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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易。“太子爷”铁腕实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十一月初的事。数日之后，上海便发生了几十起饥民抢米的纠纷。非徒米店、碾坊遭殃，连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时外县并无荒歉，只那居于产销之间的盘商多为在帮光棍，一方面为报复、一方面也恐盗劫，更不肯将米运入上海。偏偏徐蚌会战又在此时开打，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分兵南下，眼见这东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内忧外患、岌岌不保了。
贺衷寒潜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爷”收拾残局的。他的任务看似单纯，实则亦非易事——“老头子”是希望他“不计任何代价”要“同时收服”洪达展与万砚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产党怀抱。
万砚方获释时倒不像有什么羞恼，只道这是一场误会。“太子爷”指控他囤积棉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致——原来被指为囤积的棉纱是准备交运往华中两处新设的纺织厂的，但是老漕帮迭获线报，此去华中路途上有不明武装部队游击滋扰，为恐物资陷于敌手，才迟迟未曾交运，而生出个囤积的误会。万砚方对“太子爷”的霹雳手段并无芥蒂，反而说：“一时而得个虎名虎号，倒意外地威风起来。”
可洪达展却不同了，直说要亲往南京面见“老头子”，贺衷寒阻拦不住，只有任他去了。孰料次一日“老头子”的电话就摇过来，命他续留上海，仔细勘察万砚方动静，若有任何不轨，当即处以最严厉之制裁。
贺衷寒原本就对当年万砚方插手借箸、为“老头子”代筹什么“再造中枢”的组织发展计划极不惬意，如今得了这个差使，更有意罗织他一个罪名，以便拔除了这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偏在此时，毛庆祥找上门来，询以运金南行是否有得力人手。贺衷寒给荐了个李绶武。三人对面一商议，李绶武却把双深度近视的眼珠子朝贺衷寒直愣愣瞅了一阵，道：“此事略无难处，要说有什么顾虑，只在贺先生身上。”
贺衷寒闻言大惑，忙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要为毛先生解决问题，非搬请老漕帮不可；要搬请老漕帮，则不只‘大元帅’又欠了万砚方一个情面，连贺先生对那万砚方都得容让三分——试问：贺先生肯么？”
这话说得十分委婉，毛庆祥自然听不明白，可是贺衷寒一点就透，立刻会意。原来李绶武所指的正是此刻会当洪达展身在南京，于“老头子”左右嚼舌根、说是非，使“老头子”大疑万砚方财势之际，倘若借助于老漕帮之手解决了毛庆祥的困难，立下大功一件，贺衷寒恐怕也就坐失一次翦伐万砚方羽翼、熄弱老漕帮气焰的机会了。然而李绶武这一问，问得贺衷寒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帅’付托，我们就该克尽心力，完成任务。就算让万砚方风光得意，也不是我们该顾虑的。”
“有贺先生这话，”李绶武冲毛庆祥一笑，道，“事情就算成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李绶武说得极其含糊笼统，只草草交代了他个人和万砚方原本素无交往、亦未曾谋面——只不过在抗战开打之前几年，李绶武曾仿万氏之师方凤梧公之笔意，画过一张画给他，万氏十分满意，这便算是讨得了一个人情。此番李绶武衔命登门，拜识万砚方，请他助成这一趟移运黄金的工作。万砚方的确一口答应，但是也开出了条件：他要毛庆祥以保密局名义出具凭证，俾能于大局颓隳不可收拾之时好让庵清光棍避一头地。这，便是当初那“船票”的来历了。
李绶武的一席话容或为家父勾勒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老漕帮如何保留人才、苟延命脉的背景，但是，从他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部分之中，反而渗出了更多启人疑窦、引人遐思的片段，令家父迭有不吐不快之感。他乘隙追问了一句：“李先生那一张画显见非同凡品；否则，不至于辗而转之地还搭救了十四条性命？”
