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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财道：‘狮子，我不想求你。我把你爹折腾死了。我不杀他，别人也要杀他。’小狮子说：‘我爹省吃俭用，跟你爹一道贩鱼贩虾，嫌了点钱，置了几亩地。你爹运气不好，把钱被人偷了。你说，俺爹有啥罪？’进财说：‘置地，置地就是罪！’小狮子道：‘进财，你说良心话，谁不想置地？你爹想不想置？你想不想置？’进财说：“你别问我了，问我我也答不上。坑挖好了没有？’那个大汉子说：‘挖好了。’进财二话没说就跳了下去。沙坑齐着他的脖子。他说：‘狮子，我要喊几句口号。’小狮子说：‘喊吧，咱俩是光屁股时的朋友，对你特别优待，你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吧。’进财想了想，举起那条没受伤的胳膊，大声地吆喝：‘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万岁！！！’喊了三声他就不喊了。小狮子问：‘不喊了？’进财道：‘不喊了。’小狮子说：‘再喊几声吧，你的嗓门可真够响亮。’进财道：‘行了，不喊了。喊三声就足够了。’小狮子推了一把进财的娘，说：‘那好。大婶子，你也下去吧！’进财的娘扑通一声下了跪，给小狮子磕头。小狮子从大汉手里夺过铁锨，一锨就把她拍到沙坑里去了。那些大汉子们，把进财的老婆孩子也推了下去。孩子吱吱哇哇地哭着，老婆也哭。进财生气地说：‘别哭，都闭上嘴，别给我丢脸。’他的老婆孩子都不哭了。一个大汉子指着我问小狮子：‘小队长，这个怎么办？
是不是也推下去？’没等小狮子回答，进财就在坑里喊：‘小狮子，说好了我们家一个坑，你别推下外人来！’小狮子说：‘放心吧，进财，我懂你的心思。把这个老东西——’他对那个大汉子说，‘伙计，吃点累，另挖个坑，埋了她。’
“几个大汉子分成两拨，一个为我挖沙坑，一个往进财家的沙坑里填土。进财的女儿哭着说：‘娘呀，沙子迷眼……’进财的老婆便把大襟撩起来，蒙住了女孩的头。进财的儿子挣扎着往上爬，被大汉用铁锨铲下去了。那男孩呜呜地哭。进财的娘坐在坑里，沙土很快就把她埋住了。她呼哧呼哧地喘着，骂着：‘共产党啊共产党，俺娘们死在你手里了！’小狮子说：‘死到临头了，总算明白过来了，进财，你只要连喊三声‘打倒共产党’，我就给你家留下个人芽儿，将来，也有个人来给你上坟烧纸。’进财的娘和进财的老婆一齐求进财：‘进财呀进财，快喊，快喊呀，’进财一脸沙土，两个眼瞪得像铃铛一样，可真算一条咬钢嚼铁的好汉子，他说：‘不，我不喊。’‘行，有骨气。’小狮子佩服地说着，从一条大汉手里夺过铁锹，铲起沙子，刷刷地往坑里扬。进财的娘没有动静了。沙土埋没了进财老婆的脖子，沙土早埋了进财的女儿，进财的儿子露了个头顶，两只手从沙土里伸出来，还在瞎扒拉。进财老婆的鼻子、耳朵里都窜出了黑血，那个嘴，像个黑窟窿，还在噢噢地叫，惨，惨，太惨了。小狮子停下锨，问进财：‘怎么样？
’进财像老牛一样喘着，头胀得像个笆斗一样。他问答说：‘狮子，挺好的……’小狮子说，‘进财，看在咱俩发小的朋友面子上，我再给你个机会，你喊一句‘国民党万岁’，我立马就把你挖出来。’进财瞪着眼，呜呜噜噜地说：‘共产党万岁……’小狮子恼了，铲起沙土，呼呼腾腾地往坑里扔。坑平了，进财的老婆和儿子都没了，但沙土还在动，她们还没死利索呢。进财的大头，吓人地露出来。他已经不能说话了，鼻孔里、眼里都出了血，头上的血管子鼓得像肥蚕一样。小狮子站在沙坑上跳，把那些松软的沙土踩结实。他蹲在进财的头前，问：‘伙计，现在怎么样？’进财已经不能回答了。小狮子屈起手指，弹弹进财的头，问那几个大汉子：‘伙计们，吃不吃活人脑子？’大汉子们都说：‘谁吃那玩艺儿，恶心死了。’小狮子说：‘有吃的，陈支队长就吃。用酱油和姜丝儿一拌，像豆腐脑儿一样。’那个挖沙坑的大个子从坑里爬上来，说：‘小队长，挖好了！’小狮子走到坑边看看，对我说：‘瓜蔓子姨，过来看看我给你点这｜穴宝地怎么样？’我说：‘狮子呀狮子，你发发善心，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小狮子说：‘这么大年纪了，活着干什么？
再说，放了你，就得另找个人杀，反正今天要凑够一百个。’我说：‘狮子，那就用刀劈了我吧，活埋，太受罪了。’小狮子这个杂种说，‘活着多受点罪，死后上天堂。’这个鳖蛋一脚就把我踢到沙坑里。这时，一伙人吆吆喝喝从沙梁子后边转过来。领头的是福生堂二掌柜的司马库，我侍候过他的三姨太太，心里想：救星来了！司马库穿着大马靴子，晃晃荡荡走过来．几年不见，二掌柜可是老多了。他问：‘那边是谁？’小狮子说：‘我，小狮子！’‘你在干什么？’‘埋人！’‘埋谁了？’‘沙梁子村民兵队长进财一家子。’司马库近了前，说：‘那个坑里是谁？’‘二掌柜的，救命吧！’我喊着，‘我侍候过三姨太太，是郭罗锅屋里的。’‘是你呀，’司马库说，‘你怎么犯在他手里？’‘我多说了话了。二掌柜，开恩吧！’司马库对小狮子说：‘放了她吧。’小狮子说：‘大队长，放了她我们就凑不够—百了，’司马库说：‘别凑数，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别杀。’一个大汉伸下锨，让我拽着锨头，把我拖上来。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要不是司马库，我就被小狮了那个杂种给活埋了。”
区干部们连推带拉地把郭马氏弄走了。
脸色苍白的蔡老师提着教鞭重新回到她的位置上，继续讲解酷刑辞条，尽管她眼泪汪汪，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凄婉悲凉，但学生们的哭声却消失了。我看到周围那些刚才还在捶胸顿足的人，现在满脸都是疲倦和不耐烦。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图片，像浸泡多日又晒干的烙饼一样，枯燥无味。与郭马氏富有权威的现身说法相比，图片和讲解显得那样虚假、缺乏感情Se彩。
