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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十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10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20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实施的侮辱、掠夺、强Jian和屠杀！
宁海路5号这座园林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梅奇、雷伯、汉森、史密斯、希尔兹、李格斯、史波林等几个外国人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暴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正义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7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魏特琳與紅十字會施粥處工作人員合影（左第一人為魏特琳）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1000多个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1000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30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梢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300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不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27个中国人。
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李格斯教授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赶了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起饭碗。
李格斯开着汽车经过司法院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了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出院。麦加伦牧师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1个矮个子军官解释，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带李格斯离开。李格斯就是不走，他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3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年迈的美国教授哪里是野蛮的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60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30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4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主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15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4个日本兵，2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字臂章。
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
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在这些无私无畏地拯救着中国人性命的外国人中，不能不提及一个非凡的女性。她就是南京金陵子女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小姐，她曾经被患难之中的南京同胞誉为圣洁的保护神。
明妮？魏特琳（MinnieVautrin1886…1941）
1912來華傳教，其後任教於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系教授，在南京淪陷期間，她盡力保護南京城內女性的安全。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护卫着一群柔弱的羊群。
因此，她也格外受到饿狼一样凶残的日本兵的垂涎。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2月17日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4000人，后来，连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7000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美籍教授沃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1912年到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7年后到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该院任教25年的华群小姐，已经51岁了，瘦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和一对纯净的湖蓝色眼睛。无论她的学识、胆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
她常常手拿一面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有时腰上还插着一支手枪。阻挡野兽的侵入。
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往校门里冲，华小姐挺身阻挡，据理力争，可是一名文弱的女教授哪里挡得住一群饿狼。日军冲进校内，疯狂地满足兽欲。华群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一天上午，6个日军从竹篱上爬进校园，华小姐闻讯赶去阻拦，被凶狠的兽兵几个耳光打得眼冒金星。
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男子，华群为了拯救他们，机智地发动妇女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
女子文理学院成了兽兵们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掠妇女。华群手握着星条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来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12月17日，是星期5。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月亮惨白地照耀着飞檐彩绘的校门，20几个妇女已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了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12名姑娘。
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面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的本来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
华小姐是一位富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看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一把把的糖果。无知的女性们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对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抢？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渡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正直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有一次一名妇女打饭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就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她，还对她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10岁的小孩子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
她严肃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
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2年——1941年5月14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次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从常人到魔鬼
从常人到魔鬼——一个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兵自白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把整个日本军队变成了一部野蛮的杀人机器，把一个个无知幼稚的日本青年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丧失人性的凶残的野兽。
这种兽性在南京大屠杀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残暴顶峰。
那么，一个正常的人是如何变成了凶残的魔鬼的？
在日本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全体国民均应舍身报国。”从年幼的小学生开始，日本法西斯就开始灌输“国家一旦开始战争，就要舍弃个人，为国家尽忠”的教育。
明治天皇在“给予军人的敕语”中，对军人提出更加明确的指示：“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通过美化死亡，使无数年轻人深信只有马革裹尸才能名留青史，为国捐躯无尚光荣。就是在这种法西斯愚忠思想的毒害下，千千万万的日本青年成了天皇及法西斯统者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
上等兵曾根一夫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自愿入伍参加侵华战争，亲身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由一个胆小懦弱的士兵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几十年以后，当曾根一夫的人生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怀着负疚和忏悔的心情写下了“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自述”，写出了他亲眼目睹的侵略战争和亲手犯下的罪行：
新兵入伍时，常常会挨上级长官的训斥：“如此软弱，怎能成为一位标准的军人？”
军人的心和正常人并无两样。在正常的社会里，人皆有恻隐之心，谁也不喜欢剥夺小动物的生命，杀人放火的事只有穷凶恶极的人才做得出来，任何有正常心的人决不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在战场上，我接触到许多军人，经历过无数战斗，逐渐地丧失正常人的心，我变得敢杀人了。
真实的我也不能算是标准的军人。平时在部队里，上等兵是由同年次军人中选拔优秀者进阶，而列入标准军人之林。但到战场后，就突然变成差劲的劣等兵。
那是因为我缺乏勇猛的决心。我生性胆怯，自己也觉得无可奈何。我很羡慕比我低阶的一等兵和二等兵。
我于1937年8月27日出征到中国大陆，同年9月1日登陆吴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