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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城市边缘的水流叫獾河，河面很宽，早年还漂过一些渔船的。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光着屁股在这里游泳。下水之前，我们每人都要单手将河边的草叶打一个结，据说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被水中的溺死鬼拉走。游累了，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我们也议论过背后的这座医院，说起来也有点胆战心惊的。但那里面开着很多玉兰花，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因为将它的花瓣含在唇边，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有时，我们会从河边的围墙翻进去偷摘一些花朵。直到有一次，当我们正趴在墙头上时，突然看见一座小楼的窗口露出一张脸来，那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双眼发直，并且冲着我们发出了一阵怪笑。我们跳下围墙跑回河边，从此再也不敢进那医院去了。
我们对精神病院本能地感到悚然，也许是精神世界的变异比现实世界的变异更让人迷惑的缘由。因此，当我这天走进这医院时，看见几个路过的孩子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便不由得想起我儿时类似的感觉。
我是为董枫而来，或者说，是为昨晚的不速之客为我勾画的那间黑屋子而来。整个人类都为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引领，我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高大的香樟树经风一吹，在我的头发和肩头上落满了盐一样的白色花粒，香气袭人，使这6月的下午一点儿也不沉闷。
转过弯，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从这里举目望去，董枫所在的那个病区的楼角正有一半被阳光照得明亮。花坛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在散步，他的嘴巴藏在杂草似的胡茬里。因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他嘴唇的开启。
他说：“往前走吧，前面有红旗。你看这些花都流血了，哈哈，流血了……我才不怕呢，石头狮子咬我，真的，我才不怕呢。”
这男人穿着条纹衬衣，一看便知道是这里住院的病人。我开始以为他在对我说话，可他的眼光却是越过我的肩头而去的，显然，他是对着我身后的空旷在说话。
在他的眼中，也许并没有一个人对面走来，也许走来的人是另一种形象，谁知道呢？我像穿越一个梦一样从他身边走过，进了那片安静得出奇的病区。
法式建筑的两层楼房，窗的上端是圆弧形，嵌着彩色玻璃。廊道一侧等距离地矗立着粗大的石柱。年代久远的地板已新刷过红漆，让人脚步轻盈，但每走一步，仍咚咚作响，像是脚跟后面的回声。
护士值班室里没有董枫。一个圆脸护士说，董枫病了，在家休息。这使我确认昨晚的事是真实地发生过了。
我在走廊上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吴医生了解一下情况，重要的是立即去看看那间黑屋子。昨夜发生的恐怖现象也才过去了十多个小时，或许还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比如，半截蜡烛，一把小梳子之类的东西。
我认识吴医生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筵上。当时来了很多客人，就餐时他就坐在我旁边，中等个子，但身架很结实，手臂粗壮，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印象。知道他是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生后，我便好奇地与他攀谈上了。没想到，谈话非常投机，他认为我们搞写作的与他干的是同一个行当，都是对人感兴趣，尤其对人的隐秘内心和迷乱疯狂感兴趣。这以后，我们便常常交往，俨然一对出没于半明半暗中的探险者。
他的名字叫吴畏，我没问过他这名字是父母所给的，还是从事这一独特工作后为给自己壮胆才改的。总之这名字让人受鼓舞，并且他才三十四岁，就已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了。精神世界幽深莫测，他的前途还很远大。
我走进医生值班室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医生说话，谈的事似乎很重要，因此他不愿意停下来，只是用手对我做了个“请坐、请稍等”的姿势，便又接着说下去。
“这男孩患的不是广场恐怖症。吉医生，照搬西方经典不适合这男孩的病情。一个高中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看见路人就害怕，就躲进路边墙角不敢动弹。从表面看，他惧怕迎面而来的任何陌生人，内心有被害妄想，但这不是实质，事实上，这男孩从没有过受到陌生人伤害的经验……”
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接完电话，他才转向我热情地握手。“有事吗？”他问道。他显然感觉到，我在上班时间来找他，绝不是因为闲来无事。
“有一点小事……”我欲言又止。
他感觉到了，这“小事”一定还很重要，便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过，你得再等一会儿，院长有急事，叫我去一下。”
