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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想一想，想想你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朝廷既然能给你们积累财富的机会，保护和帮助你们赚取财富，那么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们的盘剥，忍受你们的欺凌和压迫，那么他们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们的脑袋。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商贾比比皆是，但你们现在四下看看，看看还能找到他们的后代吗？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虽然太夸张了，但人如果因为权势，因为钱财而忘记了做人的本份，那么他距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你们想明白了，愿意继续和朝廷，和百姓保持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你们还是能得利，只不过财富的积累要慢一点，赚钱要辛苦一点。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过了，相信你们赚取的财富不会比过去少，只不过相对于你们的财富总量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总之，竭泽而渔未免太短视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钱财上迷失了心智。赚取钱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气生财，你们把赖以保护自己的朝廷丢弃了，把赖以生存的百姓丢弃了，你们还有活路吗？
徐陵、麴忠、卫固从这份书信里看到了血腥。大将军还是过去那头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二月十六，徐陵、麴忠、卫固上表，愿意把手里的盐铁开采权交出来，但要求保留盐铁的经营权，同时建议朝廷把限田数额提高到五百顷，超过限田数额部分的田地征缴两倍田租。
李玮很高兴，马上做出了让步。盐铁经营权可以让出一半，但限田数额只能提高到一百顷。
随着大门阀、大商贾交出盐铁开采权和部分经营权，麒麟殿的议事马上进入高潮。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和朝廷讨价还价，争论再掀高潮。
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李玮把提高谷价的议案撤下了。
门阀大儒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价低贱，已经严重剥削和伤害了农夫，如果盲目提升谷价，而朝廷又不能绝对掌控盐铁价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各类物价同步飞升，继而对农夫造成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可怜的农夫连遭两重剥削，境遇将更加悲惨，这完全背离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个方案还是不能让大门阀、大商贾满意，双方争执不下，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尤其在中兴初期，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样的僵持对朝廷非常不利，时间越长越不利，李玮为此忧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们不急，他们跑到太学，和博士、诸生们辩议经文，纵论时政，谈词说赋，闲暇时切磋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九节
郗虑和赵松立时明白了李玮的意思。昨天太学发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无法拒绝的建议。但这位丞相大人可不会如此慷慨，他现在正挣扎在改制的旋涡里，以他行事的一贯风格，他巩固新经地位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从改制旋涡里摆脱出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目的。
郗虑和赵松忐忑不安，担心老师郑玄被李玮利用了。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而李玮以弱冠之龄追随大将军征伐西海，久历官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早在十几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万万不能轻率答应，以致害了老师和新经。
李玮微微一笑，对两人的谨慎和担忧不以为意。
“昨天，向大师发难的是高堂隆。”李玮慢条斯理地说道，“高堂隆是什么人？他是泰山平阳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高堂生，其家传《礼》学，历代都有人出任太学博士，乃青州世宗。高堂隆的老师是谁？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邮。有次薛悌和都尉发生争执，此人一怒拔剑，要杀泰山都尉，后来因为此事遭到弹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谋逆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解职归家。”
“高堂隆发难后，响应者很多，而新经学派的崔琰、赵商、公孙方、王基，还有两位大人……”李玮手指郗虑和赵松，“你们都是大师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奋力驳斥。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对手是谁？”
郗虑和赵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率先响应高堂隆的是王朗、华歆、宋衷、颖容、王凯和董访。”李玮看到两人都不说话，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王朗是徐州东海人，他以”通经“闻名于世。他的老师是杨赐，就是太傅杨彪的父亲。华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师也是杨赐。宋衷是颖川人，和水镜先生司马德操齐名，以研习《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扬雄所作，兼采儒、道和阴阳），他的老师是杨赐。颖容是豫州陈国人，他师从杨赐。董昭、董访兄弟的老师也是杨赐，而两人上次能逃脱张邈、孔融谋逆案的牵连和杨彪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王凯是兖州山阳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畅，其父是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老师是杨彪。”
李玮说完后，笑吟吟地望着郗虑和赵松。两人暗自惊骇，寒意层生。李玮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对付杨彪了，要打击以杨彪为首的关洛士人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对付太傅大人？”李玮似乎看破了他们的心思，捻须而笑。
两人愣然。难道不是？
“新经是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因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顾两种经学的优点，同时也要照顾到两种经学的缺点，这就难免遭人诟病。”
李玮犹豫了半晌，后边话没有说。他身份特殊，说话份量重，对经学不能随意评价，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郗虑和赵松很想知道李玮对新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朝廷国策的修订，关系到新经地位，所以两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书房的门。赵松抢先说道：“大人，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话，说到哪算到哪，出门就忘，绝对不传出去。”
李玮笑笑，想了片刻，继续说道：“新经能够成为官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需要。”
两百年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对于打破师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因为研习者少，学习者就要广泛求师。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著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