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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巴黎书商寄来，或由当地书商从巴塞罗那为他定购，尽管他对西班牙语文学不象对法语文学那样重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在早晨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午觉之后读个把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再读一会儿。备课结束后，他面对打开的窗户，在浴室里做十五分钟呼吸操。他总是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因为新鲜空气从那儿吹来。然后他洗澡，修胡子，在货真价实的意大利香水的浓郁芳香中粘胡子。他穿上白色亚麻衫裤，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软帽，穿上西班牙科尔多瓦产的山羊皮靴。到了八十一岁，他依然保持着在霍乱流行期后不久从巴黎返回时的那种潇洒风度和欢快神态。他的头发后中分开，梳理得整整齐齐，除了颜色变得像金属一般之外，和年轻时没有半点差异。他在家里用早饭，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一杯大苦文花汤顺胃，再加一头大蒜。他吃大蒜向来就着面包一瓣瓣细细咀嚼，为的是预防心脏憋闷。教课之后，他常去参加正当的社交活动，或者去接触天主教徒，或者从事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某项课题的研究。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饭，饭后一边坐在院里花坛上打十分钟的诚，一边在梦中听女佣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街上的叫卖声，听港湾里柴油机和马达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那种响声在周遭回荡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难一样。接着，他要读一个小时的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专著。随后他便教鹦鹉讲法语和唱歌。多年以来，那只鹦鹉已经成了家中迷人的娱乐品。四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之后，他就出去巡诊。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拒绝在诊所接待病人，而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备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骏马驾着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种马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感自豪。尽管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种惊恐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性能。”他从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不过，尽管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出诊期间发生点紧急事儿，他的妻子准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给他送信儿。从年轻时起，他总要在回家这前去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子，因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他就不上教区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组织由社会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瘫痪，当时还没有搞儿童摄影。不到三个月，他高超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尤其善于走“象”，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一盘棋。对于乌尔比诺医生来说，那堪称是一种奇遇。当时，他对象棋简直入了迷，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无条件的保护人，并为他的一切担保，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是谁，从事何种职业，在什么不名誉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身子茫然地在这儿出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马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惊恐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敏锐的感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遗书的第一页，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不是一个绝望者的梦吃的话，那么，即使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脸，变了颜色，乌云密布，寒风袭人，然而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征兆。为了找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殖民城市铺着石头的崎岖不平的高地，结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以免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使马匹受惊。街上摆着纸花环，乐队奏着乐曲，鲜花也到处可见，姑娘们打着五颜六色的阳伞，头上戴着薄洋纱飘饰，站在阳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桐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蜂拥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车出口处，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乌尔比诺医生的马车是唯一的一辆。这辆马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屈指可数的马车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叠车篷总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铜的，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爱摆排场的家庭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
尽管乌尔比诺怪腐似地热爱那个城市，并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他却很少有过象那个星期日那样，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嚣中冒险。为了寻找那个地方，车夫不得不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感到这种恶臭如同昨天的一阵风一般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怀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争食用船锚从屠宰场里拖出来的下水。和总督区石砌房子相反，这里的房子是用陈旧的木材和锌皮搭成的。大多数的房子都架在木桩上，这是为了避免在阳沟涨水时污水涌入。那些阳沟是从西班牙人手中继承下来的。一切都呈现出贫困、凄凉的景象。但是，从肮脏的酒店里还是不时地传来贫苦人既不提上帝，也不涉及圣灵降临节戒条的欢快而又震耳欲聋的乐曲。当他们终于找到了应该找的地方时，马车后面已经紧跟着成群的赤身裸体的孩子。他们嘲笑马车夫那一身演员般的打扮，而马车夫则不得不扬鞭抽喝他们，把他们赶跑。准备进行一次秘密拜访并且让别人道出隐私的乌尔比诺医生，有件事他领悟得太晚了，这就是没有比他那种年龄的天真更危险的天真了。
这是一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子，从外观上看，除了挂着镶有花边窗帘的窗户和那扇从某个古老教堂拆卸下来的大门外，看不出它和比较贫寒的家庭有什么不同。车夫敲着门环叫门，直到问清地址准确无误后，才把医生扶下车。大门已轻轻打开，阴暗的门洞里站着一位成年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虽然已年过四十，依旧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着一对金色的严厉的眼睛，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颅上，宛如一项铁丝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馆里下棋时他曾几次看见她出现在未来往往的众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还给她开过几袋治问日疟的金鸡纳霜，但此时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认出她来。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用双手握住了他的手，与其说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说是拉他过去。客厅里摆着馨香袭人的花草，放满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东西都错落有致地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令人赏心悦目。乌尔比诺医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了巴黎一个古董商的小店，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个秋天的星期一，地点是蒙特马尔特勒大街二十六号。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用很不熟练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在这儿您就象在家里一样，医生。”她说，“想不到您竟来得这样快。”
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女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仔仔细细地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痛苦而严肃。他这才明白访问是徒劳，的因为她对阿莫乌尔遗书的详细内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确实如此。他自杀前的几小时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来她怀着柔情忠诚地陪伴他一样。那件事在这个沉睡般的省城里没有一个人知晓，尽管在这里连国家机密都瞒不过公众。他们是在波尔特·奥普林塞的慈善医院里相识的。她出生在那儿，而他又是在那几度过了最初的流亡生活。一年之后，她跟随他来到这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造访。他们意见不尽相同，但两个人都清楚，他将永远留在这儿了。她每周一次去他那儿打扫卫生和整理工作室，但是就连最爱往坏处想的居民都没有把表面现象和事实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为阿莫乌尔的残废不仅仅在行走方面，这一点，就连马尔比诺医生从医学的角度也是这样肯定的。如果不是阿莫乌尔自己在遗书中披露了这件事的话，医生决不会相信他有一个女人。不管怎么说，两个互不了解对方历史的自由的成年人，摆脱开一个保守社会的种种偏见，选择了侥幸的默默相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她自己解释说她喜欢这样做，再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她，她同他秘密相爱，他们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来，这无可非议，相反，生活已向他们表明，也许这是最值得赞许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各自买了票，坐在隔开的座位上。自从意大利侨民加利莱奥·达孔特在十七世纪一个修道院的废墟上开设了露天电影院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这样去两次。前天的电影虽已过时，但那是以上年一本畅销书为基础改拍的。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请读了这本书，因为作者把战争描写得太残忍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前线无奇事》。然后他们一块去工作室，她发现他心烦意乱，惆怅忧郁，她以为那是因为看了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所致：垂死的伤兵在淤泥中挣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驱散他这种情绪，便邀他下棋。为了使她高兴，他答应了，但是心不在焉——当然他用的是白子。后来他发现再有四步，他就要输了，于是不光彩地投了降。医生这时才明白，最后一盘棋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