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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井中佐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他们的野心：“在这次受命组阁的广田内阁中，一定要以我们推举的寺内大将作为陆相入选。要把政党搞垮，建立‘一国一党’的军政府，此为最佳时机，寺内就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他这个特点对我们极为有利，只要我们积极推动，他就会一切照办。为此，首先要使广田内阁的阁员遴选必须符合我们的方针。”
三井神通广大，说到做到。第2天，寺内大将在三井的陪同下，代表陆军部向新闻界发表了颇具威胁性质的讲话：“新内阁必须坚决取缔政党和财界的腐败，应该具有实干精神和无比的气魄，采取积极和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国防为首要目标。从这个意义出发，绝不能允许自由主义者或者企图维持现状的保守派人物组阁，这是整个陆军的强烈要求。”
同日下午，寺内大将率三井中佐等人面见正在组阁的广田，公开反对任用吉田藏为外相、下村宏为拓务大臣、小原直为司法大臣、川崎卓吉为内大臣、永田为文部大臣。寺内态度强硬，不是指责这个亲英派，就是指责那个自由主义、官僚出身或有政党背景，并威胁说如不按陆军意思办，他这个陆军推举的陆相将无法入阁，内阁也将为此垮台。
军人粗暴干涉内政终于在日本政坛公开化了！
寺内和陆军能量更是大得惊人，几番折腾最后终使广田屈服，入阁人选，凡陆军不点头，广田是不敢任命的。
广田艰难地顺着陆军的意思组成了内阁，寺内陆相也开始了他的“肃军”。遭打击的，自然是“二？二六”失败的皇道派。几番重大调整，“九？一八”事变时的陆相南次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7名现役大将，以及3名中将、一名大佐被贬入预备役，共3000余名军官被调整更换。
日本军终于成了统制派一统的天下。
日本政府终于也成了看军人眼色行事的摆设。日后，无论哪届内阁上台，这种风气只是愈演愈烈，直至东条上台后干脆由军人接管。
“为了对抗英美为首的欧美集团，必须建立一个亚洲集团。”
“如以武力向南北扩张，必须实现全国意志的统一和国家的高度国防化。”
“应以经营中国大陆为首要目标，以建设满洲为中心，牵制北部正面之敌苏联，攻击背后的蒋介石。”
……
统制派幕僚们的一揽子提案，终于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以国策的基调确定了下来。为实行军备扩张和进行战争准备，日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开始了有组织的动员。国家总体战规划正逐步成形。
几年徘徊、几度波折，日本终于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进入了日后被日本人自称为“准战时体制”。
磨刀霍霍的日本，终于步入法西斯军国主义歧途。不祥的战争阴云，终于飘过日本海峡，翻滚在日本海彼岸的中国大陆上空。
华北：日本军人反客为主
华北，中国北方的心脏。从军事上说，控制了华北，中国长江以北广袤的大地便失去了与江南的联系。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华北这块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的华北，对中国来说却是个让人充满忧虑的地方。华北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别说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就是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价值的昂贵。但当时的华北却是个十分特殊的地区。这里虽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的话在这里产生的影响有时却比南京中央政府的话还有效力。在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第29军的营房与日军的驻防地相互交错，两军冲突时有发生，两军互为假想敌的演习更是日日不断。在日本人放出的“日中亲善”的宣传声中，人人都能感觉到那潜藏在“和平”烟幕下的腾腾杀机。日本军人反客为主，在华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中国的悲哀！弱国的悲哀！蒋介石自1930年平定国内后，一门心思“围剿”中共和红军，在东北、华北对日本人步步退让，养虎为患，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
1933年，关东军出兵热河，施展武力淫威。9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洒泪撤出察北和冀东地区。从这一天起，六朝古都北平和北方港口都市天津已成了难以设防的城市，成了战争的前线。
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进隆与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面见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和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态度蛮横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日军入关，“河北事件”爆发。此后，又接连发生日军侵略华北和国民党当局在华北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
6月5日，察哈尔省中国驻军在张北县（今属河北省）扣留了4名潜入察省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华北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的风波遂又再起。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此为借口屯兵察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要挟。国民政府命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谈判，27日达成协议，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秦土协定》。协定内容规定：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可在察省自由行动；2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秦土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门户大开。
6月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又向华北中国最高军政长官提出“觉书”。经何应钦与日方密谈，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梅津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又使中国接受了一个屈辱的《何梅协定》，该协定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点定的中国军政人员，以及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至此，中国南京政府经过一系列的妥协、退让，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协定，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已丧失殆尽。一个日本人通过才能设立的地方政府只能维持一点儿面子上的主权和尊严；一支对日军一再退让的29军如何能担得起华北和平津百姓的殷殷重托呢？
但日本人要的是华北的一切，因而连这一点面子上的主权也随意践踏。日军，日本天皇裕仁放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机器，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寻畔滋事，乘机渔利的机会，不断改善着对日军日益有利的战略态势。
