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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的时候，高以雅拥抱着我说：“希望将来到处都可以买到你的作品。”
“谢谢你。”
“我后天便要上机了。”
“这么快？”
我看得出她很舍不得。她紧紧握着方维志的手，她是否自私，我不知道，有一个男人愿意等她三年，她是幸福的。在这个步伐匆匆的都市里，谁又愿意守身如玉等一个人三年？
“文治，你负责送蜻蜓回家。”喝醉了的方维志跟文治说。
“没问题。”文治说。
“你是不是追求蜻蜓？”方维志突然问他。
文治尴尬得满脸通红，我都不敢望他。
“哥哥，你别胡说。”良湄笑着骂他。
“你为以雅设计的裙子很漂亮。”路上，文治首先说话。
“谢谢。”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文治如果真的喜欢我，应该乘着这个机会告诉我吧？可是他没有。
“那个特辑完成了没有？”我问他。
“已经剪辑好了。”
“什么时候播出？”
“快了，我还没有想好这辑故事的名字，什么'移民梦'之类的名字毫不吸引。”车子到了我家楼下。
“有没有想过就叫'别离是为了重聚'？”我向他提议。
他怔怔地望着我，好象有些感动。
“故事里那位太太不是这样说的吗？”我搓着冰冷的双手取暖。
“是的。”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也许是风太冷了。
忽然之间，我很想拥抱他。
“我上去了，这里很冷。”我掉头跑进大厦里，努力拋开要想拥抱他的欲望。
那个移民故事特辑终于定名为“别离是为了重聚“。
播出的时候，我在家里收看。文治在冰天雪地里娓娓道出一个别离是为了重聚的故事。那个探亲之后孤单地回来香港的丈夫，在机舱里来来回回哼着粤剧“凤阁恩仇未了情“里面的几句歌词：
“人生如朝露，何处无离散。”
从前的别离，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放下儿女私情。
今天的别离，首先牺牲的，也是儿女私情。
儿女私情原来从不伟大，敌不过别离。
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你在看吗？”我问他。
“嗯。”
“很感动。”
“是的。”他带着唏嘘说。
画面消去，我整夜也睡得不好。
午夜爬起床，我画了很多张设计草图。
杨弘念是我们的客席讲师，也是香港很有名气的时装设计师，一天下课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我打算推荐你参加七月份在巴黎举行的新秀时装设计大赛。”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由各地时装设计学院推荐学生参加的比赛。”
“为什么你会选中我？”
“你以前的设计根本不行。”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但是最近这几款设计，很特别，有味道。”
那一辑草图正是我在那个无法成眠的晚上画的。
“现在距离七月只有三个月时间准备。”我担心。
“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我当然不可能拒绝。
我立刻就想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文治。我在学校里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说。
“我们晚上出来见面好吗？”
“好的，在哪里？”
我约好文治在铜锣湾见面。
“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我问他。
“公司决定把'别离是为了重聚'这个特辑送去参加纽约一个国际新闻纪录片比赛。你的好消息又是什么？”
“也是一个比赛，讲师推荐我参加巴黎的国qi書網…奇书际新秀时装设计大赛。”
“真的？恭喜你，可以去时装之都参赛，不简单的。”
“高手如云，我未必布机会呢。”
“能够参加，已经证明你很不错。”
“但是距离比赛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内把参加比赛的一批衣服赶起，时间很紧迫。”
“你一定做得到的。”
“我差点忘了恭喜你。”
“谢谢。”
“这三个月我不能再到电视台报告天气，因为工作实在太迫，我要专心去做，我已经跟方维志请了假，准备迎接三个月昏天暗地的日子。”
“那我们三个月后再见，不要偷懒。”
那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杨弘念专用的制衣厂里，跟他的裁缝一起工作，修改草图、选布料，找模特儿试身。
昏天暗地的日子，益发思念文治，只好趁着空档，在制衣厂里打电话给他。
“努力呀。”他总是这样鼓励我。
“我很挂念你。”我很想这样告诉他，可是我提不起勇气，等到我从巴黎回来，我一定会这样做。
差不多是在出发到巴黎之前的两天，我终于完成了那批参赛的时装。
我早就告诉过文治，我会在七月二日起程，如果他对我也有一点意思，他应该会打一通电话给我。
七月一日的那天，我留在家里，等他的电话。他负责黄昏的新闻报导。新闻报导结束之后，他并没有打电话来给我。
也许他根本忘了我在明天出发。
晚上十点多钟，正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他的电话打来了。
“你还没有睡吗？”
“没有。”我快乐地说。
“我刚才要采访一宗突发新闻，所以这么晚才打来，你是不是明天就出发？”
“嗯。”
“我明天早上有空，你行李多不多，要不要我来送机？”
“不，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机场是别离最多的地方，不要来。”
“哦。”他有点儿失望。
“你现在在哪里？”我不舍得让他失望。
“我在家里，不过晚一点要回电视台剪片。”
“不如你过来请我喝一杯咖啡，当作送行，好吗？”
“好，我现在就过来。”
我换好衣服在楼下等他，三个月不见了。我从来没有饮这一刻那样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文治来了，并没有开车来。
“你的机车呢？”
“拿去修理了。”他微笑说。
三个月不见，站在我面前的他，样貌丝毫没变，眼神却跟从前不一样了。他望着我的眼神，好象比从前复杂。
我垂下头，发现他用自己的右脚踏着左脚，他不是说过紧张的时候才会这样做的吗？
他是不是也爱上了我？
选择步行而来，是因为双脚发抖吗？
“你喜欢去哪里？”他问我，用复杂的眼神等我回答。
“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走好吗？今天晚上的天气很好。”
我们买了两杯咖啡，走出便利店。
周五晚上的骆克道，灯红酒绿，吧女在路上招摇，风骚的老女人在酒吧门前招徕客人，卖色情杂志的报贩肆意地把杂志铺在地上。虽然看来堕落而糜烂，湾仔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纽约新闻奖的结果有了没有？”我问他。
“这个周末就揭晓。”
