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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大家挤到当地人家里吃晚饭、聊天，遵照智利人作客之道煞有介事地浏览家族相册。转天早上，天气正凉时又踏上旅程。高速公路一眼望不到头，上路前，父亲又是挥手，又是嗯喇叭，依依不舍的样子。路上，迪恩和我会聊个不停，换着CD听，要不我就拿出地图来考父亲。
父亲如鱼得水，一只粗壮的胳膊搁在打开的车窗上，指给我们看沿途的风景。年轻时他在这条路上有过种种旅途趣闻，这会儿便一一讲给我们听。当时这个国家还处在军人统治之下，手持冲锋枪的大兵要是闲得发慌的话，就会拦住过路人，敲上一竹杠。主动讲起童年，在父亲可是件新鲜事。托科皮亚越来越近，一车人亲密无间，这种气氛真是久违了。
待在托科皮亚镇上那段时间，大家一直也处得很好。父亲沉浸在重返故里，与儿时玩伴相聚的兴奋之中。祖母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我只在小不点儿时见过。她在我身上看出某种吉普赛气质，而且暗自认可。她问起我别后的日子，我向她开讲加工过的版本，可她用西班牙语打断了我：
“你快乐吗？”
“是的，祖母，我很快乐。”我告诉她，祖母看来很睿智，也很快乐。
随身携带的巨额现钞弄得我很尴尬。以往，能花钱总是吃得开，最不济也能引来愤懑却又羡慕的眼光。而在这里，人们拥有的财富很少，社会似乎以忠孝礼让为原则运转，一个大把花钱、咋咋呼呼的外国佬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与金钱密不可分。看到智利人怡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在我那扭曲的眼光看来，他们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没尝过更好的滋味。如果他们握着大把钞票踏上过邦德大街或第五大道，或者入住过豪华酒店套房，对生活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了。
自打离开托科皮亚，踏上回圣地亚哥的旅程，我和父亲间的敌意就一点点增大。与亲友挥泪相别是使他消沉的主要因素，但还有别的原因。我对此心知肚明：我们就要回到英国，而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再次分道扬镳。
他三番两次打探我对将来的打算，但我寥寥数语就把他给打发了。起先我还为这样做而内疚，但不久就变成了对他的反感，以至于回程途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俩都在各自生闷气。多亏迪恩像个小大人般左右逢源，度假气氛才不至于荡然无存。父亲默不做声，加大油门驱车南下，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官司。
我想先回都柏林再说，但接下来该做什么，一点儿谱都没有。当务之急是，已经一个来月没跟信用卡打交道了，能带给我安全感的查询、收支状况检查都没法进行。我很想知道在我休假这段时间里，那班陌生人在我所不知道的办公室里都做了些什么。
在机场，我和父亲冷冷地互道再见。然后我登上从大西洋飞往希思罗的飞机，大部份时间都在睡觉。在希思罗，我搭上前往都柏林的首架航班。在市中心一家酒店安顿妥当之后，我又一头冲了出去。后半夜好几次听到手机铃响，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我总算勉强起身，打开语音留言。
都是德蒙特的。第一个留言就对他要说的话做了个不错的总结。
“艾略特，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儿啊？ 我老妈在机场让爱尔兰警察扣下了……怎么搞的……收到留言赶快回个电话。”
电话留言一路放下去，一个比一个生气，一个比一个凶狠。我真傻帽透顶，两个月前主动替他母亲订去曼彻斯特的机票。后来我倒是好几次想起这事儿，依稀记得要在临近她出发时替她换个航班，但因为智利之行，一直没顾得上。
德蒙特可怜的老妈！想当初在德蒙特办公室里，她常常泡茶给我喝，跟我一块儿胡侃爱丁堡皇家军队表演操的轶闻趣事。现在她却因为一张我卖给她的假机票被关在机场某处一间牢房里。啊！老天！我觉得自己好烂，却又不能跟她联系。她一定已经告诉警方该为那张票负责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艾略特，而且这么说一点不带冤枉。更要命的是，如果警方查过航空公司旅客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我此刻正在都柏林。
