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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战时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来扩充陆军，从而确保在平时向海军提供足够的经费。也就是说，德国本身就是一个大陆性国家，与海洋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国家战略的根本重点也在大陆上，而不是在海洋上。
综合这三点因素，就不能看出德国的野心远远超过了其根本实力。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确定下计划之后，德国海军就委托几家造船厂开始设计代号为“H43”的新式快速战列舰。可是直到七十五年（43年）底，这种原本计划在年初完成设计，最迟在年底开工建造的基础设计工作都没有能够完成。而当时承担设计工作的汉堡福斯造船厂（“俾斯麦”号战列舰的设计与承建船厂）提供的三套设计方案都算上不先进，即便是采用新技术最多，设计难度最大，建造成本最高的原始设计的基本性能都没有达到“皇帝”级乙型战列舰的水准。
至于开工建造，那更是水中望月了。
后来，德国海军又先后与合作的造船厂展开了“H44”、“H45”与“H46”三套快速战列舰的设计工作。结果与“H43”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都属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且异想天开的“设想”，而不是设计。
拿最具有代表性的“H46”方案来看，其标准排水量达到了破天荒的十二万吨，满载排水量更是达到了十五万吨，配备四座三联装五百五十毫米主炮炮塔，以及数十门二种口径的副炮与速射炮，航速达到了三十节，续航力超过了一万二千海里，装甲更是强到足以抵挡世界上任何一种战列舰主炮直接轰击的程度。
显然，这根本不是设计，而是“设想”，甚至只算得上是“幻想”。
暂且不论其设计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完成。就算能够完成设计工作，德国也没有任何一座船台能够建造这么大的战列舰。另外，以德国的工业实力，根本建造不出配套的动力设备，厚度近一米的装甲板在当时也完全不可能制造出来，而其超乎想像的主炮恐怕连组装都成问题。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看出，德国确实希望建立一支世界性的强大海军。
再换个角度就不能发现，德国努力打造世界级海军的根本动机就是与明帝国争夺战后的世界霸权，或者确保德国在未来成为世界性的强国，而不仅仅是欧洲地区的强国。显然，德国参加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是希望取代美英法，成为西方世界的统帅，从而组建起一个能够与明帝国抗衡的国家组织。
现在，德国丧失了唯一的作战舰队，其愤怒可想而知。
在白佑彬处理前线事务的时候，卫延年却在忙着处理善后工作。实际上，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由他负责的，也轮不到他这个帝国海军的军事统帅来负责。当时，想要借美国之手除掉德意舰队的人不是卫延年，他也没有权力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
不言而寓，真正的幕后导演是帝国海军元帅陈锦宽，以及帝国首辅萧鼎昆。
准确的说，是帝国首辅萧鼎昆从帝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出发，最终批准了由陈锦宽提交的相关计划，卫延年与白佑彬只不过是这份计划的实际执行者而已，或者说只是萧鼎昆与陈锦宽手上的工具。
六月二十七日，萧鼎昆与陈锦宽就启程前往德黑兰，参加同盟国第三次首脑会晤。
临行前，陈锦宽给卫延年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争取尽快控制住北大西洋上的局面，不给德意等国插手的机会。
显然，萧鼎昆已经在为战后的世界格局做直接铺垫了。
第三次同盟国首脑会议肯定不会很和睦，也不会很平静。德意二国肯定会在会议上指责帝国的独断专行，而萧鼎昆只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成了既成事实，不管德意怎么抗议，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结果，在当地时间二十八日上午，白佑彬收到了卫延年从舟山发来的电报。
当时，“云南”号战列舰的简易修复工作已经结束，其他几艘受损比较严重的战列舰的简单修复工作也已完成。另外，谢昶伦已经派来了二支破交舰队，准备为返回直布罗陀的受损战舰提供护航保护。第44舰队，以及负责为那些受损不太严重的战舰提供全面维修服务的工程船只也正在赶来的途中。
