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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车上，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陶大哭……”
这虽是后话，但略一细想作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实力派，张学良丢了兵权，岂有不痛苦之理。
当夜，车到北平，张学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顺承王府官邸。
下车时，张学良仍是郁闷难解，言犹未尽，手扶车门对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不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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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里便查了起来。
不一会，一行小字便跃然纸上：
“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王卓然拿起译好的这几句话，转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辞职。
短短的1年多里，他两次受挫，与其说败给日本人，倒不如说败在蒋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说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当张学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准备赴欧洲“考察”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却在南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否则即予最严厉处罚。”
而此时，长城各口却弹雨纷飞，硝烟弥漫，中日两军正处在
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恶战之中……
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
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
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
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作出国准备。
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乎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报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湘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2、30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乎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进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家，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湘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千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海上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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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
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长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1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此时，王亚樵限定的1月期限即将结束。
3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3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别一个写法。
长城，古老的御术难御敌
1933年3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放洋出走西欧。
张学良前脚走，蒋介石后脚就委任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新委员长。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大败而归的总指挥何应钦代理了张学良的职务，进驻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华北军事。
此时的华北，随着中国军热河战败，已是边关告急战云压顶。
危急时刻，蒋介石把曾留学日本、在国内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放在多事之秋的华北，完全体现了南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华北不似东北，蒋介石对东北可命令部队不放一枪而后退，东北毕竟易帜归入中央不算太久，对华北他却不敢。华北是中国北方的中心，有着象征着大中华的千年古都北平。放弃华北，无异于放弃半个中国。
何应钦赴华北前，蒋介石指示这位“位极人臣”的国民党军第2号人物：此去华北，应拒日军于长城各口外。军事上迫不得已时，可与日军交涉停战。
何应钦上任几天后，便向华北各部队颁下战斗命令：
命傅作义将军率所部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傅作义可设军团部于张家口；
命已与敌在热河交过手的王以哲第7军先防守古北口，待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到达后再换下整补；
命宋哲元率29军防守喜峰口，将日军顶在长城防线的突出部外；
冷口方面的防务由商震率第32军担任。
此外，由长城撤下来整补的东北军也得到命令：整补完毕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布防。驻节察省多伦的孙殿英41军须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使日军不能不顾及身后。
长城，2000年前秦始皇抵御外敌人侵的古老工事，想不到又成了2000年后中国抗击外敌人侵的唯一工事，中国人，该为中国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骄傲，但也不能不为今日武备的废驰而痛心。秦皇时代，毕竟没有飞机大炮，但今天，中国军队必须面对这些。
3月9日，喜峰口要隘首先告急。
当时，防守喜峰口的是万福麟东北军第53军，该军虽有5师另1旅的庞大编制，但自热河之战兵败凌源、平泉后，士气低落、无心再战。29军王治邦旅下午说好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请万福麟部再维持半日，待旅前卫抵达。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前卫队开始进攻喜峰口。万福麟军扼守喜峰口天险的1个旅竟在日军一阵炮击后望风而逃，丢了喜峰口高地。
29军援兵眼睁睁地看着喜峰口落入日军之手，又是气愤又是焦急。王旅气愤不过，当即令最先赶到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夺回喜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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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是长城诸口隘仅次于古北口的第二大险关。关口高地，对口内、口外都是居高临下。万福麟部轻易失关，给接防的29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务营虽为全师主力，但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关口高地上泼来的雨点般的枪弹，打碍十分艰苦。黄昏时分，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时中弹身亡，全营攻势受挫。恰在此时，增援的王长海团到达，迅即投入战斗。山上山下，一片混战，王团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