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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张南皮也不解释，只递过去一份文稿：“这是皇上让我拟的罪己诏，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香帅文章名动天下，我哪里敢置喙？”说是这么说，陈夔龙还是细细看了下去。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越看脸色就越凝重。文笺上圈圈点点，到处都是御批的蓝条——国丧前100日，御批不能用朱色。
“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写得挺好，恰如其分，不轻不重……难道皇上认为这也过了？”
“不是过了，是不够！”张之洞苦笑一声，“皇上说言辞不够恳切，自责不够深刻，反省不够充分……总而言之，这样的文字塞不了悠悠万民之口。”
“啊！”
“你说，10年前因太后反对而没办成的事情皇上都能如此痛责自己，现在九年筹备大纲势如骑虎，怎么可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张之洞指了指文稿，“如果不是这样，皇上压根就不用下什么罪己诏，他何罪之有？”
“那也不能刚亲政一个月就把太后定下的东西全给改了——有人一个劲在那鼓噪‘三年无改父之政才是孝道！’”
“迂腐！”张之洞勃然变色，“再说，是父之政！”他特意在“父”字底下加重了语气——慈禧却是女的。
“说实话，皇上的主张我都赞同，可不能这么快，不能全并在一起来，得一样样来。”
“没时间了。”张之洞原本微微闭上的眼睛忽地张得老大，“前两天我到养心殿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怎么说？”
“皇上指着一帮人臭骂——‘安庆造反，是朕失德么？是因为朕要变法维新么？是因为朕要广行宪政而造反么？都不是！恰恰相反，革命党最怕朕维新变法，最怕朕广行宪政，那样的话他们那一套便不吃香了。你们这也反对、那也阻挠，安的什么心？莫不是革命党的内应？告诉你们，不等革命党打进来，朕先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了，然后再去煤山。”煤山系明末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处。后人有挽联——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这……”
“溥良、溥颋的下场你看不到么？10年前，京城的兵权掌握在荣中堂手里，荣中堂是听太后的，所以太后说要杀谁就杀谁，现在的兵权呢？那班武将全都赞同皇上，铁宝臣算是最谨慎了，也不反对速开国会！”
“哦……”陈夔龙恍然大悟。
“皇上早打定了主意，把他惹急了对你我有什么好处？真想做第一个试刀的人？”张之洞捻着胡须，一字一顿地说道，“当年谭嗣同说要想变法成功，非得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不可，后来又鼓动袁世凯派兵围园子……那时候皇上手里一个兵都没有就敢这么说，能把荣禄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康梁复起，再造维新，皇上难道还不会拿几颗人头示威？”
张之洞原本想和陈夔龙提袁世凯之死，想了半天，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说：“更何况现在有实力的都持赞同，军机里肃亲王、醇王爷、岑云阶的意思就是皇上的意思，庆王爷、徐菊人现在风头一转也是站在皇上一边，外头除了升允明确反对外，其余都不吱声。剩下我一个，你当我真有力挽狂澜的本事？”
“大家只是觉得皇上还信任香帅，想请香帅进进言，没有让您挑头的意思。”
“还进言？”张之洞拿出一堆纸，“这是各省打来的电报，皇上特意誊了一份给我，你先看看吧。”
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陈夔龙吓了一大跳——全是各省立宪派打来的电报，言语中分明是完全赞同九年筹备清单、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声援文章。可清单的内容只在朝会上提过，尚未成议，更未公布，这帮人怎么嗅觉这么灵？
