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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宗1
央宗是个沉静、秀气的女孩，在我们的剧组到来之前她一直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中。央宗的父亲是位精明而实际的藏民，当我们在熟人的介绍下找到他表明要租马的来意后，他便当即决定让女儿请假回家，以确保他马匹的安全。
在剧组的这段日子，央宗除了每天早晨把马带到招待所，然后再陪我骑马往返外景地，偶尔也会应导演的要求替那个成都女孩完成一些马背上的镜头。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会静静地站在一边看剧组拍戏，绝少和人讲话。
起初，我并没有太多地注意到这个安静得几乎有些沉闷的女孩。可是渐渐地我却发现，每次看到她静静地站在草原上的样子，我的心情总是会变得悠远而又安祥。有些时候，远远地看着她长长的藏袍树立在草原平直的地平线上，我甚至会有一种站在时空边沿的感觉——就好象这样的画面已经在这里静静地沉睡了上千年，而我便是千年里这幅图画唯一的看客……
由于每天要共同完成往返近二十公里的跋涉，我便比旁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单独和央宗在一起。我发现，只有周围没有旁人时，央宗才会变得轻松而又活跃。虽然依然不爱讲话，可是她却很喜欢笑。而且她笑的时候，似乎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城市女孩的笑，通常不是遮遮掩掩就是放浪形骸。总不免带着几分市井俗媚之气。而央宗的笑，却清澈得如同天池里的水。每次听到她纯净得几乎透明的笑声，我都会觉得这世界也许本来就应该如此透彻，而自己原本藏在腔子里的那些龌龊，便也会随着那笑声一起飞升到遥远的虚空里……
天傍晚骑马赶回驻地的路上，央宗都会留下一路的笑声。而每次我问她为什么笑时，她也总是一如既往地不做声。只有一次，我正撒开缰绳在前面疯跑，央宗却在后面叫了我一声。我忙拉住马等她赶上来，她却把手伸到我面前说：“给你！”
我看到她手心里，是她的一只镶着三颗红色珊瑚石的藏族耳环。我知道这是件非同寻常的礼物，便慌忙摇头说：“哟！这可不行！”
“宝石的！”央宗扬起她的笑脸。
“所以我才不能要啊！”我说。
央宗没再坚持，而是带着一串清脆的笑声催马跑到前面去了……
这是拍摄期间我们第一次有来有往的对话。
随着彼此的熟悉，央宗和我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然而，她却仍然不怎么讲话。她表达的方式是在我们拍戏时时常采一大把沙棘悄悄塞到我的手里，然后便一声不响地转身离开。而我每天骑的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高大、骏美了许多。
自从和徐淼的关系破裂后，我便把更多的关注转移到了央宗身上。没用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渐渐地迷恋上了这个藏族女孩。尽管我很清楚这种迷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男女之情，可我却在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女孩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央宗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导演突然宣布这是剧组在草原上拍摄的最后一天。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留给我和央宗的时间已经不多。为了给这段纯粹得几乎不需要语言的情感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我决定为央宗拍摄一套照片。
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便找到摄影师张炬，提出想借用一下他的尼康相机。张炬和我的关系一直不错，听说我要拍些“草原的照片”留做记念，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了报答这份信任，下午在张炬补拍“骏马奔驰”的镜头时，我便不惜冒着被踢到河里的危险在马屁股后面追跑了八百多米。并且在剧组收工之后，又用了近四十分钟才把那匹被我追得惊慌失措的“骏马”圈了回来。
当晚，剧组在我们所住的招待所里吃了一顿“关机饭”。我本想在饭后告诉央宗拍照的事，可是由于组里的同事一直拉着她合影聊天，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我几乎跑遍了整个镇子，才买到了几卷柯达胶卷。可是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央宗家里时，她的爸爸却告诉我她已经回到了镇上的学校。
中午，当地的镇政府为剧组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镇里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部到场，大家聚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烹牛煮羊、载歌载舞，场面甚是壮烈。我的心思自然不在吃饭上，只是出于礼貌跟着大家草草敷衍了一阵，便趁着镇长为剧组的各位领导人敬酒的功夫悄悄溜出了帐篷。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回招待所，拿上相机和胶卷便直奔央宗所在的那所中学。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所小镇上的中学居然有着监狱般严密的保安制度。所有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入校。在拉拢腐蚀门口那位年轻的保安员无果后，我只好让他叫来了学校的校长，并以剧组“美术师”的名义告诉他，组里要按规定给每位替身演员拍照存档，希望校方全力配合。没想到这一招还果然灵验——那位四十多岁的校长不仅把我迎进校长室端茶倒水地好一阵招待，还亲自跑到教室把央宗叫了出来。当这位校长点头哈腰地把我们送出校门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娱乐圈”为什么会滋生出那么多骗子……
走出校门，我突然觉得有些迷茫——这也许就是我性格当中致命的弱点，往往越是关键时刻，我越是会表现得不知所措。
走了一阵，还是央宗先开口说：“你们剧组的那个高个儿男孩上午来过。”
“谁？杨伟？”我几乎完全忘记了紧张。
“嗯！”央宗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来干吗？”
“不知道！在门口和保安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你看见他了？”
“嗯！他没看见我！”
“这小子……”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老实本分的杨伟居然还隐藏着如此的心机。此时我才开始在心里暗暗地感念那个刚刚还被我骂成“死心眼儿”的保安——如果没有他的严防死守，此刻跟央宗在一起的，说不定就会是那个在婴儿期就有着明显自杀倾向的家伙……书包 网 。com 想看书来
央宗3
