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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传递给了他们的孩子。
早、中、晚（10）
孩子们对父母的新年问候就好像是作为收到礼物的一种交换。在1877年12月29日，伊丽莎白？阿里吉写道：“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新年礼物。皮埃尔、阿梅利和我将为他表演木偶剧。”
在新年第一天，人们会拜访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送上新年的问候：父亲和母亲、伯父和伯母、兄弟和姐妹们，大家都会互相拜访。晚间的时间则是专门为祖父母和长辈们预留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拜访表兄弟姐妹和其他的亲戚，第二个星期是拜访亲近的朋友，１月份其他的，则是拜访熟人。简而言之，有许多的拜访要进行，有许多的贺卡要写。
为了尽量避免拜访不成，很多人乐于派一个仆人或是雇一个代理人送一张拜访卡到他们希望表示问候的人的家中。这种巴黎的风俗有些荒谬：收到大量这种卡片的人对于卡片上形式化的问候不屑一顾，而一旦熟人没有给他送卡片，他又会说“某某人没有教养，新年连张卡片都不送”。
当然，大量的卡片还是邮寄出的。在19世纪末，巴黎的邮局仅在1月1日一天中就经手了超过100万张的卡片。旁奇伯爵夫人说她共发送和收到了将近1500张贺卡。
从好几个方面来说，复活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个天主教徒都要进行忏悔，并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领受圣餐。一年领受一次圣餐是教会的最低要求，如果只领受一次，就要在复活节。为期两周的复活节在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开始。
复活节也是鸡蛋节日。人们把彩色的复活节鸡蛋和鸡蛋形状的糖果藏在房间和庭院中，然后让孩子们去找，还有各种各样的复活节礼物被放在鸡蛋形状的包裹中分发（送复活节礼物的风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兴盛起来）。
复活节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苏，也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不管天气如何，即使气温还很低，全家人也要穿上新衣服集体出动，以标示着春的来临。年轻的女性会穿上亮丽的浅色服装，戴上漂亮的意大利稻草帽。
在家中，季节更替的时候要进行春季清扫。要将壁炉的铲子和钳子清理干净，然后涂上油脂储放起来，直到秋天再拿出来使用。窗帘、门帘和幔帐都要取下来掸掉灰尘，地毯也是如此。
在19世纪，过圣诞节时学校不再像以前放长时间的假期，只在12月25日到1月1日期间放假。但复活节假期变得普遍了。在1859年11月，复活节假期得以凡俗化：出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考虑，中学生们有了一个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小学生们被给予了和中学生们一样的复活节假期。1886年3月9日，经过范围广泛的讨论，议会通过了政府的一项提案，将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定为法定节日。1892年8月1日，复活节假期被加长了，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三中午就开始放假；1925年2月18日，法国学校开始施行为期两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在19世纪逐渐演变成类似于学期之间的假期。圣诞节假期迅即与之呼应。1892年8月的法案也提出，校长可以根据校委会的建议在学年开始时计划安排8天的特别假期。如果这些特别假期被安排在12月25日到1月1日间，学生们就可以享受一段简短的假期了。1925年2月的法案将这种非正式的实践官方化：特别假期的天数减少到两天，但圣诞节假期从12月23日放学时开始直到1月3日。这样，从1925年开始法国的学年就被分成了三个学期。
如果说复活节标志着春天的开始，那么诸圣日则标志着冬天的到来。在19世纪下半叶，在诸圣日那一天祭扫家庭成员的墓｜穴成为一种习惯。18世纪末，巴黎的公墓被关闭了；1785年，英诺森公墓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之中毁掉了。到1850年前后，公众的舆论已然改变。
