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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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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官职，还能恢复名誉，还要玩平反的把戏，清帝国的戏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专制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从逮捕到审问，道路驿骚，鸡犬不宁。其中很多是冤狱陷害，以及顺藤摸瓜式的牵连，以至于市场上镣铐都卖完了。饥民流离，妇女躅踯于郊原，老幼僵毙于沟壑。”由于李裀描写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实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凄惨场景，触到了大清朝廷的痛处，于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阳堡，一年后郁郁而死。
顺治皇帝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论罪再次吞噬了两个高官：刘正宗、张缙彦，这两个人都是从明朝投降过来的官员，后者还出任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人告发张缙彦为刘正宗的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将明之才”一词，词意诡异，不能明白，同时御史萧震告发张缙彦编剧《无声戏》，张自称“不死英雄”，迷惑人心，伤风败俗。对刘的最后处罚为：罢官，家产一半被没收，人入旗，不许回乡。对张的处罚是没收全部家产，流放宁古塔。不久张缙彦死于流放地。
这些悲惨而残忍的案例，仅仅是大清帝国践踏人权的冰山一角。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就在150万以上。诗人丁介吟唱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是大明王朝无法寻找出自我更新的体制，无法做到畅通言路的报应，这是中原部族王权暴政的报应……而这些报应却要由老幼妇孺来承担。这也是大清王朝的阴毒——对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苗头的扼杀，对这个国家民气、骨骼的摧残。150万流人，这种恐怖专制产生的心理冲击波，产生的奴性能量，我们不难想象。
1663年农历5月26日，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