将相关的事务交给了杨定方之后，白佑彬就率领“胜利”号旗舰，需要返航的后勤保障舰船，以及那些受损战舰踏上了返航的路途。
当时，白佑彬就意识到，北大西洋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十四卷 双管齐下 第六十九章 … ～角色转变～
白佑彬是在七月三日回到直布罗陀的。在返航的途中，他处理了很多战区内的繁杂事务，比如为受损战舰安排维修工作，确定有功人员名单，为此次作战行动的阵亡官兵书写悼词，为那些调往北大西洋战区或者是临时安排到北大西洋战区的战舰与军用船只安排停泊与补给等等。
等他回到直布罗陀的时候，首先见到的不是谢昶伦，而是姜瑞麟。
此时，白佑彬才知道，海军总参谋部确实早就做好了应对德意海军责难的准备工作。与杨定方设想的一样，海军总参谋部将责任推卸到了情报机构，认为是情报机构没有及时准确的提供美国海军作战舰队的行动情况，才导致第四舰队没有能够及时的拦截美军作战舰队，并且导致德意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美军作战舰队的伏击，最终全军覆没。为此，帝国海军总参谋部已经处理了失职的情报人员，连雷霄霆已经从准将降为上校。当然，这类情报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在战争中非常常见，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误，因此帝国海军并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理由是编好了，接受不接受那就是德意海军的事了。
姜瑞麟亲自找上门来，就是要白佑彬守口如瓶，并且格外叮嘱知情的军官。
显然，这不算什么难事。真正知道实情的只有肖定邦与庞晋元二人，而这二人都非常可靠。虽然杨定方已经有所怀疑，并且猜出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他没有接触过相关的文件，一切都只是猜测，另外杨定方也非常可靠，不会乱说话。
晚上的时候，谢昶伦找上了门来。
谢昶伦来地目的不是要白佑彬保密，而是送来了海军总参谋部刚刚送达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份由卫延年亲自确定地作战计划，北大西洋战区要全面支持陆战第八军，争取在七月底之前打下太子港与罗德城。
直到此时，白佑彬才知道，郑恩博确实留在了前线。
按照新的指挥体系，郑恩博将负责统筹分配前线的作战舰队，也就是第61舰队与第44舰队地兵力，而陆少丰则统筹指挥陆战第八军与陆战第十军，同时担负起二个方向上的登陆作战行动。白佑彬将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在直布罗陀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以及作战物资与运输船队地调配工作。
此时地情况是白佑彬最不愿意见到地，可又是他不得不过地一道坎。
军队中将军分成了二种。
一类就是白佑彬这种能够在前线领军作战并且战胜敌人地“战将”，而另外一类则是江洪波与卫延年这类能够在后方负责军队与物资地调动，为前线作战部队提供无所不及、无处不到地支持，为战胜敌人提供最有利地保障
作为战将到顶就是上将军衔，在帝国海军中很少有战将能够在战场上成为大将。
作为海军军人最高职位却是海军元帅。
显然要想成为海军元帅除了要具备领军打仗地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统筹指挥地能力。
不管是陈锦宽，还是现在地卫延年，乃至帝国历史上的历任司令官与总参谋长，都得在成为战将之后，完成蜕变，成长为一名有战略眼光，以及战略协调能力地将领。只有真正掌握了战略协调能力，有着明确的大局观地将领才有机会成为海军总司令，或者海军总参谋长。
也就是说，白佑彬要想继续前进，他就得离开前线战场。
从这次的人事调动来看，卫延年确实在培养白佑彬，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前，给了白佑彬一次其他人都没有能够获得地宝贵机会。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白佑彬也必须离开前线战场。
作为战将，只在战争时期才有发挥价值的机会，在和平时期，往往是那种不受欢迎的人。以祖寿清为例，作为帝国海军非常有名的战将，白佑彬的学习对象，在和平时期，他就是帝国海军中有名的刺头，如果不是凭着与江洪波的关系，以及陈锦宽的庇护，恐怕早就被整下台了。
现在，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如果白佑彬不能摆脱战将的身份，将很难有发展的空间。
再从白佑彬已有的关系网来看，也确实用不着他继续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了。