1936年，也许预感到了中日战争将难以避免，华北日军在不断增兵的同时，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各战略要点。
1936年7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8月31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丰台中国第29军37师222团1营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事发后，日方既不调查，也不讲理，而以此为借口，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9月18日下午6时，丰台中国驻军第5连，在野外演习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忍无可忍，遂以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中国官兵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不久，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大队从北平驰援丰台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军队毫不相让，当即开枪回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次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终于使日军达到了独占丰台的目的。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丰台不是《辛丑条约》指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使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29军处于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当时的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1939年时回忆道，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
日军占领丰台，尤如卡住了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脖子，为其下一步侵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数年后，在日军中以战略家、军事家著称的石原莞尔也承认，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从“九？一八”事变后，整整6年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虎视着华北，蚕食着华北，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南京政府和华北军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客观地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不可能预知千年之后的中国，但他的这句至理名言却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大地上应验了。
日本人为夺得华北这块进军整个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下了大力。当时，平津不但驻扎着大量的日本驻屯军，还设置了机构庞大的特务机关。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抓紧军事备战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软化驻华北的中国唯一一支军队29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人对中国军事鼻祖孙子的这句名言理解得相当透彻。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的29军官兵，骨子里不乏中华男儿堂堂志气，这就难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在北平还曾上演过一场“新鸿门宴”。
1936年6月6日上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中日两军联欢会在一阵相互暗中叫劲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着。10席大桌上，坐着中国方面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驻北平团以上军官及北平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40多人；而日军方面入席的，有驻北平的边村旅团长以下30多名军官。
开筵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首先讲话，大谈中日两国同族同文，应致力亲善，共同繁荣。对此，日方首席长官旅团长边村少将似乎也不反对，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讲话中要求中国方面取缔共产主义、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日本的亲善，则又本能地透出其反客为主的咄咄逼人之势。
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在中国军官们诧异的目光中走到大厅中央，跳起了日本舞蹈。不知是跳得兴起还是早有预谋，停下舞步后，松岛又在中国军人面前舞起了刀。
中国军官见状，血往上涌，个个义愤填膺。宴会气氛早已失却欢快，变得紧张起来。
日本人却未罢手。松岛退下，又有3个日军官跳上一张空桌，吼起了令中国人无法听懂的日本歌。边唱还边对着中国军官们指指划划，公然挑衅。
29军官兵不乏血性男儿。长城抗战，他们曾以大刀砍杀出中国人的威风。日本人今日所以有所顾忌，正是由于当年的长城抗战。眼下见日本人如此张狂，终于有人不顾军长递过的眼色，站了出来。
首先站出来的，是冯治安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他三步并作两步，敏捷地纵身跃上桌子，高放歌喉唱起了一支黄族歌，以示应战。大厅里一时很静，只有何基沣粗犷的歌声绕梁回荡：“黄族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伯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不知何时，台下中国军官们已随声唱起了这激昂的歌。
这当口，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凑近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耳语道：“事急矣，你是打拳，还是耍刀？”
西北军猛将董升堂毫不含糊，开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董升堂跃出圈子，打了一套流行于西北军中的拳术。其后，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选少将也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远非日本人所能比。气焰嚣张的日本军被镇住了。
几个初到中国的日军下级军官似乎并不服气，又跳出来耍起了日本人的剑术。这几个年轻尉官不知深浅，其劈、刺动作总是指向中国军官，显得极缺教养。董升堂这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片大刀，呼呼作响、刀刀带风地舞将起来。董升堂的大刀，又勾起了不少在座的日本军官对当年喜峰口中国军大刀阵的可怕回忆。董升堂入座，李致远手操刚刚打成的“柳叶刀”，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