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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陈馆长说桃花彩选的时候，他比听说秦始皇复活还要吃惊，“这不是赌博嘛，政府会允许？”
“桃源是谁的天下？三把火的天下。三把火拔一根毫毛也够十个馆长上吊，你以为我有几个脑袋？”
我知道，暗示一下老头有三把火撑腰就可以了，这叫“动之以权”，关键还要“晓之以利”。“你们搞个小货柜，摆上名烟名酒，价格往死里标，我保证你们每天进账这个数。”
盯着我竖起的一根食指，陈馆长眼睛都直了。“一天一百，一个月就三千。有这三千块钱，我什么都好开支了，水费电费电话费、老张的药费、招待费、下乡补贴、中秋节发月饼、过年吃火锅，别人单位有的，我们文化馆也要有。”
我纠正说，“不是一百，是每天一千。”
陈馆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跟我握别时，手心满是汗水。
张思发和谢军都到陶氏祖祠帮忙布置了，陈馆长可指挥的人就剩花季，花季是不会去凑热闹的，“一见他们就恶心。”凡是我要做的事情花季都反感。花季还说什么兑奖柜总让她的脑海里浮现我无耻的嘴脸，一想就要吐。花季说要写《湮没的理想国》，跟我闹翻后一直住在观桃阁二楼的一个小间，水费电费电话费有一大半是她用掉的，她没有理由拒绝陈馆长的工作安排。再说，桃花彩选也不是我一个人要搞的，花季的干爹、干妈、爸爸、姐姐、妹妹，无论是前台的还是幕后的，跟她都有剪不断的关系。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像塞进一团垃圾，百感交集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货柜是现成的，原先出租录相带的竖柜擦干净就可以用了。一大早，我就载陈馆长到了文化馆。陈馆长就把小间的木门拍得山响，“花季起来，起来上柜了。”
花季头发都来不及梳，就动手将大酒店赊来的名烟名酒往录相柜上垒。陈馆长在不干胶上写价格，写好一片揭下来贴上包装盒，烟类：大熊猫每包1000元、小熊猫每包120元、大中华每包40元、沉香每包10元；酒类：世纪拿破仑每瓶50000元、路易十三每瓶15000元、五粮液每瓶600元、茅台每瓶400元。
第五章：金钱（11）
昂贵的价格把花季唬住了，“这是真的吗？”
“假亦真来真亦假，谁要？吃了又不能屙金。”陈馆长的指头做了个捻钱的动作，“赌客要的是这个。”
摆弄好贵比金银的烟酒，俩人就无事可干了。花季不愿跟我说话，捧出《肖洛霍夫全集》，掀开书签那一页。花季以前跟我说过，她并非多么喜爱这个苏联作家，而是《静静的顿河》有消磨时光的足够长度，每次结束阅读都让人怅然若失，找一本厚书就能将这种失望的情绪推迟。
文化馆这头清楚了，我再将桃汛送到陶氏祖祠。不等开彩，我又离开陶氏祖祠往文化馆赶，因为一旦开彩，人满为患的就不再是陶氏祖祠，而是这幢破败的小楼观桃阁了。
我看陈馆长坐在藤椅上睡觉，胸前盖着一张《海峡日报》，没有叫醒他。直到神铳的闷响吵醒了他。“开彩了开彩了。”陈馆长腾地站起来，冲花季嘟嚷，“开彩就好开彩就好。”
花季慢条斯理地夹好书签，欣赏着陈馆长嘴角伸缩自如的口水，
“我听到啦。”我说，“就算是地震，传到这里也要等你睡够。”
陈馆长原地转来转去，像一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疯狗，木楼梯就是迟迟没有响起中彩者欢呼雀跃的脚步声。陈馆长一会趴在窗口朝街头张望，一会原地打转，愁眉拧得快出水，嘴里念念有词：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如此往返数十次，楼梯口终于传来旱雷滚动的闷响，像电影院散场，更像洪水决堤。观桃阁二楼立马拥塞得好比鲨丁鱼罐头，木质楼板不堪重负，发出痛苦的呻吟。当然喽，鸿运高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无聊的看客，他们对奖品充满好奇。
“让开让开。”大伯方礼金高举装满筹码的小塑料袋，像加急传信兵高举令箭，拨开众人挤到货柜前。一见价格，大伯“哇”的一声尖叫，“这不是明抢吗？”他以见多识广的口气指证说，“大熊猫才八百八一包，这里要算一千；小熊猫才一百零八一包，这里要算一百二；还有更离奇的，路易十三市面上才多少？一万三；你们却标了一万五，整整差了两千块。”老头转向观众，有力地一挥手：