杨定方、蓝凌波、秦孝东、赵赙礼、莫怀成这些曾经跟随白佑彬征战，或者与白佑彬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将领都是帝国海军中的名将，且都在各自的部队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望。而这些将领统领的舰队，不是白佑彬曾经指挥过的，就与白佑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对白佑彬忠心耿耿
以往，白佑彬可以凭借陈锦宽与卫延年的支持，不用担心“上头没人”。
现在，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陈锦宽很有可能在战后宣布退役，或者卸任。到时候，接替陈锦宽位置的很有可能是卫延年。而作为现任的海军总参谋长，卫延年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过渡角色，只担任一界（五年）的海军总司令。在卫延年离任之后，白佑彬最多再获得十年的准备时间，也就是由江洪波出任海军总司令随后，白佑彬就得依靠自己在海军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走上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对任何一名将领来说，十五年的时间确实不算长。
到时候，白佑彬也才四十出头，而帝国海军历史上，在四十岁左右出任海军元帅的人不会超过十个！
更重要的是，白佑彬必须在这十五年之中将其在基层部队中打下的基础转变为今后前进的基石。显然，十五年的时间根本算不上长，而白佑彬要想扩大在海军中的威信与威望，就必须利用这次大战结束前的这点宝贵的时间。
综合这些因素，除非白佑彬打算在战争结束之后退役，不然他就必须离开前线。
显然，白佑彬不会离开海军。
十六岁之前，他的生活只限制在一个面积仅数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接触的人不超过三十个。十六岁之后，他的全部生活都与帝国海军有关，就连妻子都是海军现役军人，如果离开了海军，白佑彬就将失去他赖以生存的一切，失去生活的根本目的。
毫无疑问，不管白佑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得接受卫延年的安排。
在不会摇晃的大床上睡了一夜之后，白佑彬迅速恢复了战区司令官的本色。次日上午，他就召集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主要参谋军官开了一次简短的会议，了解了大概的情况之后，他把于右任从第四舰队调了回来。
在白佑彬看来，于右任是最合适管后勤的“可靠”人选了。
当然，在于右任回到直布罗陀之前，白佑彬只能让谢昶伦继续以远洋作战司令官的身份兼任战区后勤司令官
七月五日，也就在白佑彬回到直布罗陀的第三天，第三次同盟国首脑会议在德黑兰顺利开幕。
因为又有几个国家加入了同盟国集团，所以这次会议的规模非常大。
另外，随着战争即将结束，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也从怎么击败敌人，以及各成员国的战略分工转移到了战后新的世界体系的建立上。
当然，这次会议与白佑彬没有多大关系。
直到几个月之后，白佑彬才从陈锦宽那里了解到，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国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国达成了数项非常关键的协议，帝国也在这时正式向同盟国众多成员国做出正式承诺，保证将在战后向各成员国提供国家重建方面的支持。
其实，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德黑兰会议”最终确定了战后的世界体制。
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国的各成员国达成的数项重大协议对战后的世界秩序产生了非常久远的影响。
比如，帝国承诺向其他友好国家提供战略援助，帮助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战后建立起以帝国为核心的两大地区性军事与政治集团（环北大西洋地区的“北约集团”，以及环亚太地区的“东约集团”）奠定了基础另外，通过在战后向数十个国家提供无偿与有偿援助，使帝国金元成为了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并且最终确定了帝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
可以说，直到数十年之后，都不得不佩服以萧鼎昆为首的那批帝国决策者的长远目光。
当时，很多帝国百姓都认为不应该用帝国的力量去支援其他国家，毕竟帝国受到的战争创伤也很严重，需要自建与自救，就连部分政治家（主要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