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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三受到启发，他终于感到出头的日子到了。他不敢怠慢，扔下粪筐子，组织了几个副业队员，很快拉起一支队伍。他瞅准了一个机会，从另一派队伍里偷出方国祥，把他藏了起来。
方国祥感激涕零，全然没有了当初当县长的嘴脸，一副断了脊梁骨的狗模样，冲着朱三千恩万谢地说：“朱队长，噢不对，朱司令，总司令，咱俩可不是一般的关系，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我。”
“老县长你放心，只要有我朱三的三寸气在，保证叫你吃不了亏！”朱三拍拍胸脯说。
方国祥毕竟老谋深算，久经战阵，反劝朱三说：“呆这儿不成，这里离城太近，要想法往乡下转移，越偏僻越好。”
一句话提醒了朱三，他一拍脑门子说：“我们家洋芋窖如何，鬼都找不着。”
方国祥喜出望外，连声称赞道：“太好了，太好了！朱司令，您救我一命，我方国祥不是薄情寡义之人，以后断然要报答的。身上有烟吗？”
朱三掏出半包“大联珠”，递给方国祥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揶揄道：“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多大的事啊？以后别戴草帽子亲嘴就成。”
方国祥脸臊得通红，尴尬地笑笑，说：“朱司令，您真会开玩笑。”
几经周折，形势瞬息万变，各派组织经反复磋商，决定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按规定要结合老干部，方国祥又杀了个回马枪。
方国祥顺现成章地当上了县革委会主任，他有心要回报朱三，一是时机不到，二中朱三能耐不行，说是司令，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马，难成气候。朱三本想借机干一番大事业，谁知到头来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见在城里难成气候，只好带上几个原先拾大粪的兄弟，杀回凉水泉子，回乡闹革命去了。
上卷 十三、从军路上
十六岁的董榆生，红扑扑的脸蛋，细挑挑的高个儿，猛一看还真像个大小伙儿哩！
临出发时，乡亲们老老少少一大伙子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爷爷董万山、四爷侯四海、“老革命”朱建明，还有五奶安寡妇领着尕顺。五奶侍候的好，尕顺恢复的好，现在已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前一年，尕顺他爹朱六福得了一场急病死了，尕顺别无亲人，五奶孤身一人，两个人索兴就合伙成一家了。又走出几里地，董榆生回过头来对依依不舍的父母亲说：
“爹，娘，你俩也回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还要急着赶路哩！”
董传贵笑嗔道：“傻儿子，你娘不是舍不得你走吗！”
赵春莲眼睛红红的，嘱咐了一遍又一遍，仍不放心，想不起什么，又怕忘了什么，双手攥着儿子的手，说道：“儿啊，到了队伍上，千万别和人打架。”
“娘，看您说些啥话？要打就打敌人，同志之间打什么架啊？”
“儿啊，你还小，到了队伍上，行军打仗，一定要多加小心。参军完了，能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
“娘，现在是和平时代，不打仗。真要到解放台湾那一天才好哩！爹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再把他们统统抓回来！”
“解放台湾？……”赵春莲怔怔的念道。
“是啊，台湾是咱中国的地方，不解放过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睡觉都不踏实哩！”
“好，好。”赵春莲挘麙｛眼角，解释说，“我是说解放了台湾，你就早些回家。”
“那时我就不回来了。娘，到那时我要当个大大的军官，解放了台湾我就带着队伍守台湾。现在我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到了部队再加把劲，争取早日解决组织问题。”
董传贵插嘴说：“儿啊，到了部队上，一定要尊敬首长，团结战友，努力学习，谦虚谨慎……”