“我再告诉你两句话。第一句，皇上说了，各省打来的电报不管反对也好，赞成也罢，明天一律见报；第二句，肃王爷明天在民政部大堂接受直隶士绅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显然这是皇帝已经安排好的双簧。既然朝会还有不同意见，就用在野立宪派的声势给这些冥顽不化的人提个醒，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还不就范，非要跳出来指手画脚，那对不起了，过两天全天下20来个省的电报非得把你给骂死——“你说，还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么？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这一手厉害！完全是清流的架势，真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陈夔龙感慨道，“难怪孙老头死活不肯领衔上书，原来为的是这事。”
“所以老夫就认为皇上背后有高人。我只是奇怪，康梁也好、杨度也罢不会出这个主意，岑云阶、几个王爷也绝想不出这个招数，难道是他？……”
第一卷 风起青萍之末
第四十七章 … 华美篇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重申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的认识，明确表示要根本上“改弦易辙”，“与陈腐弊惰病截然断绝”，特别注意“广行新政，加紧立宪”，号召“广开言路，踊跃献策”——允许官民通过信件或电报向报社自由表达意见且不受追究（但诋毁朝政，诽谤他人，阴谋颠覆者不在其列）。
《罪己诏》之下，却是上谕九条，同样举世震惊，大意如下：
第一条：明岁改元，称维新元年，大赦天下；
第二条：发辫藏污纳垢、妨害卫生，有碍健康，去留与否由人民自主决定，巡警、新建陆军一律留短发——众人这才愕然发觉，御容中皇帝脑后的辫子早已不翼而飞；
第三条：编练禁卫军，以荫昌为总办大臣，冯国璋为会办大臣领总教习，良弼为会办大臣领御前统领，载涛为考察大臣，领军、皇双俸，军俸同新建陆军，皇俸由内帑开支；
第四条：新建陆军内部但以军礼为最高礼节，全甲胄之礼，准废除跪拜；
第五条：皇室用度务必从简，暂以2000万两为常数，10年不变，10年后若国家财政仍未好转，仍然不变，今后但有赏赐恩封，概出内帑；
第六条：今后内帑每年赞助海军军费150万两，用于巩固海防；
第七条：为奖掖学术，特将京师大学堂改名帝国大学，内帑出资50万两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之学生，专设“游美学务处”，拨皇室赐园清华园为办学馆址；
第八条：苏州、江宁、杭州三大织造局划归地方办理，准予商办，大内今后但有购置，一律公平交易——划拨地方后，内务府可以精简大量与织造事务有关的人员，而织造局所制造之精美织品亦可予民用；
第九条：自维新元年始，但按内务府条例，各地原有进贡物品一律依减、免、停原则分别办理，切实减轻民众负担，皇室今后但有所需，一律公平购买——进贡制度的废除使得地方除一大害，上下其手之弊病亦为之大大减轻。
创刊号第二版为重要政闻，大量的官员任免与施政方针刊载其上，择要叙之：
着免去溥颋礼部尚书、荣庆学部尚书、于式枚法部侍郎之职；
任命荣庆为礼部尚书，原学部侍郎严修升任学部尚书，伍廷芳为法部侍郎，唐景崇为学部侍郎；
改陆军部为国防部，以铁良为尚书，王英楷、萨镇冰为侍郎；改军谘府为总参谋部，以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哈汉章、谭学衡为参谋次长；
恩准政闻社重新开设，法部主事陈景仁官复原职；
……
创刊号第三、四版则集中刊登了各省发来的请愿书，分列直隶、奉天、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各省，原文刊登，除少数主张待9年预备立宪完成后再开国会外，其余均要求尽快召开，甚至要求3年内就要召开。
《帝国日报》创刊号的发行对舆论造就了极大的冲击，虽然第一天的发行面仅限于京城，但它的影响力却是散布全国各地——各地的报馆为了吸引眼球，招揽读者，甚至不惜专门发行号外予以全文转载——在版权法还未出台的时代，这种行为非但不会受到追究反而值得鼓励与肯定。
创刊号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自从报纸刊登了军机大臣领民政部尚书善耆笑容可掬地接受直隶士绅要求早开国会请愿书之报道后，原本在京城浮动异常的不同舆情迅速消逝，缓行派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对九年筹备纲要的期盼与热烈。
躁动于母腹之中的《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即将迎来破茧化蝶的时刻，为了羽化那一时的光明与辉煌，它已经压抑了太久，委屈了太久，但终于迎来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