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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石坚当时回想这段历史时。他就考虑过各个方面的利益。不能参预买卖，招惑太多反对，反而钱进了硕鼠的口袋。而现在有可能妨碍了一些高利贷商人。但问题不严重。因为现在即使银行也在放贷。但需要的钱缺口太大，因此还有向私人借款。当然想获得那种利滚利。就不谈了。二是这种借贷可以说十有二三归还不了。特别是那些生了重病的家庭，如贺暖的幼年，到哪里还去？这是一种人道行为。
连那些商人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反对。但一旦这种思想观念落实下去。
以后借款就会成为主流，成为农民瑰心浔人救急的垂要门路。也将那种残暴的利滚利高利贷消唤上习这是一种徐而渐进的过程。
但这次天理教叛乱，为什么有许多百姓参加。石坚问过许多叛军原因。有一条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家中遇到急事时，向银行求助。可银行的官员并没有答应。实际上石坚也翻看了银行的帐目，没有看到几家银行有向贫民放过贷款的项目。
如果不是这些百姓遇到困难，得不到帮助，怎么会有那么多百姓被天理教收买。事实上朝廷是好心的。这一点就是石坚不主持朝政，也知道国家每年拿出许多钱来，安抚灾民。赡养老寡。这一点历史上很少有朝代做到。
石坚将这事情说出后，众人的脸色都感到沉重。为利是好的，可现在无论是赵祯还是石坚，连自命清高的王曾、薛本还有王曙都被拉下水去，但这是为民谋利。不惜丢这个声名。朝廷也不再乎少数不能归还的钱，能有多少？大多数是救个急。秋后一收就还了。真正不能归还的不会占到二三成。这样全国下来，最多五十万户，那已经是一斤小垓人的比例。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这也不可能。宋朝总共有多少户？那么一户十贯，这对于百姓，特别是那些穷苦百姓来说，简单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也不过五百万贯。
要知道，石坚这一次为了将那个罚字落实下去，两个州城百姓，加上昌夷简的花费，都有这个数字多。这还不算后期对江南的各种安抚再看河北河东三路，那用费是以千万贯计算，往下砸，而且不是一笔。至今都花了一亿多贯。不然怎可能许多人家为刘娥、赵祯立生祠。
这种花费在以前是不敢想像的。但石坚说，你们尽管花，只要不到自己口袋，我帮你们挣，于是花吧。花得一个个大臣脸上有的变色。有的放尖”有的疑虑，有的兴奋，还没有花过泌子钱其。升数毒情有。
特别是网才，又是土地又是矿的，不用说，又有几亿贯进帐到手了。还愁升么？可为了这一点小钱，将民心流失，得不偿失。
赵祯问道：“怎么办？”
盛度小心地说道：“或者强行摊派？”
那就是不贷也得贷，没有，自己儿找出。
石坚苦笑，说道：“只怕这样更忧民。”
因为还是有利息的，如果百姓不贷，难道逼着他们贷？不用付利息？需要的高兴，不需要的就同样有怨言。
王曾又说出一条建议，那就是不以利为考核银行官员政绩的标志。这样他们就不会为了银赚钱。而不象百姓发放贷款了。毕竟在不妨碍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没有那一个愿意做坏事。就是秦栓也是如此。
石坚还是摇头。这一条也不好。如果不考核这个，他们就会疏慢本职工作，追要贷款不会尽职，将会有大面积的坏帐死帐出现。到时候国家的钱流失得更多。
于是陈尧佐便说道，不如将帐面做成两本，这部份不作考勤。
石坚还是摇头，这还是不行，一旦不作考勤，天知道他们将贷款放到哪里去了？因此利率不能降。况且现在银行的利率本来就比高利贷人道得多。
无奈最后还是采取吕夷简的做法，将这部份的钱单独划分出来，不作赢利考勤，一作的话，将会出现许多逼帐的情况，或者对支付不起的百姓根本不会放贷。同时，各里正、户长和者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者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是乡村最基层官员）将所有贷款百姓情况，另备挡案，上缴各知州知县，相互监督，这样减少帐面流失。
石坚对这种方案还是不满意。虽然银行的官吏不会无聊到为这点小钱。与里正这些小官勾连，可是这些基层的官吏有时候品性更坏。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同意。