有三个因素使人们对亡者建立起了新的兴趣，并使即使像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公墓的幸存成为可能。首先，实证主义者们赞同对地下的亡者给予尊重，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精神，皮埃尔？拉菲特在1847年这样写道：“坟墓孕育着家族的延续感，而公墓则孕育着城市和人类的延续感。”其次，天主教徒赞成对死者的祭仪，就好像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他们的论调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一个世纪前他们对公墓的日益衰微负有部分责任。他们那时的论点是，一个人的躯壳是否存留在土壤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永恒。第三，科学对此点了头。科学家们证实，对于墓地的亲近不会对活着的人构成任何危险，上个世纪抨击其有毒害其实不过是迷信而已。
1850年之后，公墓成了“造访之所，沉思之所”。在鲁昂，1860年到1880年期间家庭建造起奢华墓碑数量增长惊人。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更激起了人们对死者的崇拜和追思。1902年，在诸圣日这一天，有35万人造访了巴黎公墓，占人口总数的将近1/10。
在复活节，妇女和姑娘们穿的是亮丽的彩服，但在诸圣日她们则是黑衣、毡帽、手套和短靴，她们已“准备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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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1）
19世纪初期，法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才会在乡下的房子中度过夏天。在19世纪80年代，“度假之地”一词在词典中被定义为“乡村中休养暂居之所”，是个新创的词。贵族和其他的私营业主们不必因为工作而必须待在巴黎或其他的主要大城市中，他们一般会在自己的庄园中或是乡村的住宅里度夏，直到10月甚至11月狩猎季节后才返回城镇。对于他们来说，一年因此而分为两个部分：社交季节——冬季和春季；乡村中的避暑期——夏天和部分秋天。
渐渐地，中产阶级开始模仿这种贵族的模式。有些记者对他们进行嘲讽，但不管怎么说，当夏季来临之时，中产阶级家庭还是会离开城市来到乡下的田园中。鲁昂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拥有房屋；他们会邀请亲戚朋友在乡下过上几个月，并利用这个机会检视他们在附近地区拥有的农场。
G。夫人出生在1888年，是一位富有的波尔多商人的女儿，据她回忆，从复活节到诸圣日，她与父母、兄弟姐妹和6位仆人一起前往波尔多郊外约5里远的一处漂亮的房子居住。安托尼？阿里吉是拿破仑三世时宫廷中的一位律师，每年春天，他们一家人都会离开巴黎的居所去奥图尔，阿里吉夫人和她的妹妹在那里租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子。1878年，他们在5月11日离开巴黎，10月26日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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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面所阐述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中产阶级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外省，人们依靠他们自己拥有的财产生活。而巴黎人通常在乡村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并且他们是不会去视察农场的运作的，因此，他们租赁乡下的房屋或是住在旅馆里度假。租赁使得在不同的地方度假成为可能。D。夫人出生在1876年，她说她父亲是一所高等师范学校的官员，喜欢变化，从不会带家人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两次夏日假期。度假季节，他以500法郎的租金租下一处很大的不动产。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他们全家在莫尔比昂（法国的一个省）租了一幢拥有17个房间的别墅。
即使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每年可以在城外度过6个月的城市居民，也养成了在乡下过周日的习惯。1831年，一本名叫《乡下的房子》的畅销书中写道：“星期六晚上动身，星期天散步（如果不下雨的话），然后在星期一早上返回城里——这就是许多巴黎人所说的去乡下。带上一个马车夫，一个园丁，一个厨子，这些城市居民就有了进行短期旅行所需的一切。”
夏天的火车站人满为患，丈夫带着妻儿，似乎每一样活着的东西都在站台上寻找可以休憩一下的地方，他们都是去乡下或海边的。只有看门人和邮差留在了巴黎城内。这也许有些滑稽或夸张，但事实的确令人吃惊。记者们说，离开城市去度暑假的巴黎人有三万人。能支付得起旅行费用的城市居民变成了“旅游者”。这个词与“旅行者”同义，在1816年首次使用，词典中将旅游者描述为“出于好奇和闲散无事而出外旅行的人”。旅行者并不一定行走个不停，有些人干脆住在海边别墅里，根本不动弹（“夏季居民”这个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20年）。海滨胜地是重要的，夏季移民是重要的，“海水之于夏天就如沙龙之于冬天”。