“两千块哪同志们，相当于十担水蜜桃、二十担谷子、三十担地瓜，你们评评理，文化馆这帮人的心黑不黑？”
场面一下就乱了，只见横飞的唾沫和舞动的手臂，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上去拉住大伯，“这是兑奖，奖金不能等同于现金。”
大伯甩开我说，“亲兄弟明算账，你是我侄儿，更不能坑我。”
陈馆长急了，抱住大伯的胳膊说，“老方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每个人都想发表高见，太多的高见汇合起来就搅成一塘稀泥，也搅没了两个老头的争执，好比一塘稀泥湮没了一泡尿。
还是肖洛霍夫帮了忙，花季手中的书猛地一拍，吵闹的文化馆真的变成静静的顿河。花季往桌上一站，双手叉腰怒视众人，这种形象大家已经很陌生了，兴趣盎然是肯定的。花季的话简明扼要：
“你们要不要兑奖，啊？要兑就兑，不兑找哑巴要钱去。”
大伯一眼就认出花季，“哎，你不就哑巴的老婆吗，应该叫我大伯，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我怎么说话？”花季跳下桌子，“文化馆的人也是人，你们吃肉，我们喝汤还不行？”
大伯说，“你们哪里是喝汤，这是喝人血。”
陈馆长将大伯拉到我面前，耳语道，“老方嫌奖品太贵，我们可以给现金。”
“给足额？”
“不，给九成。”
“这不是明抢吗？”
“给我们留一口饭吃同志。”陈馆长沉下脸来，“桃花会遍地开花，桃源市遍地黄金，多少外地人来捡金拾银，你老方财大气粗还计较这一成两成？”
29、诗会
桃花彩选给我带来多少钱财，我自己也不清楚，好比洪水来了，你的门板挡也挡不住。当然，钱跟洪水是有区别的，洪水多了我们就遭殃，而钱是越多越好。生活就是这样，它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钱很重要”。当你下决心参与金钱游戏，它又以种种理由告诉你，“你的钱太少了”。名利名利，有名就有利，有利就有名。英雄不问出路，只要你有钱，就一定会有人找上门来，替你扬名。你所有的恶行都将被美化：鲁莽变成勇敢，怯懦变成善良。你不用说话，你的钱会帮你说话，说出你心里想说又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话。
第五章：金钱（12）
有一天，一个奇怪的人找我办一件奇怪的事，我顿时明白钱的威力有多大。我不再是我了，是那么多钱的主人，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你赤手空拳的时候，你飞起一脚甚至踢不死一只鸡，但是当你控制了原子弹，你的指头只要轻轻一摁，就可以毁灭一个大城市。你能说这根指头还是原来的那根指头吗？来找我的人叫“鼓呼”，这位相貌堂堂的男人是《海峡日报》的副刊编辑，他一见面就背诵：
三月，想起了桃花
桃花就开了
每年三月，花汛就泛滥桃源
所有的花朵都在热恋
然后再给我名片，解释说，“鼓呼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叫林一锋，我当记者当编辑就是要为人民鼓与呼，你就叫我鼓呼好了。您发表在《海峡日报》的诗歌《三月桃花》就是我编辑的，我读第一遍就拍案叫绝，三月，想起了桃花，桃花就开了，多好；每年三月，花汛就泛滥桃源，所有的花朵都在热恋，多好。这么好的诗不是随便可以写的，没有才华、没有天赋是绝对创作不了这么优美的诗作的。不是我吹，当时我就推荐给编辑部的同事看了，没有人不叫好的，我们主任当场就拍板，这一期无论如何得用上去。我们报纸的稿子多满哪，尤其是副刊，哎呀呀，这么跟你说吧，每天的稿子都是整麻袋的扛进来，还有发电子邮件的，好几次我的邮箱都被稿件撑破了，只好重装。那一期我们本来是要发一篇游记的，那是谁的游记你懂吗？那可是大作家的手笔呀！可是我还是当机立断，撤下他的游记上你的诗歌，这是需要勇气的，也冒风险，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自己认准的东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稿子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能惟上，不能媚俗，艺术性是我编稿的惟一标准。后来你知道吗，到月底评好稿的时候，我力推你的《三月桃花》，可是，可是我们主任非得把一等奖评给大作家，当官的人都这样，人一当官就变形。我就不愿当官，不为五斗米折腰，至今还是普通编辑，可是我保留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良心。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一气之下撤下你的《三月桃花》，我想，这么出色的诗歌要么上一等奖，要么不上，不要说优秀奖，哪怕是三等、二等都是对《三月桃花》的玷污。”
