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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还是不幸，“怪胎”的名头现在搁在了我身上，直接带来的一个不愉快后果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现在身处的危险。我企图跟那些听说我是“怪胎”的狱友们争论，可结果不是挨一顿臭骂，就是隐隐约约受到威胁，弄到最后，只是越抹越黑。
我发现一个监狱现实…——如果一个对你不利的谣言散布开来，你的处境就很不妙，而且只会越来越糟。虽然兰卡斯特农场只是一个关押青少年罪犯的监狱，但里头的人对监狱规矩都很在乎，所有小伙子铁了心不理我，而牢头们心知肚明，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
我并不是对付不了这种情形——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独处，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折磨我的是始终存在着身体侵害的威胁。在天井或廊道上散步，一个人在桌边吃饭，或呆在IT课教室里，我都能感到周围含而不露的威胁。我常常三下五除二完成IT课作业，速度极快，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牢头们打备忘录。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干这种事只会为我招来更多的憎恨。
我不再给家里打电话，除非实在没办法，非得让他们寄什么东西来不可，因为我知道无法向妈妈隐藏我的不安，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唯一真正的逃避就是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星期只允许借三本。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把它们一扫而光。结果每个星期快到尽头，就剩下好长一段日子无事可干，备受煎熬。
夏天快到了，晚上八点被关进牢房时，外面还很亮。我的牢房冲西，可以看到天空变红，窗上铁条的影子在牢房地板上慢慢拉长。无书可读的日子，我会侧身躺着，看阴影从石头地面缓缓移过。天黑后我就仰面躺着，绝望地尝试什么也不想。直到天快亮，睡梦才姗姗迟来，然后莫名的危险又伴随新的一天而开始。把我救出这个折磨人周期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明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个坏我名声的牢头可能还是想得挺周到，他把我放在怪胎尺度上偏下的部分。在狱友和我之间好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协议，只要我不招惹谁，他们就不来麻烦我。另一个救星是来自詹姆士•；麦克林的一封信。他非常大度，祝我一切顺利，并且建议我利用服刑的时间多加准备，争取未来过得好一些。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在监狱里多四处看看，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从某个程度上讲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回顾那一两年偷东西的情形，反省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明白了错在哪里。我错在给逮住了。
突然我又感到精力充沛了。手头有这么多私密时间，几乎每晚12个钟头，没人能抓到我，谁也不能加害于我。我为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找理由时，需要的不正是这个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完善一个系统，逃脱最后被抓的宿命。
我现在不再害怕晚上八点钟牢房门“砰”地一声关上，留下我一个人胡思乱想，与阴影做伴。我开始把时间花在监狱日记上，盼望无所事事的晚上赐给我的隐私和机会。在牢房中，我会坐在床上，一边看太阳在铁窗外慢慢西沉，一边回想自己做过的一切——从第一张卡和拉格斯车站月台上的警察开始，直到现在。我会躺在黑暗中回想在想象公司那些日子，然后一直回溯到我最龌龊的盗窃行为。
我随意选取一些场合，在心中把它们过一遍，想找出什么地方做得对，错又在哪里。有些错误很容易发现，而有的成功纯粹是撞大运。想象公司那些卡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它们最接近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跟偷鸡摸狗的局限相比，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我仍然受到缺乏知识的阻碍。对于信用卡系统本身，我只是误打误撞偶尔了解到一些东西——银行不会追查投递错误的卡，刷卡机有哪些基本功能，等等。我需要更完整、更具体的信息，需要更加接近信用卡的运作过程。
