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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多情”是一个较古老的说法。我在湖南读的高中,工作以后也跟一些湖南妹子打过交道,真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没有骗人。记得一次去湖南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几个认识了才两天的湘妹子都要送我去车站,还帮我拿行李,把离别之情表现得既直接又有分寸。那种场景,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我绝不会认为她们是对我个人“有意思”才那样做的,我的感觉是,在她们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里有着女性的特质,就是对他人、特别是男性的关注、关爱和兴趣,如果这就是水性杨花,那我倒希望这样的水性杨花的女人越多越好。如果每一个女人都只对自己的固定伴侣温情脉脉、笑腼如花,而对其她男人则横眉冷对、貌若冰霜,那这个世界真的是要路断人稀了。
男人骨子里还是喜欢水性扬花一点的女人的。男人是一种很自恋的动物,他们喜欢对他们感兴趣的女人。表面上看起来,男人一直都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女人,实际上他们更需要的,是对自己感兴趣的女人。水性扬花的女人就有着对所有男人的基本兴趣,这种兴趣对男人来说,就是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
不喜欢水性杨花的女人的男人也有,但我敢肯定,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是压抑了自己的欲望。因为,这样的女人的魅力诱导了他的欲望,而他本人又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欲望,就产生厌恶的感觉来使自己跟欲望保持距离。这样的心理问题也可以在他的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他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在人际关系方面,对自己和别人都可能很苛刻。
对完全不水性杨花的女人,男人不会吝啬他们的金钱和赞美之词,贞节碑和上面的文字就是证明。但是,对“非常水性杨花”的女人,男人就更不会吝啬他们的金钱和赞美了,有史以来,可以肯定地说,在所谓“销金窟”里花费的金钱,和献给歌女舞伎的华美词藻,在数量上要比立碑费和碑文多得多。男人就是这样矛盾而虚伪的动物,水性杨花和不水性杨花都支持。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就很难办了,真不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才好,才能让男人们称心。也难怪女人们都抱怨做女人难了。
客观地说,“非常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一个中国人如果能背几首古诗词,那么其中说不定就有一首是某位诗人或词人献给他所认识的“水性杨花”的女人的。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每个女人都够得上立贞节牌坊的资格,那中国文化里是否还会有那么绚丽的一摸色彩。诗人的才情是需要跟女性的关系来滋养的。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提倡,女人们都应该更加水性杨花一点,以便为中国培养更多的有才情的诗人,制造更多的情诗艳词出来。
几千年来,为了争夺女人而发动的战争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男人们在做反省的时候,往往会把战争的原因归于女人的水性扬花。表面看来,也有一点道理,因为如果女人的天性就是烈女不事二夫,那天下的所有男性都会断了动别人的老婆或者情人的心思,战也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往深处想,红颜祸水的说法实在是没有道理,男人如果不是花心到病态的程度,怎么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抢女人呢?假如一个社会是女人主宰的社会,大概也会有为了一个男人而打一场战争的事,这个时候,女人们也许就会称这个男人为“蓝颜祸水”了。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小型的“战争”的确发生过。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下,妻妾们之间的争斗就是为了一个男人。但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认为,男人是争斗的祸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人要比男人更勇于承担责任一些。
阴与阳是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男人和女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元素。同处一片蓝天下,阴阳相吸、男女相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不这样反而是不正常的。当然,任何关系,都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则。规则本来应该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但遗憾的是,人类经常会把规则看得比人类自己都重要,使那些规则直接损害了人类的幸福,扼杀了人类的天性。
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有很大的差异,有时候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人不可能把她内心的愿望全部都变成现实。在处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你可以做你内心想做的一切事情,前提是不要因此引起太大的现实麻烦。极端的例子是,你心里想抢银行,如果你真抢了,那就会有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你,不管从什么方面来算帐,都划不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女人心中自可以有百种思念、千般情怀,但如果真象前面说到的嫁那么多的男人,按照现在的市价,仅仅是搬家和照结婚照两项,就足以让她筋疲力尽、倾家荡产。如果健康和吃住都成了问题,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她的女人在想象的层面继续去水性扬花了。
2003…3…5
人 际 点 滴
看心理医生的人,几乎全都是敏感而聪明的。尤其是他们对人际关系的一些感悟,让我这个做心理医生的受益匪浅。
一位男士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共同有一位新疆的朋友。最近那位朋友给他们来信说,他一家人想来武汉玩几天。这位男士与同事商量,决定让朋友在武汉期间不住旅馆,而住随便哪一位的家中。他们两家的房子都比较大。至于到底住哪一家,由新疆的朋友自己定。在给朋友回信时他突然想到,客人怎么好做选择呢?客人选择任意一家,都有着得罪另一家的风险。我们自己可以不这样认为,但客人却不会完全不顾忌。本来是想替客人着想的,却把客人置于尴尬的境地,当真是事与愿违了。于是他给朋友回信说:我和我的同事商量好了,你们在武汉期间住在我家。