李绶武闻听此言，不禁纵声长笑，径冲王代表赞道：“张科长年纪虽轻，识见却高人一等。那张画儿的确另有一则故事。倒是说什么‘搭救十四条性命’未必得当。”
“噢？”家父和王代表同声一惊，彼此对望了一眼。
“二位试想，”李绶武摸了摸他脸上的麻子坑儿，慨然道，“跟着当局来台的人虽说暂时逃得战火之劫，焉知便因此豁免了一切杀身之祸？‘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说的正是此理，‘塞翁失马’所寓者亦正是此意。到底是搭救了还是陷害了，却也难断得很。此外，‘十四’之数亦不正确，要说得准些，其实是一千五百一十四！”
听他这么一说，家父又往深处明白了一层——毋怪乎当初那舰长会口出“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一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之语，更毋怪乎航＇奇‘书‘网‘整。理'提。供＇行日久便滋生出那么些谍报舰、逮捕军中叛徒等等谣言。一阵沉默之后，家父再也忍不住，小心地探问起他一直大惑不解的疑绪：“所以咱们那艘舰上平白多出那么些男女老幼，果然都是‘保’字号儿挂上来的老漕帮丁眷了？”
“倒也未必。”李绶武道，“这里头大有文章。老漕帮人丁固然不少，凭个人交情引伴呼朋、携家带眷，沾上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故关系，随之而来的也所在多有。我本人便不在帮，与咱们在青岛同席用饭的里头也有五六个不在帮的。张科长要是分神留意舰上人丁往来动静，还兴许会发现：连哥老会一路的洪门人马也窜上来七八百口子，几乎与老漕帮丁众不分轩轾了。”
“这倒不难明白究竟。”家父应声道，“‘保’字号儿毕竟不敢放心只让老漕帮帮众独踞一船——万一来个哗变，舰上官兵哪里抵敌得了？是以放那群洪英上船，是要造成两方暗中僵峙对立之势。”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微一颔首，放低声道，“有个在途中临盆产子的妇道，正是哥老会首洪某人的侧室呢！”
然而家父所念兹在兹的不是清洪二系人马如何蓄势较劲，而是他无意间窥见的一幕恶魇；于是掉转话锋，叹了口气，道：“倒是在青岛领我上船的那位年轻‘帮朋’，日后再也没见过了。无论李先生您的福祸相生之论如何高明精奥，我夫妻这两条性命总是人家搭救的，如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道谢呢。”
此言一出，李绶武的身形有好半晌不曾动弹分毫，仿佛这一室之间原本十分热烈的谈话气氛忽地给凝结起来。其间过了也许只有几秒钟的辰光，李绶武只把双眼睛盯着家父的脸，仿佛直欲穿透表面上五官，揭露其下埋藏着的什么秘密。在这转瞬之间，家父的直觉是：面前这人也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非但如此，对方更知道家父也并非毫不知情的人——只不过两人都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寻觅一个遁脱之道而已。
“我倒忘了恭喜绶武呢，”王代表在此际昂声岔话道，“听说府里最近研拟了一份名单，要聘任一批功在党国、资历俱佳、可是苦无职务可以安插的贤达人士，绶武也在其中呢！”
像是突然从禁锢之中得了解放，李绶武堆起一脸笑容，道：“这倒没什么可喜的。王代表素知今上用人之道，若是在体制之外叠床架屋、巧立名目，则不论立一个什么品、戴一个什么衔，都是既无权、亦无责，只不过方便他老人家就近看管而已。”
接着，话题转至王代表和李绶武之间，大体绕着几个新出炉的职称打转。仿佛王代表倒比李绶武热衷关切得多，直说这“资政”便是宋代的龙图阁大学士，即使到了清末资政院议员也有集议全国政务之尊，要比什么“政务委员”、“战略顾问”乃至党务系统中的“评议委员”都荣耀得多。李绶武似乎对王代表之言全无兴趣，敷衍了一阵，推说夜深不该再扰，便要告辞，却一把扯住家父的袖子。
“老弟，”李绶武一面起身、一面道，“一个人叫车太无聊，可否陪我路口站站？”
不消说，这是另外有话嘱咐。王代表也诿称累了，要家父代为送客。两人跨步出门，李绶武才松开手，四顾一圈，道：“四年前渡海南迁，会拉拔你老弟同行，不是没有缘故的——试想，若是将你张科长留在青岛，则大军开拔之前经你之手所盘点出来的一整套账目，岂不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