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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的死曾轰动全国。灵柩从宜昌运往重庆，沿途成千上万的各界民众自动迎候奠祭，表示哀悼。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数百人曾亲往江岸迎候。重庆和延安，都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各地也都先后举行了追悼公祭仪式。成千上万的挽联、悼文、诗词中，周思来的悼文可算精彩而全面。文中说：“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勇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位极特殊的人物。生前代人受过，遭受国人唾骂，就是今天也有不少史学家对这段历史抱有疑问，他的所做所为有时像谜一般困扰着历史学家。但不管怎样，他在日石战场上的辉煌表现以及殉国后那极尽哀荣的动人情景，足以使其在中国抗战史上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从这点上说，张自忠是个爱国军人，血性汉子。
抗战！全面抗战！
沸腾的中国，回荡起直冲云天的吼声：抗战！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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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平津失守的噩耗传到南京，也传遍了全国。
当日，蒋介石虽然心情沉重，但在向英、美、法等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解答有关平津失守等问题时，仍显示出一个大国元首的镇定和信心。为身处前线战场的部下考虑，也为那些敢于对日军奋起还击的中国军人撑腰，他一人揽过了平津失败之责。他说：“余身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当一位英国记者问道中国今后的对日方针时，蒋介石语气坚定地回答说：
“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战事之终局”，
“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无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国家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
数日后，他在会见路透社记者时，又欲将已经到来的抗战扩大至国际范围。
他说，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是在摧毁中国而谋其自身建立一大陆帝国，而且威胁国际间整个之安全；中国的抗战，也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最后，他再次表明了中国决心抗战到底的态度：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之完整。
蒋介石既然已痛下决心，准备抗战，也就不在乎日本人对他的话将作出何种反应，他甚至是有意想让日本人听到他的声音，因而在国内外大造抗日舆论。
对他的抗日态度的急骤变化，别说日本人毫无准备，就连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也心存疑虑，不知他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
这么些年来，蒋介石内里外里大耍政治手腕，把各地军政人员都搞怕了，没人愿做挨打的出头鸟。宋哲元优柔寡断，多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日后的抗日英雄、与蒋介石多年斗法的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将军这次却号准了蒋介石的脉搏。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正在广西。
当时两广处于南京中央政府之外的半游离状态。多年斗法，李、白二人虽不乏军事韬略，政治上却远非老蒋的对手，几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但面对山高路远，又有李、白两员大将坐镇的广西，蒋介石也无计可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接受两广承认中央，税收人事行政等权却归广西独有的半独立状况。
当然，蒋介石并没忘了卧榻之畔的这两只虎。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上给远在桂林的李、白二将发去急电，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二将速赴庐山，共商抗日救亡大计，这又在两广将领中引起一番争吵。
李宗仁冷眼静观，觉得老蒋此次声言绝非戏语。在两广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李宗仁充满自信地对手下诸将说：“老蒋生性狡诈不假，也早有意借机吃掉我们和各路地方军。但此次宣言相信发自他的内心。”
扫了一眼在座众人，李宗仁闪动着一双精明的眼睛，条理分明地继续说道：“现在的形势逼着他非抗战不可。眼下日本人对我中国步步紧逼，已决非蚕食而已，而是实现其一举征服中国之国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之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今日纵使南京中央和老蒋有意拖延，只怕日本人未必容许。”说着，语气一转道：“这次老蒋若再不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仅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他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
李宗仁的话有理有据，说服了手下众人，连聪明过人的“小诸葛”白崇禧也点头称是。李宗仁对蒋介石太熟了，对战乱年代的中国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的话自然入木三分。见众人点头认同自己的意见，他话峰一转，又转到了会场上各位将军最关心的话题上来。
“这次老蒋欲招两广军参战，也必招全国各地的地方军参战。不能说他没有借机消灭杂牌的念头，但他抓的时机有利。眼下全国各地群情激奋、抗日声势倒海翻江，谁不抗战，谁拒出兵，不啻为全国公敌、民族渣子。我们在全国民众眼里已为军阀，节骨眼上决不能现丑于天下。”
这时，李宗仁似乎有些动了感情：“另外，从良心上说，吾等身为国之军人，华夏子孙，国家有难，吾等岂能坐视不顾。如过去所为皆为争民权、卫民主，则今日为国为民应义无反顾。我们也决不能在抗战问题上给南京以攻击我们的口实。”
当天讨论，广西便率先定下了参加抗战的大计。李宗仁毫不犹豫，当下急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李宗仁、白崇禧虽与蒋为敌多年，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顺应民意，响应中央号召，共赴国难，不失为血性十足的堂堂汉子。日后，白崇禧身为中国军副参谋总长，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李宗仁台儿庄痛歼日军精锐上万人，轰动中外，更是名垂抗日青史。
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青宁二马等一批地方军将领，也在古老的中国面临多灾多难的困境时，毅然停止了分裂，停止了国内的厮杀，主动通电全国，请缨抗战。这种举国一致的效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被外敌欺压凌辱了上百年后郁积在胸膛里的愤怒和觉醒的总爆发。蒋介石也被这冲天的烈焰震呆了，此刻，他更理解了一句至理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蒋介石更坚定了全面抗战的信心。
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此次日军大兴入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沦为倭巢，此诚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为此，全军将士要树立五点精神：一、牺牲到底的决心；二、最后胜利之自信；三、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四、军民团结亲爱精诚；五、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蒋介石下定了抗战决心，就决不能绕过陕北，绕过中共和红军。
自1935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多次向全国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义呐喊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从普通百姓到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从南京军政当局到国民党军的各级官佐，赞成和拥护中共主张的人越来越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历史洪流。西安事变，蒋介石便险些被这股难以遏制的洪流冲人历史的阴沟。这一次他被惊醒了。
从蒋介石自身统治来说，他自然希望红军能像中国各地的军阀一样，在其远交近攻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土崩瓦解。但多年追剿的结果，红军未灭，日本人却乘机一步步闯入中国的后院。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中国内战的状况能持续下去，中国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因而屡屡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签定共同防共条约。
东京和日本天皇最怕的就是中国国内重新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中国全国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在蒋介石对日本人产生了切肤的痛恨后，他自然想到了要与中共和红军携起手来。此外，蒋介石生性私心极重，他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与日本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厮杀而仍由中共和红军在陕北坐山观虎斗，他要把红军拉上战车。
事实上，早在1935年冬天，蒋介石就曾有过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思。当年11月，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抛出了“最后关头”的观点，决定了“牺牲”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抗日）”。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这时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以“收编”红军的方法，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这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并未死心，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斯大林出面，劝说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要员赴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主要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对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自然是支持的。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衔陕北中央之命，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国民党谈判负来人陈立夫派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
只可惜当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对中共和红军的“围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谈判中一步不让。
当中共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即坚持称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当中共代表提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却反过来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
毫无诚意的谈判只能带来毫无成果的结尾，国共双方第一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了，但这次尝试，毕竟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上，蒋介石再次向全国作了“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的解释。
与过去相比，蒋介石抵抗态度更明确，措辞更激烈。蒋介石的这种进步，几乎立即得到了陕北的欢迎。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逼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沸腾，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