我收拾好东西出门，找到一家互联网咖啡馆，用艾列特·卡斯特拉的名字在机场附近预订了一间酒店客房，两个晚上。跳上一辆出租车，我直奔酒店。前台服务员对名字拼错一点不在意，接过卡就刷。此刻我还有三张卡好使，得找个地方再弄几张。
当然，弄卡还是次要的，赶紧逃到国外才是正经。我的计划是先藏匿一小段时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溜到格拉斯哥。就这样，窝在酒店客房里看了两天电影、叫了两天外卖之后，我步行到都柏林机场，订了当天到格拉斯哥的首架航班。
我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晚上就到家。然后我试着给德蒙特打电话，但终究没能把号码拨完。他会猜到我在机场，然后马上向爱尔兰警察报警。至少我是这么安慰自己负疚的良心的。
在机场门口没看到穿制服的，也没什么可疑迹象。椅子上有份看过的报纸，我捡起来，随意读着打发时间。登机通知终于开播。我松了口气排到队伍中，连一位乘客拍我手臂都没发火。我往旁边挪了一点儿让他过去，他却不动窝儿。等我转过身来，才看清根本不是什么乘客。
起先，和这个爱尔兰警察的周旋很有点超现实的味道。在登机口抓住我，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这位矮个儿警察名叫迪克兰•；法雷尔，一个挺和气的家伙。他有点发福，大我二十岁左右。走在他身旁，我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压根儿没动逃跑的念头。
到了办公室，他舒舒服服坐下来，谈起我最近几次空中旅行和住酒店的情况，好像在跟我交换旅游笔记。这让我挺不自在，正绞尽心思如何应对，他却把笔记本转过来对着我。我最近几次的冒险经历，一多半都白纸黑字记着呢。
虽然缺漏不少，这份办案记录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给放出去的前景也因此而变得暗淡了。我尽量礼貌，问他能否得到保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保释机会满大。他匆匆走出房间，紧接着又拿着一包东西回来。都是我的，登记时打的包。
“这些，”他举着我剩下的一些卡说，“相信都是你骗来的，现在要留在这里了。”我没吱声。他又举起我的护照：“还得扣下这个，卡斯特罗先生。”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可能很快得到保释，但他肯定不想让我这么轻易就脱身。不出所料，当我如愿得到保释后，迪克兰•；法雷尔就守在法庭门口。他给了我一个家庭旅馆的名字和地址，叫我在那里待两天，等候法院开庭。
分手时，我信誓旦旦一定在法庭上跟他见，然后带着路线指示出发了。当然，我才不会傻到真去出庭呢，然而这次要脱身可不那么容易。我决定在家庭旅馆住一晚，之后搭个便车去北爱尔兰。如果边境上检查护照，我就偷渡过去。一旦进入英国，没护照也可以飞到格拉斯哥。
但我的如意算盘立刻就不灵了。到达家庭旅馆时，才发现这是个徒有虚名、供人中途歇脚的简陋小客栈。出于不知什么理由，旅馆不让我进门，只有几个酒鬼挤到窗口冲我莫名其妙瞎嚷一气。没办法，我只好逛回市区，一边寻思下一步怎么办。金钱来源突然枯竭，可供选择的手段不免大受影响。
那天在都柏林，除了几张纸、一支笔、家庭旅馆的地址、30欧元和迪克兰•；法雷尔的电话号码之外，我简直一无所有。作为逃跑工具，这点东西可远远不够。唉，绝望中我想着，要是能有一张银行卡该多好！我脑中勾画着什么卡最好，最万无一失。突然，一张卡的样子跳入我脑海之中。
我停下脚步，坐到一张长凳上往深里想。手握纸笔，我等待更多灵感涌现。慢慢地，号码、日期、名字，逐一浮现出来。我一直忽略了自己过目不忘的神力，几乎忘记还有这本事。它的重现太是时候了，我简直欣喜若狂。
我草草记下所有信息，再次冲到一个互联网咖啡馆，通过Ｅxpedia网站迅速订了一家酒店。一切都在向好。我住进酒店，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点了送餐服务，满心期待明天的下一步行程。
钻进被窝睡觉时，我几乎感到有点对不住迪克兰•；法雷尔，但他一定会很佩服我如此机灵地闯开一条生路。那晚过得可真舒服，一觉睡到凌晨五点左右。外面吵吵嚷嚷，夹杂着脚步声，然后周围的灯好像全亮了，我一睁眼，面前这人不是迪克兰•；法雷尔是谁？
他站在那里一脸笑容打量着我，又打量客房。