兴许是同样感觉到了分别时刻的临近，那天的央宗竟变得很爱讲话。虽然她的声音不大，却一直都有新鲜的话题。起初还不过是些东拉西扯地闲聊，比如她会问我：“你为什么要戴那么一顶破帽子”、“你们城里的女孩为什么都那么不喜欢穿衣服”之类的闲话。后来随着路程的延长，她的话题也越发深入起来——她告诉我她最大的理想是唱歌；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并且还悄悄地向我透露，中学毕业之后她打算瞒着爸爸地去报考省里的音乐学院。如果考不上，她也不想呆在家里放马，而是想到城里打工……
看着这个眼睛里充满了希望的女孩，我很想给她一些合理善意的忠告。可是以我简短的人生阅历，并不足以清晰明确地知道这些想法的对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连我自己也都处在同样的摸索之中。因此，我只能委婉地告诉她：城市的生活虽然热闹繁华，可是在那些繁华的背后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知道我这么说并不会彻底断送了她对城市的向往，但却可以让她知道我并不希望她过早地失去她脸上无邪的笑容……
我们就这样一路聊着，不知不觉竟走出了很远。直到天空的光线都开始变得有些灰暗时，我才想起了那个拍照片的计划。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是就近找了一个有水草的地方。然后便把镜头对准央宗，不停地按下了快门。
我知道无论怎样高超的摄影技术都不可能完整全面地记录下你对一个人、一件事的真实感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摄影本身便是一门悲哀的艺术——因为当你留住一个瞬间的同时，便失去了这个瞬间以外更多的记忆。然而我却依然希望尽量多地保留那些稍纵即逝的片断，因为它们至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你想起那些你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为了配合我的拍照，央宗的脸上一直都保持着笑容。可是一个下午，她也没有象以往那样“咯咯”地笑出声音。
当我拍完了身上所有的胶卷时已是夕阳西下，此时的央宗似乎也完全忘记了往日的拘谨和腼腆，她抬起衣袖遮住照到脸上的夕阳，轻轻地唱起了一首藏族歌曲——虽然我听不懂她究竟在唱些什么，可是我却听得很用心。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听到一个藏族女孩的歌唱，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歌声竟是因我而起……
我不知道一个人究竟可以承受怎样的感动，却知道在那个带着几分伤感的清冷的傍晚，我甚至希望在那个女孩的歌声中安祥地死去……
直到歌声结束了良久之后，我才渐渐从这种虚浮的遐想中解脱出来。看着那个沐浴在夕阳中的女孩，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在梦境里。
“你唱得真好……”我发自内心地说。
“那我来教你吧！” 央宗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我怕我学不会……”
“没关系！很简单的！”
“我又不懂藏语……”
“我教你汉语的！”
“……”
没想到拍了一个下午的照片，最珍贵的一张却只能印在我的心里——在这张照片中的一片洒满了金色夕阳的草地上，没有城市和草原，也没有欲念和虚妄，只有我和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和一首歌的故事……
当最后一丝晚霞也在沉沉的夜幕中渐渐褪去了颜色，我才依依不舍地把央宗送回家。一路上，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笑声。
央宗4
回到招待所，我发现剧组的同事们仍然没有回来，走廊里空洞得就如同我寥落的心情。我把拍过的胶卷用塑料袋包裹妥当，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包里。这才带着一片无法消磨的惆怅信步踱到街上，朝镇领导招待我们的牧场方向走去。
草原上的夜晚一如既往的深沉静寂。离得老远，我就已经听到了从那顶帐篷里传出的喧闹声。不知怎么，那声音竟让我觉得十分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以外的东西。
走进帐篷，我看到镇里的宣传部长正端着酒杯向徐淼敬酒。徐淼原本还有些退却，瞥见我进来，她便立刻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那样子似乎她和那杯啤酒历来就有着深刻的仇恨……
除了徐淼，同样注意到我进门的还有一直坐在角落里的杨伟——也许是早就发现了我的离开，因此在我走过他面前时，这个“失败者”的眼睛里竟无声无息地闪过了一道异样的光芒。我特意展开笑脸向他点了点头——不知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他脖子上的伤疤几乎涨成了紫红色。
那天除了两位平时滴酒不沾的女士，剧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喝了许多酒。徐淼更是展露了她惊人的酒量，整个晚上都在和人不停地握手碰杯。我有几次试图提醒她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可是每次她从我的面前经过时，都会故意把眼睛看着别处，似乎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曾相识。我不知道她那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报复还是想提醒我她并不在乎我的疏远，不过在那个晚上，我却第一次觉得她有些可怜……
当晚十二点四十分，这场声势浩大的“欢送会”才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把一车醉醺醺的食客送回招待所后，意犹未尽的镇长仍然力邀费导、徐淼和刘柏生到他家品尝他珍藏多年的青稞酒。为了答谢镇长的盛情款待，同时也为了巩固和发扬藏、汉民族的传统友谊，导演等人毅然决定“舍身相陪”。
——我不知道那天他们几时回到的招待所，也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喝了多少酒，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喝得都很尽兴，因为我听说后来导演和刘柏生都是被人抬回了自己房间……
第二天一早，剧组准备开拔返回成都。收拾东西时，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手帕包起的小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央宗的那只镶着珊瑚石的耳环。我来不及仔细思考她究竟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把它塞在了我的枕头下面，只能依样把它包好，装在了自己贴身的口袋里。
上午十点多钟，剧组撤离红原。这次徐淼没有再上我们的大巴，而是坐进了导演的“沙漠王”。在草原辽远的地平线渐渐被绵延的山脉替代时，我的思绪也象脚下的公路一样被一点点地拉长了……
晚上九点，我们再次回到了成都。
第二天上午，我拿到了自己两千块钱的劳务费——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一笔巨款。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