞职信交给吴运韬以后几分钟，金超就把电话打到吴运韬办公室———金超的同学张柏林到北京来招聘人才，执意要款待吴运韬，约他晚上到歌厅去消遣。吴运韬没有心情，婉言谢绝金超。金超当然不知道他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要说什么，吴运韬很不冷静地说：“我说今天不行就不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选择的自由？”
金超在电话的那一边赶紧说：“那好吧，好吧。”
放下电话，吴运韬怔怔地坐了一会儿，对金超的恼怒毫无缘由地充塞了整个大脑。他突然想到：为金超这样的人做这样多的事情是不是值得？
关于《前沿》杂志社领导班子配备，党组基本上确认了吴运韬的意见，他最让人欣慰的是终于为师林平找到了一个位置。
吴运韬的做人准则是：对于追随自己的人，一定要给以适当的安排，这不仅仅是对追随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告，追随者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追随者，你就会得到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整个来说，局面不错。
苏北的辞职信就像突然扔过来一块砖头，打碎了宁静，他心灵湖面上荡着一圈又一圈不祥的涟漪。
吴运韬把信读了三遍。
读第一遍，吴运韬冷笑了一下。他的第一个冲动是马上去找廖济舟，一劳永逸地解决苏北的问题：把他请出领导班子。这是吴运韬最近半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找到机会做的事情。
读第二遍，吴运韬就问自己：苏北一直想写小说，曾经几次说想提前退休回K省专门从事写作，说胡杨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想退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舞台……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可以成全他……吴运韬甚至想好了和廖济舟说这件事的措词，他相信廖济舟绝对感觉不到这里面的真实意味。他觉得这件事不一定会引起邱小康的关注，即使邱小康关注也不难解释：“苏北这家伙从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他梦寐以求都在想写东西……苏北很优秀，我想，还是应当满足他的愿望……”他估计这样说过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结局。
他又读了第三遍。如果苏北仅仅是为了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又为什么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苏北一般不会用这种方式交谈，尤其不会用这种语言评价金超———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和金超在工作上虽然有矛盾，也曾经产生过争执，但是从来没有撕破脸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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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运韬惊讶地发现，他实际上面对着很微妙同时也很危险的局面。
昨天整个下午，他想的都是对危险局面的设想。
他揿亮台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盒没有启封的香烟，为自己点燃一支。他实际上十年前就把烟戒掉了，现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时候抽烟，不过是过去习惯的残留罢了。这种时候在他不是很多。
他就像欣赏让他迷醉的篇章一样，又把苏北的辞职信拿出来，再一次阅读起来。一个可怕的推断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如果邱小康认真对待这件事怎么办？如果邱小康亲自约见苏北怎么办？如果苏北说出信上的那些话怎么办？
他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在他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邱小康问起苏北的情况，一次是在党组会上，一次是在湖北视察工作的时候，吴运韬当然知道邱小康对苏北的印象，所以两次都说了苏北很多好话。
既然是这样一个有质量的人，应当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怎么没有放到重要位置上去发挥作用，反倒提前退休了呢？
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解释的诘问。
不能让这封信出现在邱小康面前！也不能让它出现在党组任何一个成员的案头！
这封信一旦出现，就会酿成事件，会动摇他费尽心机在邱小康面前营造的东西，这个东西关乎他未来的一切。如果这封信出现在邱小康案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将暴露无遗，他为政治前途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到目前为止，吴运韬在Z部的政治形势很好。他和廖济舟的合作已经到了无间隙的程度，廖济舟将在下一次换届的时候退休，他又始终认为他被邱小康赏识着，即使在Z部得不到适当位置，也能够为他搭一条通往其他国家部委的升迁之路……这都是他曾经对金超说过、自己也深信不疑的话。他知道必须继续做一些努力，调整《前沿》领导班子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现在他实际上只差一步了，如果师林平像他咬牙切齿表示的那样，在很短时间内把刊物办出个样子，让邱小康刮目相看，如果他主管的所有工作都拿到八十到一百分，他就有把握让自己从现有的副部长中间凸显出来，就有了在邱小康面前述说与梁峥嵘的矛盾的资本，那时候邱小康将不得不在他和梁峥嵘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的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撤掉顾问小组，梁峥嵘彻底回家，为廖济舟创造一个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局面，继而在廖济舟接任者的问题上形成没有选择的选择的局面……不管梁峥嵘与邱小康家族间有多么深的渊源，邱小康总要从他这个事业出发……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智慧，相信自己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
吴运韬小心翼翼地把苏北的辞职信折起来，重新装进信封。
为自己做了选择的苏北，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退出生活舞台的人，到老家去了一趟。
这是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山区，是苏北度过童年的地方。在这里，苏北能够唤回孩童时代对世界的感知———色泽、声音、气味，甚至于生理上的某种状态。
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是在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下离开这个世界的———算起来，父亲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作为一个因为建设水库搬迁的农民，北京不认同他，他也不认同北京，这三十年他一直处在生活的边缘。苏北对少年时代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母亲到月底的时候向邻居借钱。就是在那时候，苏北暗暗地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离开家庭，自己去谋生，承担起对父母亲的责任。他的这个决心最终导致了他离开北京到K省洛泉地区插队。
如今，生活画了一个圆，他最终也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回到了他用生命而不是理智感知世界的地方，他丝毫也不怀疑，他会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安宁，找到属于他的精神生活的角落。
大姐为他在大柴锅里炖上了排骨。他曾经表示过爱吃大姐炖的排骨，大姐执拗地认为这个性格仔细的弟弟在北京舍不得吃，总是劝他：“别舍不得吃……”他竭力解说，说不是舍不得吃，是因为我的血脂高，不能吃……大姐完全不能理解，最后还是认为他舍不得吃，所以他每次来都要炖排骨，苏北也就不管不顾，尽量地吃，大姐愈发认为他平时缺嘴。
苏北告诉大姐说：“我退休了，想回来住些日子。”
大姐当然想不到苏北这简单的一句话蕴涵着多少冥思苦想和难以决断的情节，想不到一个不到五十岁的人说出这句话时的沉重，只是为这个多年出门在外的弟弟能够和她在一起而高兴，迫不及待要为他收拾房间。现在那个房间放着粮食和一些不用的东西。苏北阻止了大姐，说等他下次来的时候再收拾。大姐急于做些什么，突然想起她这个弟弟是一个写书的作家，一拍手说：“我得给你买一张桌子！”马上让外甥去买。
苏北这次没有阻挡，他真的是需要一张桌子的。
临走的时候，大姐问他什么时候来，苏北说，快的话也许半个月就来了。
回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开始着手为他的离开做准备，整理手里的合同和书稿，该清退的清退，该留的留下来，在适当的时候移交给有关的编辑室；书柜里的书籍，挑拣之后，无用的东西都让卫生员收走了。
他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再应当做什么。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是苏北吗？”吴运韬的声音，“女儿考得怎么样？”
苏北说：“我听她说感觉不错……”
“没问题，”吴运韬愉快地说，“这孩子聪明，应当是没问题……”吴运韬耐心地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直到两个人都认为完全没有味道了，才转到他要说的话题上：“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