（）
他走到门口，还回头对我作了个抱歉的手势，便转身消失了。
屋里的几个医生开始各做各的事。那个叫做吉医生的瘦削男子理了理白大褂的衣领。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投入争斗对手便跑掉了似的。“这社会多乱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看看报纸，学生受到伤害的事多了。”
吉医生的面容有些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可眼睛里的光却告诉我，这是个健康人。当我问这里能否抽烟的时候，他最先响应说：“可以抽可以抽，我们这工作，不抽烟要闷死的。”他伸出瘦瘦的手将我递给他的香烟挡回来，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的烟来，热情地递给我一支，“你是客人嘛！”他说。
这时，有护士进来问他，31床的电休克治疗，是不是现在就做。这让他从椅子上一弹而起：“做，做，现在做。”一边说一边就在桌上找那人的病历。
吉医生的这种积极敬业让我有点害怕，好像他对这种让人死里逃生的电休克治疗具有一种由衷的热情。
那天，我去精神病院的探访不但没将黑屋子事件弄明白，反而让我更加迷惑。
吴医生大约是在离开半小时后回到值班室的。当时，瘦削的吉医生和其他几个医生都出去忙乎去了，我正好将事情问个明白。
“董枫病了……”我说。
“哦，是，是，”吴医生很了解地打断我的话，说道，“昨夜停电，又下大雨，她可能是感冒了。”
“不，”我说，“据说是病区那间黑屋子出了怪事，吓着她了。当时……”
吴医生用笑声打断了我要讲的事。“怎么，你也相信这些？”他说，“那间屋子是正常的病房，里面死过几个人，病房里怎么会不死人呢？几年来里面没住过病人，只是因为漏雨。你知道这些房子建了都快百年了，那间病房又在楼上的最尽头，墙角浸雨的问题越来越重，屋子里潮乎乎的，所以就闲置了。近来对这间病房老有些奇怪的传闻，你怎么也相信这些？”
我正想解释，我不是相信传闻，而是想弄明白董枫昨晚遇见的事，作为这里的护士，她的亲身经历可能与传闻不同吧。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追问，护士长已带着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说是该查房了。吴医生站起来，抱歉地说：“你看我这工作，还没喘上一口气，又来了。”
这一瞬间，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和你一起去查房，行吗？”
吴医生顿了一下，可能是理解了我的职业好奇心吧，说可以，同时还从墙上取下一件白大褂让我穿上。
“还有，这个。”他又抛给我一顶白圆帽，戴上后我觉得这帽子有点像厨师。
同行的护士长和护士都有些异样地望着我，她们一定将我看成新来的医生了。其实我更像侦探，想借此机会看看黑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座楼房的结构很奇特，一段不长的走廊上，除了几间医生护士的值班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病区在哪里呢？我正纳闷，护士长已经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了走廊侧面的一道小铁门。咣当一声，门开处，有乱嘈嘈的人声从里面涌出来。我随着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眼前才出现真正的大天地——长长的走廊，很多很多屋子，这才是病区。
走廊的入口处挤着七八个病人，在我的一瞥中都是长得有点蛮横的男子。他们自动地分向两边，给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让路。在我挤过他们的时候，听见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哼！又来了一个新的！”
这使我背脊一凉，同时对这个病人的智力感到意外，没想到精神病患者竟能从一群白大褂中迅速分辨出新面孔来。
我们走进了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接近老年的胖子，条纹住院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短小。他坐在窗下，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对我们的进入一点儿没有反应。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19床，早餐吃了稀饭50克，馒头100克。午餐吃了米饭150克，蔬菜没剩。体温正常，但还不能到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呆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
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
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
“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元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格登”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作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