“你好像待错地方了，卡斯特罗先生，”他说。我躺在床上，眯着眼看回去。
除了让我再次保释，他们无计可施，但这回却附加了诸多条件，我一时无法满足，只好乖乖让人给送到都柏林的克拉佛山监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保释只是早晚的事。我被关在外籍囚犯管理区，这是个相对宽松的监狱，刚建成不久。
官方的繁文缛节使我迟迟无法得到保释。我满心失望，反倒顾不上多想被囚的苦处了，再说有几个犯人和我还处得不错。但监狱毕竟是监狱。自由了五个月就再给抓进来，这可不在我为蒸蒸日上的欺诈事业筹划的前景之中。
2002年11月10号，我在克拉佛山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岁生日。监狱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份布丁，还允许我和家里通了一次电话，虽然电话本身说不上振奋人心。我不得不把被拘的事告诉爸妈，因为作为保释的一个条件，母亲需要在都柏林给我找个住处。自打上次从都柏林机场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就没跟我说过话，这回他接过电话，干巴巴说了声生日快乐。我知道他是强忍怒火没开骂，心里暗暗感激。
11月下旬，我接到通知，两周后保释。母亲在一个家庭旅馆给我订了五个晚上的房间，等候过堂。在都柏林分派给我的辩护律师断定，我这次几乎肯定要蹲一段时间。他这么一说反而使我拿定了主意，这回可没什么能拦住我逃跑了。
从克拉佛山出来，我乖乖去到那家家庭旅馆住了进去，因为还没从监狱迫害症中缓过来，担心迪克兰•；法雷尔会盯梢。确定没人跟踪后，我就进了城。虽然身无分文，但我不想连累母亲，找她要钱帮我出逃。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是不得不再当一回小偷。
正是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都柏林一派冬日景象，到处都是圣诞装饰。我身上只有一件薄夹克，寒风刺骨，了无遮挡。走在大街上，我四处窥探机会下手，但连试几个酒吧都一无所获。后来我瞄准了一个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
一伙乘大巴的游客正准备离开。到处是人，吆喝服务员帮这帮那。接待前台一时空无一人，我经过时瞟了一眼，看到电脑键盘旁有一小叠单子。转身往回走时，我顺手抄起这叠东西塞到胳臂下，走出酒店。
转过街角，我找到一个电话亭，开始检视战利品。实在太漂亮了，就差直接拎来一袋钞票。一张张入住登记表格上，有各个银行卡持有人的详细信息，甚至还有家庭住址。这些纸头为我揭示的机会远远超乎意料之外。我立即拿起电话，把所剩无几的硬币投了一枚进去，请接线员帮我接通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
半小时后，我走进那家酒店，前台冷冷清清。看台子的男人似乎平易近人。我尽量不露声色。
“打扰了，”我小心翼翼，“我想我父亲给您打过电话了。对不起，也许我弄错了……”
“汤姆孙先生？”他问，眉毛抬了抬。
“是的，是的，我就是，”我回答说，故意使我支支吾吾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希望。
“别担心，汤姆孙先生。”他好像要拥抱我。“令尊为您订了一个房间，并授权我们预先付给你一些现金。不介意的话，您可否回答一下令尊设置的安全性问题？”
“噢，谢天谢地，”我眼睛往上翻了翻。
“行了，孩子，”他一只手从柜台上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爱尔兰警察一定会逮住那些杂种的。”
我直起腰板，顶住他的凝视。
“我也这么想，先生，但愿如此。”
那晚真开心，但我还是决定不离开客房。用的是假名，口袋里的钞票足以维持下一站行程，心里很踏实，再不怕又一位迪克兰•；法雷尔来叫早。但我想还是别冒险为妙。第二天早晨我退了房，买了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一来御寒，二来简单伪装一下。
我向车站走去，跳上一列去贝尔法斯特的火车，沿途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也没碰到。我原以为车上多少会有护照检查之类的措施，还为此准备了一个复杂的悲惨故事，但一路上平安无事。火车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