然后石坚说出第二件事，那就是江南各地百姓拥挤。为了吞并土地。还有许多不法现象，特别情节严重的都会逼死人命。石坚直接指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吞并是必须的。怎么说”必须将百姓挤进城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进入作坊。形成粗扩的资本主义原形。没有大工业，大作坊的出现，靠在土的上发那点财，国家还是发展不起来。
对于这一点，在座的几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现在的宋朝财富来自土地的比例也越来越少。
还有一点，土地集中操作，更有效更方便。象现在有些地方土地紧缺的，田地都划成了碗大碟大。有的种水稻，有的种棉花，结果相互影响。其实石坚穿越前的农村还是这种情况。但如果集中管理，如施肥。一次性施完。灌水一次性灌完。将会节约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与开支。
但这么多人往哪里安置？也许他前世不行，可在这些界里，安置的地方太多了。可百姓不愿意离开家园，认为他们与那些蛮子蕃子不一样。那是朝廷怕他们造反，才将他们打散的。
可窝在那块大的地方，一旦遭受不公，心里不平衡，这也是天理教利用的另一个方面。
因此石坚就说道，必须做他们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不一定呆在家乡就好，其实也可能到外地去。可这还有两个因素，那就走进城打工，房屋的问题。买不起房屋，因此也不愿意进城，加入作坊。还有到新大陆，没有路费，就走到了哪里。也没有本钱。其实早先有许多人发了财回来，可时间一长，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
石坚就指出。朝廷必须为他们建造房屋，或者提供路费，和一些原始的本钱。让他们进城，或者开发新大陆。这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这又要不少钱。几个人听了又是肉痛。
石坚解释道：“无妨，一旦国家繁荣起来，同样税务增加，这是变向地发放贷款。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税务还有人头税在里面，进城的工人本来收入就低，加上这些人头税，生活还是很沉重。说到这里，石坚掏出一个奏折来。
但他慎重地说道：“现在只是看。可以想，但不能去做。”
第五百四十八章 税务改革
石坚拿出来历史上所有的税务改革。
孟子说过，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
意思是实行其中两征，百姓就耳能饿肚子。那么三征，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基本都是这三征。就是宣布废了一样，也是转移到另一项。但不管怎么变，朝廷需要开支，就得征税。只是收入好了，让百姓感觉上税务少了。如果收入不好。感觉税务就重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征收对象的轻重不同。
其实统治者本人，也许希望轻继薄税，可是下边的官员却不一定会执行。也许朝堂之上政策是好的。但底下官员可以找出其中的漏冉。
照旧搜刮。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最忽视的地方。
石坚没有敢动，他只是将历史上各种税务改革放在这张奏折上，让大家看。
首先是春秋时鲁国的“作丘甲”（按照耕地面积口顷为井，４井为邑。绝为丘来征集甲胄），楚国的量入修赋（照调查得到的私人财力来确立缴纳军用品的数额），还有郑国子产的作丘赋。但石坚没有作品论，太远古了，也落后了，不值得论讨。
然后就是汉朝的三十税一，这也是一个很仁义的税率，远低于春秋时的什一税，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头税之类。石坚坚在后面写了一行大字。官富勾结，少报田产，难估产。就是这种税制，虽然低，可有钱有势的人与官员勾连起来，富人少报田产，那么国家为了收入，必然将其他税务加重。就是没有这些现象，想估出每亩田的产量，也不可能。
东汉便出现了度田。确定土地等级，分为“三品”来征税，不是以收获量为征税的基准，田税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了。石坚写道，豪门不倒，度田勿行。事实上因为豪门的抵触，这一制度也不了了之。
于走到了东汉曹操执政时，出现了租调制。按照田亩面积来计算税务，同时每户缴纳一定数量的绢。石坚回想起这段税务改革历史，他甚至想过以前老百姓不愿意分家。是不是因为这个按户缴税得来的。