我脑子里晃动着郭马氏亲历过的那轮白得刺眼的月亮，还有进财的笆斗一样的大头，还有那一定是机警凶狠、像猞猁一样的小狮子。这些形象是活灵活现的，而画面上的形象是——只能是浸泡多日又晒干的死面烙饼。
…
第三十四章
他们把我从学校里抓出来。
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分明是专门等候看我。两个满头黄土的民兵立即走上来，用绳子捆住了我。绳子很长，在我身上缠绕了十几圈后，还余着很长的一段，那个肩着枪的民兵像牵牲口一样牵我走。后边那个民兵用大枪筒子顶着我的屁股。街上的人眼珠子直呆呆地看着我。从大街的另一头，拖拖沓沓拥来一群人。我很快就看清了，被绑成一串的是我的母亲、大
（）
姐、司马粮、沙枣花。上官玉女和鲁胜利没被捆绑，她们顽强地往母亲身上扑，但每次都被膀大腰圆的民兵推到一边去。在区政府——福生堂——大门口，我与家人汇合。我望着她们，她们也望着我。我感到已经无话可说，她们的感觉肯定跟我一样。
我们在民兵的押解下，穿过重重深院，一直走到尽头，他们把我们关进最南边的一栋房子里，向南的窗户已被捣毁，断棂残纸，一个不规则的大洞，好像要故意向外边展示屋里的情景。我看到缩在墙角的司马亭，他满脸青紫，门牙显然是被打掉了。他悲凉地望着我们。窗外是最后一重小院和高高的围墙。围墙被拆除了一段，好像是特意开出的一个方便门。墙外，几个武装民兵来来回回地走动着，从庄稼地里吹来的南风翻揭着他们的衣襟。东南和西南墙角的炮楼上，传下来民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
当天晚上，区干部在房子里挂上了四盏汽灯，摆上了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搬来了一些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捅、扫帚、还抬来了一张用粗大木料做成、上面沾满了猪血的杀猪床子，还有捅猪的长刀、剥皮的短刀、挂肉的铁钩子、接血的水桶。好像他们要把这房子变成屠场。
杨公安员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他的塑料腿嘎嘎吱吱响着。他的肥胖的腮帮子沉甸甸地下垂着。他的胳肢窝里长满了肥肉，使双臂永远地撑出去，好像挂在脖子上的牛锁头。他坐在桌子后边，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他从屁股后边拽出烧蓝磨尽的盒子炮，拉拴上膛，摆在桌子上；从一个民兵手里要过喊话使用的铁皮喇叭筒，放在盒子炮旁边；从腰里解下烟包和烟锅，放在铁皮喇叭简旁边；最后，他一弯腰摘下了那条塑料腿，连同鞋袜，放在桌子的角上。这半条腿在汽灯的白光照耀下。呈现出令人恐怖的肉红色。它的顶端，散乱着几根皮带子。从腿肚子到脚脖子，光溜溜的，腿肚子上有一些黑色的划痕。脚脖子往下，是一只破袜子和一只破皮鞋。它蹲在桌上，像杨公安员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卫。
其余的区干部分坐在杨公安员两边，一本正经地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民兵们把大枪竖在墙角上，都挽起袖子，拿起皮鞭棍棒之类，像公堂衙役一样分列成两队，嘴里发出呜呜的呼啸。
自投罗网的鲁胜利抱着母亲的腿哭起来。八姐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嘴角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无论在何等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我为童年时霸占母｜乳的行为深感后悔。母亲板着脸，望着雪亮的汽灯。
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
杨公安员说：“摇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经过群众的积极揭发和认真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庭，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血债累累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并且，在最近的夜晚里，上官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破坏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并在教堂内的黑板上，书写了大量的反动标语。根据这些罪状，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全家执行枪决，但考虑到有关政策，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向政府交待恶匪司马库的藏身地点，使这条恶狼及早地落入法网。第二个希望是要你们交待破坏阶级教育展览馆、书写反标的罪行，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路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亡。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们拎开。她们又扑上去又被拎开。民兵问：“杨公安，要不要把她们也吊起来？”杨公安员坚决地说：“不行，我们是讲究政策的。”
鲁胜利无意中拽掉了母亲一只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