另一样东西也是我所需要的，那就是为自己寻求更多保护——我得让银行花更长时间发现我在干什么。他们越难查到我，卡在我手里能用的时间就越长，而最终某人索性放弃追查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于随机的检查，应该有一种安全保护。口袋里揣着那么多印着陌生名字的信用卡，怎能悠闲自在地享受它们带给我的生活？就是这些陌生名字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回，我从达姆夫里斯一家早餐旅馆打电话给一家信用卡公司。此前趁管家老太太取钥匙时，我从前台偷到了一个人的详细资料，打电话就是想用这人的名义订一张卡。
订卡没成功，但在兰卡斯特农场那天晚上，我想起的不是这个。不如说，我想起的是当话务员接转电话时反复播出的录音信息，其中特别有一句现在蹦了出来。“为亲朋好友和同事订一张信用卡副卡吧，好处多多！”信息就是这么所说的。亲友和同事意味着不同的名字。亲友和同事因此也就可能意味着艾略特·卡斯特罗。
你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监狱不喜欢送人出门。释放那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在等候区整整干等了四个钟头，牢头们却极力装出我完全不存在的样子。他们显然不怎么乐意看到我重新穿上一身昂贵西装，享受从囚犯到自由人的身份转换，得意洋洋斜倚在长凳上。我则拿定主意，让他们明白不管怎么拖延，都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跟一个牢头目光相遇时，我对他报以一笑。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你在他们眼里挺帅，是不是啊？”
“谁？”我说，但他只是哈哈大笑。我家里人，他们已经到了。这可有点令人惊讶，记得头天我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她可瞒得挺好。天色渐渐放亮，牢头们仍然对我视而不见，聊着足球和女人，要不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消磨时间。终于，一个牢头拿起电话一边看着我一边说着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眼看要开门放我出去，还想吓唬我！他走过来。
“准备好啦？”
“是啊。”
“好样的，小子，”他说着，领我走出冲着大门那扇门。到了大门，他告诉我继续往前走，我穿过大门时，凭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我一抬头，看到他正指着我，我再转过身，便明白了他把我指给谁看。这会儿我正站在一条长长的用铁丝网圈起来的通道中，末端是另一道大门，大门之外是两个警察，旁边停着一辆车。
“他们要干什么？”我问牢头，可他已经走开了。
原来他们并不需要拖延我出狱，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监狱。我心里七上八下，拖着脚步走过通道。近了，更近了，一个警察说：“别紧张，过来吧。”
我穿过大门，警察转过我身子，铐上手铐。
“艾略特·卡斯特罗，你因欺诈嫌疑而被捕……”
天气晴朗，我们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请他们把后窗打开一点点，刚好开到可以在脸上感觉到阳光和风的程度。我问他们对我的控罪是什么，他们说不能详谈，但可能挺严重。这就够了，我明白那天是回不了家了。
我不能获得保释，几小时后就会因为这项新的控罪而被送到新的监狱拘留。我浑身麻木，脑袋好像因为恐惧过度而无法对这一新的逆转做出反应。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妈妈正坐在巴特菲尔德家里的前屋，眼巴巴盼大门打开，看她儿子走进家门。想到这里我又生气又伤心。我把嘴凑到打开的车窗大放悲声，汽车疾驰向前，我的嚎叫湮没在公路上的风声里，鬼也听不到。
那是2001年6月，警方抓住我，是因为我犯的最大的一次案子。在时而疲于奔命、时而小偷小摸的2000年，一天我正坐在曼彻斯特玛勒麦松酒店的酒吧里。一个生意人踉踉跄跄起身，把外套忘在了椅子上。我捡起外套正要叫他，可觉得一边沉甸甸的，显然口袋里有钱包，于是就没叫出声。
看到两张美国运通卡，好一阵子我简直惊呆了。从来没想到有人会有两张卡——一张个人卡，一张公司卡。当时只想，这个意外发现实在是太幸运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直飞伦敦，住进了摄政王街上的朗廷希尔顿酒店一间阳台客房，500英镑一晚。接下来一连三天，我混迹于邦德大街，享受餐馆、香槟酒、高级酒吧，乐而忘返。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次历险总共花销了多少，现在又一次在曼彻斯特中央车站警署拘留室坐下来，方才明白。值班女律师抬起头，皱着眉头：“一万一千英镑多一点，”语气好像说肯定弄错了。一开始我感到一阵狂喜，在监狱的日子里，好久没有过这种兴奋的感觉了。