这是通过降低田税，通过户口税，向豪门低头。百姓还是负担沉重的一群。至于到了晋朝更奇怪“九品相通”把全县的人户按照资产排列成口等，以人户总数乘以那个理论上的标准后，再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分摊。这似乎又大大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征税成本。也许是对于豪强多征收一点人头税的权宜之计。
最有意义的是在北朝时期，兵役正在减轻。少数民族皇朝先是采用本民族的部族兵，以后在北周开始推行“府兵制”兵役不再是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负担的“血税”隋朝又把传统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朝廷服劳役一个月，缩短到了二十天。还允许在朝廷不需要劳力的时候“输庸停防”以缴纳绢帛来顶替劳役。
然后是唐朝，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制度，租庸制。成年男子理论上都能够按照“均田制”获得同等的耕地，因此按照人身来负担“田租”：每年缴纳两石粟。“有家则有调”成年男子每人每年缴纳绢帛两匹，绵三两（木棉，不是棉花）。“有身则有庸”理论上成年男子要为朝廷服役二十天。但一般情况下都折换为“庸”以缴纳三尺绢抵服役一天，二十天就是一匹半。这三项都是“以人丁为本”从制度上讲，兵役与劳役到此都算是废除了，这个“善政”实在走了不得，很具有先进性。前提是老百姓都要乖乖的报户口，不自动迁徙；政府也总是有一定量的土地发放。如果这个前提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制度要维持就有问题了。
但石坚在这里写得很祥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制度算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杨炎的两税法。石坚写了几个大家，了不起！惜实之不宜。迟一千载或行。
两税制，还在户与地上转。废除原来的祖庸调制度以及所有的杂税杂役。无论原籍，一律按现居地申报户口，由官府核估资产排列九等户等，分等缴纳户税。无论社会等级，一律自行申报所占有的耕地，按照面积缴纳“地税”每年夏秋分两次缴纳实物。将朝廷及本地一年所需要的劳动力做出预算，折合为雇工所需要的钱财，按照户等分摊到各户，作为两税的附加税一起征收。
这次改革实质是建立以资产税、货币税为主体的赋税体系。而且“量出为入”实行预算管理。因此石坚说要一千年后才能实行。石坚在下面写了几行小字，也注明了缺点，这种资产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核算。二货币量不足。三无法对这种预算监督，特别更容易方便贪官污吏混水摸鱼。
这已经是石坚数次指出官员在中间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其实经过石坚商会后，连老好人张士逊都没有办法对官员相信。但你得要用官员。没有法子。各自凭良心吧。不要说石坚，将诸葛亮、张良、刘基加上石坚四人开一个座谈会，都解决不了。
于是两税法的概念逐渐被偷换为地税的一年两征，成为单纯的土地税。
然后就到了宋朝。看到这里，赵祯小脸儿有些红起来。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其他的大臣。
宋太祖留下三条遗刮，就是不杀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还有一条就是永不增农田之赋。想想连石坚在大理修一条道路，几个书枢大臣都紧张万分，况且这三条祖卡。田赋是没有增加。但人头税重开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目，这都是石坚从下边搜集上来的，有凭有据，比如“农、“牛皮牛筋税头子钱”（谗输损耗费用）等慎其实赵祯对这些都知道，连这些大臣都知道，可现在百姓收入增加。国家开支增加，不得不用这些名目代替。还有两税法消灭了力役制度，但宋朝又巧立了职役与差役。也就是农村和城市居民都按照家庭资财情况编制为九等，上四等承担职役，比如为政府管理仓库和物资转运的“衙前”为政府征收赋税清查户口的“里正书手”维持治安的“弓手”；下五等负责差役，为政府提供种种勤杂服务。不过职官户、坊郭户、女户、单丁等可以免役。也就是这一部份人导致了王安石的雇役法流产，这项法律的本意是政府向人户征收一笔专门的免役钱。这样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