生活中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你以为是在替别人考虑,实际上却可能没有。“设身处地” 四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还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孩子生日时,她的一位女友给她的孩子送了一件较贵重的礼物。那位女友没有孩子,于是她便想立即买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送给女友本人。在寻思买什么礼物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么快地“还情”是不恰当的,那样做在对方看起来无异于是一种对友情的误解和拒绝。还不如把这份给孩子的礼物所表达的友情暂无回赠地珍藏起来,象酿葡萄酒一样,让它慢慢地发酵和醇厚。情感最终是会反回到那些付出了情感的朋友身上的,但不必在此时此刻。
说起来这些都是小事。但一个人所处的人际环境却是由这些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制造而成的。性格之所以是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人际环境。
做人并不难。那些觉着做人难的人,是因为他们忽略或者轻视了这些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设置中接电话的动力性问题
施琪嘉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Setting is a very important definit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as Freud described(1925d): We shall be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at nothing will occur to him that has not some reference to that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reaction of a patient who acted out or dropped out when it was ringing and the therapist had have a talk with someone else in the therapeutic situation should have its dynamic meaning。
Keyword: psychoanalytical situation setting psychotherapy
摘要:设置是心理动力性治疗的重要概念,弗洛依德对此曾有描述:倘若不是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 因此,当治疗过程中电话铃声响起、治疗师接电话并与他人交谈时,病人出现“见诸行动”或脱落的表现就可以从心理动力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关键词 心理动力性情景 设置 心理治疗
设置(setting)1是心理分析情景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弗洛依德在谈到设置时说到(1925d)2:这似乎令人吃惊,由主观通过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来观察自由联想的形式应该说是达到了其意料之中的目的,即将受制于阻抗的、被压制的信息呈现于意识。然而,我们应该明白:自由联想并非真正自由,在分析情景的影响下病人仍会保留其尽管不愿面对的、其精神活动中特别的主观成分。我们应该设想,倘若不是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病人表现为批评性回绝,多在告之其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时发生。一旦病人了解了设置,并克服了其拘谨后,其阻抗便会找到其表达的另外涵义。
由分析师提供恰当的环境尤其重要。精神分析治疗并非简单提供潜意识向意识转变,或延伸病人的自我,提高其自主性的环境。分析师所提供的设置应是有助于分析过程,帮助自身分裂的概念进行融合;在发生防御过程后可重新进行设置。Rycroft(1985)3指出分析师进行设置的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正确”解释的技巧,也取决于分析师是否具备持续的兴趣、发展与病人的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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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设置包括:让病人躺在床上,医生坐在病人的后方、规定治疗的时程和频率、房间的布置和收费的协定等。由于治疗由预约而设定,故治疗师的电话铃可能在治疗期间响起,在国外,虽然有秘书代接,但也有许多私人诊所的开业医生必须自己接电话(在欧洲,心理分析性治疗以私人开业医生为多),在我国,一些地方对于设置不太讲究,在治疗过程中也不排斥接外来的电话,一般来讲,在治疗中不宜接电话,除非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在治疗过程中安静地倾听十分重要,这时是需要杜绝来自于外界的干扰的,如当病人在与治疗师数次接触后已经建立起逐渐稳定的治疗联盟,病人准备谈及困绕自己多年的“隐私”或病人在回忆到过去的经历产生非常痛苦的感觉时治疗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不是病人的勇气会被打消,就是病人产生极其反感的想法:治疗师是天下最无情的冷血动物!客体关系的理论学家认为,多数前来治疗的病人的核心问题就是与他人发生交互作用的问题(寻找客体并与之建立关系的力比多为天生的、可以对今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动力) 4,电话是人与人互相联络、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工具,因而当治疗中电话铃声响起时、治疗师接与不接就有着动力性的意义。
比如一个因受依赖与自主冲突困绕的青年男性,自小就按父母的安排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平时接受的教育是谦虚待人、从不当面顶撞父亲和对他人表示不满,但父亲粗暴的教育方式和母亲无休止的唠叨给他的影响在高中时爆发,他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开始反抗他的父母,其方式为拒绝工作、用母亲唠叨的方式来唠叨其父母,不断地寻找心理医生并将他们换掉。在来笔者这儿就诊时病人已经换过5个心理医生,并对我说:医生,您是我在反复打听后确定要找的医生!在进行了4次治疗后,病人开始有转变的倾向,如离开多年的家独自到学校住宿、开始与同学接触而非缠着父母唠叨、开始在家中试着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而非一味白吃。病人在治疗中表现得如一个守规矩的小学生:准时、恭谦。在第5次治疗中治疗师接了一个中途打进来的电话,病人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结束时说他会跟我打电话再约下次就诊时间,病人在在此之后杳无音讯。间隔半个月后病人重新与治疗师预约了治疗时间,在这次治疗中病人表示了对上次治疗师在治疗中接电话的不满:你们医生让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来,早来就在门口等着,你们高高在上,在治疗时接电话,而对我们病人的讲述无动于衷……。病人表现得与以前的礼貌、规矩截然相反。
追溯起来,治疗师中途接电话唤醒了病人的愤怒,从移情的角度来讲,在治疗联盟建立时,病人就确定,他所找到的是一个能够理解他、帮助他的“父亲”(在病人的内心,一直在寻找着这样的一个幻想的客体,并在早期反复失望),因此他也表现的十分合作(一个“好病人”就象当初是一个好学生一样),虽然这中合作也是一种阻抗的表现,就象当初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要求努力学习一样,在恭谦的背后是蕴藏着反抗的欲望的。医生接电话的行为表示与病人以外的他人发生了联系,在病人的内心是一种对他的“摈弃”,这个“父亲”的形象由好的变成了坏的、由和蔼的变成了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