开采矿泉水用来洗浴最早要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时：1809年，有1200人在埃克斯温泉浴场接受了治疗。1822年，迭皮的地方次级长官开办了第一处海水浴设施，并说服贝里伯爵夫人前来参观。从那时起直到1830年，每年7月宫廷都要暂时迁移到迭皮来。1830年以后，近郊的贵族们也渐渐养成了这一习惯。尽管在1835年时人们已开始谈论比利茨的小海滩（在第二帝国期间成为欧仁妮皇后最喜爱的度假胜地），但迭皮是当时唯一一个得到充分开发的海滨胜地。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2）
火车把从巴黎到海滩的旅行时间缩短了2/3。在1840年，乘马车从巴黎到迭皮需要花费12个小时；在第二帝国期间通过铁路只需要4个小时。1848年8月，第一列从巴黎到迭皮的“快乐列车”开始运行。这些专门的周末列车使得去诺曼底海岸旅行更为方便快捷，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受欢迎，以至于1850年时铁路公司开始提供折价车票（三等车厢5法郎，二等车厢8法郎）。富有的旅游者们乘坐的是“黄｜色列车”或“丈夫列车”。1871年时，这种列车在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离开巴黎，星期一中午前返回，这样就使忙碌的生意人能有足够的时间与妻子和孩子们共度周日。最富有的旅游者也可以乘坐每日都有的豪华列车，比如1904年7月15日到9月30日期间运行的从巴黎到特维尔的豪华列车。这种列车由卧车车厢组成，只提供一等车票，其他奢华的服务另外收费。往返车票需要五十多法郎——是普通工人20天的薪水。
受益于铁路之快捷的巴黎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倾向于离开家。举个例子，在诺曼底海边度假的巴黎人要比鲁昂人多，尽管后者离海滨更近，但他们在1914年前对海边度假根本不感兴趣（但鲁昂人却通过自1843年就已存在的铁路频繁地前往巴黎）。
除了在山区和温泉疗养地的夏季旅游业之外，冬季的旅游业也发展了起来，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在1860年尼斯附属于法国之后，这座城市成为了颇受欢迎的冬季旅游胜地。在1861年至1862年的冬天，有1850个家庭在那里度假；到了1874年至1875年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5000；而到了1887年时则是万。人们自然是为宜人的气候所吸引，但也有些人是被他们的医生勒令去的。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气候的变换来治疗肺结核是一种很流行的疗法；医生们建议在山区、在冬天、在大自然的天空下进行调养。在大西洋海岸，“冬季之城”阿凯岑是将医疗与旅游业结合起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个城市作为肺结核的治疗中心从一片平地中拔地而起，而娱乐赌博业也成为它值得夸耀的资本。
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进行一种必要改变来与度假相适。宁静有益的大自然可以弥补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品味自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正如亨利？伯劳在进行度假方面的研究时所评论的那样，真正的新东西“是对人类行为的时间构成给予的深入关注，是其中所蕴涵的东西”。
人们逐渐觉得，工作时间是可以转化为度假时间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时间用在大自然、旅行或是消遣娱乐上面。在乡村，劳工阶层的闲暇时间自然地存在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之中；而在城市，工业社会阶层每个人的闲暇是在特定的时间，尤其是在夏天。而卢梭已把投身自然作为一种摒弃时间束缚的方式，当这种观念传播到新的社会阶层，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品味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捷地重新构建了时间的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听从假期的召唤，“年”也就以新的方式得到了重组。1912年7月6日，一篇名为《休假问题》的文章言称：“50年前度假的人迥然另类，而今天迥然另类的是不休假的人。”人们感受到了度假的需要，并坚持他们有权这样做。19世纪末在多方组织下，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度假活动。
回顾学校假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