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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私人生活史Ⅳ 作者：＇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1）
法国大革命非常具有戏剧性，又非常突然地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将其长期与短期的后果区分开。在当时，“私人的”或者特有的兴趣被认为可能对鼓励阴谋和叛国有些许影响。人们认为透明度也即个人之间不存在障碍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革命党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灵和习惯，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且希望在这个新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与以前相比在外表、语言和感情上完全不同的新人来。这项工作由外及里，革命教会了市民新的符号和手势，而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最内在的自我。
长久以来，大革命加大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并通过对政治化的男人和内政化的女人之间的对比，来说明不同性别的作用。虽然还是实行家长制，但大革命承认了离婚，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家长的权力。它主张个*利，并以安全权利的形式制定了最原始形式的人身权利原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这项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早在1791年，《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无故搜查和占有私人住所的侵犯行为的严厉处罚。
详细描述大革命的混乱历史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因为大革命对私人生活，无论从法律、风俗，还是文艺描写和日常实践都产生了冲击。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这个时期的专家林斯？亨特就大致描述了一件其光芒一直照耀着19世纪的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下一章中，卡特琳？阿尔把公众与私人（这里指家庭）的差异以及19世纪初在英国日益严峻的两性作用的差异，看作是福音派说教、功利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分离。
找到了自身真实身份的英国中产阶级在这种新的家庭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观念也从中产阶级传到了工人阶级那里，但是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目的来接受这种观念的。同时，绅士们发展了更私人化的社会生活风格，并把他们的城堡变成了乡间别墅。从保育室到花园，家的快乐都在“家庭天使”的翅膀下洋溢。
这种观念对寻求生意与快乐之间的平衡点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法国上层阶级中，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通过旅行家、纨绔子弟、被流放者、商人、牧师和家庭女教师来传播的。这种影响可以在各种领域中看到，比如说卫生习惯，衣服的款式，诸如“家”、“宝贝”和“舒适”这样的单词以及运动、求婚和*中的时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深入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00年前后，工人主义者号召在公园、城市美化、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开展英国标准的竞赛。
英国受到重视非常正常，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随后，文化上很有建树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的吸引力增强了，有时甚至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我们可以问外国的影响对法国甚至阿尔萨斯、尼斯和萨瓦等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私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在卢梭和司汤达的时代，许多法国青少年旅行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初步学会了如何去爱，并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像吉纳维芙？布雷顿这样一个法国姑娘就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但其他众多法国人都是这样的吗？在19世纪，什么时期欧洲北部、东部或者南部受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管怎样，文化影响是一回事，私人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风格并不是诸多自然天成的个人因素的简单综合，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2）
在对外来影响的包容性方面，法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国度。在法国，开始时是出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占巴黎人口的。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性是个性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性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性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阴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阴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干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交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这种强制性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性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穷人和具有爱国心。他不再堕落下去，他拥有了国家的外衣，特别是那些没有荣誉头衔和共和主义头饰的人”。衣着、语言、对穷人的举止、在城市和陆地上的工作，这一切都成了爱国主义的范畴。那又是什么把私人与公众人物区分开的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随着私人与公众精神特征的合并，政治行为并不限于巴黎地方性议会和更为根本的报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就是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名为《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的演讲。为了证明“在大革命中人民政府的主要动机是既高尚而又恐怖的”，这位公众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把共和国的高尚与君主制的堕落做了比较。他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名誉，用准则代替习俗，用义务代替财产，用理性的王国代替专制的方式，用对堕落的蔑视代替对不幸的蔑视，用骄傲代替傲慢，用灵魂的崇高代替自大，用对荣誉的热爱代替对金钱的渴望，用功勋代替阴谋，用天才代替智慧，用真实代替光彩夺目，用充满魅力的快乐代替无聊的*，用人性的伟大来代替偏狭。”他接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道德就是失策，堕落就是反革命。”
虽然革命者认为私人利益不应该在公众政治舞台上出现，但他们确信私人特征与公众道德还是密切相关的。1793年11月，在里昂成立的共和国临时警戒委员会正式提出：“每一个市民都必须经历真正的共和，把自己投入到改变法国命运的大革命中去……那些仔细权衡利益得失的人，那些计算着每一块土地、每一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液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色，“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色衣服，戴着*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色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色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