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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孩子（8）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公立学校相比，他们将教育视为私人事务，也因此为私立学校的成功贡献颇多。
不管怎样，这种包裹着孩子的温情还是受到了污染，青春期少年总是会被谨慎地监视，会被怀疑有扰乱治安的倾向。青春期少年受到的这种密切监视迫使他们采取保密和掩饰行为。他们会发明创造出一百种方法、计谋，却只为赢得一点点私密。他们在学习期间或是晚钟（中世纪时规定人们熄灯睡觉的时间——译者注）之后读小说；他们写诗歌；他们记日记；还有，他们也会梦想。所有这些举动构成了一种更内部的生活。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女孩们在寄宿学校结交的友情通常会因婚姻而缩短。男孩们则形成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得到巩固加强。有时，这些团体在此后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成为商业和政府领域内的派系。大多数19世纪寄宿学校内的生活都会频繁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反抗的干扰，甚至中断。但是1880年以后，此类的干扰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似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使之变得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允许年轻人在节日庆典和性规则中扮演其曾经在传统社会中扮演过的角色，共和国似乎并不比19世纪的郡主政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年轻人不再被视为一个群体，而被看作诸多的个体，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听从命令，保持安静。因此，当年轻人反抗时，他们的这种背叛通常是个体化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家庭，而不是国家。
这个特性既适用于穷人家庭的孩子，也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从第一次领受圣餐（或是接受毕业证书）一直到他被征召入伍，这些年轻的工人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并把他挣的钱带回家（成年工人的工资单已经被取消了，但仍然会向年轻的工人出具）。在家庭结构保持完整的就业群体中，比如在矿工中，在对家庭有所贡献之前就结婚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然而，根据不同的调查，比如在1872年进行的一次“法国工作状况”调查，表明年轻人正逐渐表现出不耐烦的倾向。在阿尔代什的工厂里，“许多（年轻的工人）在他们刚开始挣钱时就离开了家，然后去寄宿公寓居住，就像那些未结婚的外国工人一样”。在皮卡第大区的纺织工业区，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甚至是年轻女子们，都采取寄宿的方式，而不再是把他们挣的钱交给家里。因此，某些家庭达成了以下协议：在18岁之后，孩子将与家庭分享他的工资，自己只能得到一部分，否则，就要为房间和食宿支付“议定的”价格。
兄弟姐妹
除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水平关系。但是，即使是在同辈人当中，也存在不平等和时有发生的竞争，起因就是性别、等级、年龄、天分的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偏爱等。在长子受到特殊对待的地方，竞争最为激烈。比如在热沃当，19世纪时年长的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到了谋杀的程度；无论是诉讼还是移民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辈中更年轻一些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发现他们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几乎被降低到了佣人的角色，有许多人甚至被要求保持独身。
当青春期少年面临主要的生活抉择时会有竞争产生，在分割遗产时也会有敌意出现，这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是有区别的。当就某种意愿产生争论，或是众人争夺某份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所有权时，家族内的战争就会爆发。出于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因，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高估那些他们被剥夺了的财物的价值。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重要时刻到来之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性。孩子们总是联合起来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从中获得乐趣。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受到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导。年长的哥哥在职业选择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见解的形成上，可能会对年幼的同辈们施加重要的影响。年长的姐姐通常会扮演妹妹的老师的角色。维克多？雨果对莱奥波丁充满了温暖的回忆：一本打开的《圣经》放在她的膝盖上，给阿黛尔上拼写课。姐姐还会教妹妹怎样做家务杂事，如何打扮自己，让自己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长女的责任尤其繁重。在母亲已去世的家庭中，她要像母亲和持家人一样去伺候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愿望。在更穷困一些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长女经常被送到外面去做工，以帮助父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会期望最年幼的女儿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是很普遍的：一个年老的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儿。由此，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地是由他或她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文学著作中揭示的那么紧张，但这种紧张情绪的确是存在着的，阿兰？科尔宾将其视为情感交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性别的差异使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这种关系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与异性关系的一个开始。宗教和社会的禁忌是严厉禁止*的，因此这些关系很少会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很可能会与爱情有关。巴枯宁承认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有*迹象的爱，这种供认对于反对他的运动无疑是火上浇油。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审查非常严密，面纱只是偶尔才被揭开。皮埃尔？穆瓦根是个工人，有一段时间还是个罪犯，他写出了他对妹妹的爱，对于这份无望的感情还记有日记。
在兄妹或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中，年龄加深了父爱或母爱的感觉。左拉1901年写的《工作》中的小妹妹毫不隐讳地对她的哥哥曲意逢迎。她显然乐于扮演二流角色，并为哥哥成功的消息而高兴得大哭——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