在我们客家地区很难见到这么能说会道的人，鼓呼的话把我听呆了，我站在陶氏祖祠门前的草坪上，手里捏着名片没有吱声，我知道他会切入主题的，他总不至于千里迢迢跑到桃源来歌颂我一番，然后就回去吧？不料，鼓呼先生话锋一转，说起花季来了：
“花季发在《海峡日报》的稿件都是我编的，可以这么说，我当了一二十年的编辑，才女也是见过几个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作者有花季的敏感，那种对文字的敏感，那种对细节的敏感，那种对情绪的捕捉。天哪，我看了花季的作品只有一个结论，这辈子再也没有勇气写作了，因为花季短短一篇散文就写尽了人间的美丽与艰辛，繁华与苦难……”
“到底有什么事嘛，你找我？”我实在没有耐心听鼓呼先生胡说八道了，因为张思发在陶氏祖祠门口向我迫切地招手，看样子有急事。这时，另一个额头发亮的男人转过身来，解释说：
“是这样的，我们想在桃源洞景区举办一次诗歌创作笔会，人数嘛，控制在十个人以内，吃饭一桌就够了。车子我来找，到桃源的吃住费用就要请你支持了。到时候，我们会请与会的诗人创作诗歌，在《海峡日报》做一个专版，对桃源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宣传。”
这个人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打量一棵枯树，所以忽略了他的存在。鼓呼说，“他叫吴尔芬，是冠豸山文学院的院长。这次诗会由我们《海峡日报》副刊部和冠豸山文学院共同举办，这次是首届，以后争取每年搞一届。这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一定能推出一个叫得响的桃源诗群。”
那个看起来像个果农的院长说，“作为回报，我们在做专版的时候会配发一篇你的通讯，稿子呢，就由鼓呼同志亲自操刀。”
第五章：金钱（13）
鼓呼说，“我们盛情邀请您和您的夫人花季女士参加我们的诗会，充分展现桃源诗群郎才女貌的千古奇观，要让中国诗歌界改变一下观念，才女也可以是美女。”
张思发又招手了，我急于想得到答案，“你直截了当说，到底得花多少钱？”
吴尔芬抢着回答，“住宿费大概两千块，吃饭大概两千块，如果方便的话，给大家一人一份老鼠干，加上他们报社收的版面费五千，我想，一万是可以打发他们滚蛋的。”
“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们两万块钱，你们去安排吧。”我朝张思发招招手，等他过来，我让他回去取两万块现金，丢给吴尔芬。我觉得这个人可靠一点，他讲的都是程序，鼓呼讲的都是大话，还有，他都说“你”，而鼓呼说“您”，让我感觉虚伪。果然，吴尔芬掏出一本发票马上就要写，被我制止了：
“发票就免了，我没地方入账。”
正要跟老张说事，鼓呼又提一个要求，“能不能通过您请当地领导出席一下，壮壮声势嘛。”
我明确地告诉他，“没问题。”
我之所以爽快地答应他们，一是那点儿小钱不足挂齿；二是我有自己的小算盘，能不能通过这次诗会改善改善夫妻关系。
诗会的事我是跟雷公脸说的，雷公脸跟三把火一汇报，三把火就生了气，这么大的事文化旅游局也不知情，太官僚了。三把火生了气，文化旅游局就重视了，重视的表现就是责成文化馆布置会场。文化馆有几条枪，说来说去还不是花季在干活。好在经费不成问题，千难万难有钱就不难。等我去桃源大酒店，大堂巨大的横幅挂好了，“热烈欢迎诗人代表参加首届桃源诗会”，花季坐在一张贴有“报到处”的桌前把玩一支弹簧圆珠笔，见我进去，花季将脸扭到一边，装作没有看见。我拾起签到表格，人已经差不多了，该来的都来了。诗人是浪漫的，浪漫的人就别指望他循规蹈矩，早过了吃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