“那个时候我在巴黎，你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好吗？”我央求他。
“如果输了呢？”
“不会的。那个特辑很感动，别离，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
“你呢？心情紧张吗？”
“你说得对，能去巴黎参赛，已经很难得，胜负不重要。况且，可以免费去巴黎，太好了，比赛结束之后，我会坐夜车到伦敦看看，在那里留几天。”
“你不是说很喜欢意大利的吗？为什么不去意大利？”
“对呀，就是因为太喜欢，所以不能只留几天，最少也要留一个月，我哪有时间？还要回来准备毕业作品呢。”
“真奇怪。”
“什么奇怪？”
“如果很喜欢一个地方，能去看看也是好的，即使是一两天，又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一个地方，就想留下来，永远不离开。喜欢一个人也是这样吧？如果只能够生活一段日子，不如不要开始。”
“是的。”他低下头说。
咖啡已经喝完，文治送我回家。
“你到了。”他说。
我不舍得回去。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电视台？”我问他。
“一点钟。”
我看看手表，那时才十一点四十五分。
“时间还早呢，你打算怎样回去电视台？”
“坐地铁。”
“我送你去地铁站好吗？我还不想睡。”
他没有拒绝我。
我陪他走到地铁站外面。
“时间还早呢。”他说，“如果你不想睡，我陪你在附近走走。”
“好的。”
结果，我们又回到我家楼下。
“我说过要送你去地铁站的——“我说。
“不用了，地铁站很近。”
“不要紧，我陪你走一段路。”
我们就这样在湾仔绕了不知多少个圈，最后来到地铁站口，已经是十二点四十分，谁也没时间陪对方走一段路了。
“我自己回去好了。”我说。
文治望着我，欲言又止，我发现他又再用右脚踏着左脚面。
我好想抱着他，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希望你能拿到奖。”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有说不出的失望。
“你也是。”我祝福他。
“回来再见。”他移开踏在左脚上的右脚。
“保重。”我抬头说。
我转身离开，没有看着他走进地铁站，我不舍得。整夜不停地绕圈，腿在绕圈，心在绕圈，到底还要绕多少个圈？
杨弘念陪我一起去巴黎。他在巴黎时装界有很多朋友。有他在身边，我放心得多。
坊间有很多关于杨弘念的传闻，譬如说他脾气很怪，有很多女朋友。他的名字曾经跟多位当红的模特儿走在一起。
他每星期来跟我们上两课。以他的名气，他根本不需要在学院里教学生，我觉得他真的是喜欢时装。
“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报告天气？”在机舱里，杨弘念问我。
“你有看到吗？”
“那份工作不适合你。”
“为什么？”
“你将来是时装设计师，去当天气报告女郎，很不优雅。”
我有点生气，跟他说：
“我只知道我需要生活，时装设计师也不能不吃人间烟火。我没钱。”
“没有一个时装设计师成名前是当过天气报告女郎的。”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不一定会成名。”
“不成名，为什么要当时装设计师？在这一行，不成名就是失败。你不要告诉我你这一次去巴黎，并不想赢。”
空中小姐在这个时候送晚餐给乘客，杨弘念施施然从他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香喷喷的烧鹅来。
“我每次都会带一只烧鹅上机。”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要吃吗？”他问我。
“不要，你自己吃吧。”我赌气地说。
“太好了，我不习惯与人分享。”
他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烧鹅，我啃着那块像纸皮一样的牛排。
“你成名前是干什么的？”我问他。
“你为什么想知道？”他反问我。
“我想你成名前一定做着一些很优雅的工作。”我讽刺他。
“我是念建筑的，在建筑师楼工作。”
“建筑？一个建筑师跑去当时装设计师？”
“时装也是一种建筑，唯一不同的是时装是会走动的建筑物。”
“我只是个做衣服的人，我是裁缝的女儿。”
“怪不得你的基本功那么好。”
没想到他居然称赞我。
“可是，你的境界还不够。”他吃过烧鹅，仔细地把骨头包起来。
“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想知道吗？”
我点头。
他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睡觉。
真给他气死。
虽说是设计界的新秀比赛，但是对手们的设计都十分出色。在那个地方，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结果，很合理地，我输了，什么名次也拿不到。虽然口里不承认想赢，但是我是想赢的。
跟杨弘念一起回到酒店，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输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输。”他冷冷地说，然后撇下我一个人在大堂。
我冲上自己的房间，忍着眼泪，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给杨弘念看扁。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话筒：
“谁？”
“是周蜻蜓吗？”
“我是。你是谁？”
“我是徐文治——”
“是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特辑拿了金奖。”
“恭喜你。”
“你呢？你怎么样？”
“我输了。”我拿着话筒哽咽。
“不要这样，你不是说，能到巴黎参赛已经很不错吗？”他在电话那边厢安慰我。他愈安慰，我愈伤心。
“听我说，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你得的比失的多。”他说。
“谢谢你。”
“行吗？”
“我没事的。”
“那我挂线了。”
“嗯。”我抹干眼泪。
“再见。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谢谢你。”
虽然输了，能够听到文治的安慰，却好象是赢了。
第二天晚上，我退了房间，准备坐夜车到伦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虽然他那样可恶，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好象说不过去。
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敲他的门，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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