一万一千英镑。花在那些个白天，当我为夜晚外出而挑选穿着时；花在那些个夜晚，当我在一家又一家酒吧留下半空的香槟酒瓶时。一时我被成就感淹没，但它并不能改变不那么有成就的现实。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欺诈，对于可能的判决和能否保释都会有很大影响。
玛勒麦松酒店里某个隐蔽的电子眼捕捉到了我的形象，而朗廷希尔顿酒店也能拿出一套与在下匹配的象素。我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律师也爱莫能助，他预计我会被判两年监禁，而且拒绝保释，说完他就去跟警察谈判，留下独自我品尝苦酒。
痛苦到来的方式使之加倍难以忍受。回想起朗廷希尔顿之旅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同时眼看又要被关更长时间，这一正一反，实在让我心都要碎了。但是，法制系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动物（您大概已经发现这一点），当律师再次出现时，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警察问他我过去是否有按时出席审判的记录。他给了个肯定回答，就这样，我又被保释出去了。
十分钟后我就走在去曼彻斯特皮卡迪里车站的路上，头晕晕乎乎的，但心情好极了。我太心神不定，直接上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却忘了身上仅有的是兰卡斯特监狱发的囚犯旅行证。祸不单行，查票员是个白痴，毫无理由地非让我在兰卡斯特下车不可。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好在兰卡斯特那个令人厌烦的小车站下车。等候下一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十分无聊，于是我加入售票处前排队的行列。令人吃惊的逃脱、朗廷希尔顿和即将归家的前景大大壮了我的胆。轮到我时，我决定尝试一下久违的成功味道，不管多小。
我极其耐心地向售票处工作人员解释我是监狱系统的雇员，有公家旅行证，本来应该让我乘头等车去格拉斯哥，可不知怎么搞的——我十分谅解地耸耸肩——旅行证给弄错了。那人看了看我。他眼前是个一脸诚恳、身穿漂亮西服的年轻人（我脚边装随身物品的黑色垃圾袋自然没进入他的视野）。就这样，一张崭新的头等车票到手了。
在巴特菲尔德，家人热情欢迎我，但没过多久，当我解释了为什么去曼彻斯特转一圈后，大家就担心起来。我没法不告诉他们回来这么晚的原因，再说让他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有所准备也好。我尽量让他们放心，但无法否认一两个月后又得回去蹲监狱的可能性。
至少目前，一家人又团聚了，吃晚饭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美好时光。迪恩逼着我讲监狱故事，爸妈则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得先等等，看曼彻斯特的事情进展如何，与此同时我会试着找找工作。这话说起来也不假。
第二天我出门想偷张卡，但不到一钟头就打道回府。我坐了一两路公共汽车，进出了一两家酒吧，然后搭另一辆公共汽车回了家。偷东西我已经没胃口了，而且也不想冒这么快又回去蹲监狱的危险。可是，跟历来一样，我无法抵挡要有所斩获的渴望，而斩获首先就意味着金钱。
我很想试试在某人账号下订不同名字的副卡这种做法。这样做除了使我钱袋里装的东西看起来合法之外，还能帮助我解决身份证的问题。我反复琢磨，突然醒悟到，这样做对解决身份问题的最大好处，是跟我的护照相匹配。而这就意味着旅行，意味着出国旅行，这样一想，我简直迫不及待要重操信用卡旧业了。
好几天，我呆在家里惹得爸妈心烦。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和妈妈都没有工作，三个人挤在一块儿，很难相安无事。结果我只好在自己房间里一躺就是好几个钟头，绞尽心思解决弄副卡的问题，跟在牢房的日子没什么两样。我让问题回到最基本的水平。我需要一张卡，钱包鼓鼓的那些人携带的那种卡。
虽然我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而且我尝试加入他们世界的企图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我明白自己知道一件与他们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事到现在我已经知道好些年了，自从第一次看到巴莫拉尔酒店并且看到里面的男男女女之后，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是：有钱人会住酒店。
我离跻身于有钱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