“爹，您都说了一百遍了，我早记下了。”
赵春莲嗔道：“榆生，怎么给爹说话？没大没小的。”
董榆生双脚并拢，右手伸着巴掌举到帽沿上，高喊一声：“是，首长！”
董传贵和赵春莲都笑了：儿子啥都合适，啥都像一个合格的战士，就是年龄稍嫌小了些。
“爹，您看我像个解放军吗？”
董传贵点点头，正要说话。赵春莲掏出一个红布包包，递到董榆生的手里，说：“这是一百块钱，是你爹的抚恤金。我儿你拿上，倘是有个急用。”
董榆生用手推开说：“娘，我不要。”
走在前头的朱桐生也回过头来帮着说：“大婶，部队上管吃管穿，不缺钱花。”
赵春莲不理会，硬把一百块钱塞进儿子的上衣口袋里。董传贵说：
“行了，快叫娃们上路吧！”最后又嘱咐一句说，“儿啊，以后的路就全靠你自己了。”
走出很远了，董榆生忍不住又回过头来，见父亲母亲还站在老地方，动也不动地注视着他们这个方向。一阵秋风吹来，扬起爹的空袖筒儿，在他身旁荡来荡去。董榆生不由心中一热，两行泪水顺颊而下。
在送行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不是姑娘的疏忽，而是人家早有交待。头天两个新战士都收到了梅生同样内容的两封信：“你们俩，谁先入党提干，谁就是我要选择的人。”条件不算苛刻，待遇也公平，无形中倒给俩小伙子平添了一份力量。
一转眼，就是两年多。
是骡子是马，是跑出来的；是秕子是谷子，是种出来的。果如其然，董榆生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高升，年年获奖立功不说，入伍一年多就当了班长。几天前组织委员找他谈话，告诉他一个喜讯：他的入党申请支部已经讨论通过了！董榆生还没有来及高兴呢，指导员就把他找了去。
指导员姓郭，名叫郭富荣，和董榆生同乡，也是高原县人，大董榆生整整八岁，但是要比董榆生矮二十二公分。眼大而圆，鼻塌而扁，肤色黑黄，人看着挺精神，长相很一般。郭指导员性格开朗脾气好，说话很和气，爱开玩笑，对谁都一样，从没见他发火骂人什么的。全连干部战士都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待，其实他在全连也最大，连长小他一岁，他比副连长大七个月，其他就不用说了，起码都在两岁以上说话。指导员不光人大，心也大，全连百十口子人，姓名、性格、爱好、身高、学历、籍贯、出身、父母健在否，哥弟兄几个，有没有女朋友，他一清二楚，全装在心里。连长等连级干部喜欢称他大郭，董榆生和指导员私交不借，郭指常开玩笑叫他大个子老乡。
然而今天董榆生见到的郭富荣却不是平时的模样，只见他两眼睁圆，双眉紧蹙，虎着黑脸，不像是别人欠他十吊钱，很像是什么人抢了他十吊钱。郭富荣一见董榆生，也不客套，也不让座，平时那套全免了。司务长打老子公事公办，抬着电线杆子逛商场，直来直去说：
“董榆生同志，我今天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你是一个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同志，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是，指导员。”董榆生也跟着严肃起来，同时他觉得，指导员不仅仅是严肃，他的眼神里分明是藏着一股怒气，一股恨不得搧你俩耳光的怒气。他一当兵就跟着老郭，这种情形是从来也没有过的。
“我问你，这一周是不是你值勤？仓库的钥匙是不是在你身上？昨天晚上是不是你进过库房？”
一连几个是不是，问得董榆生张口结舌，莫衷一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更不知这与他入党有什么关联，因而他小声反问道：
“指导员，我不明白你说话的意思。”稍一停顿，他缓过神来，接着解释说，“本周是我值勤，值班长的责任就是保管仓库钥匙，昨天晚上进库房是因为天下雨，我要拿雨衣。”
这么简单的问题，董榆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郭富荣不是不讲理的人。可是人家说得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该又如何解释呢？一般的人，下不了这样的毒手，除非是有深仇在心。拿了人家的人，顶多是小人，而陷害人的人，可就是恶人了。郭富荣宁肯相信有小人，也不愿他的队伍里出恶人。郭富荣想，问题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而索性把话挑明说：
“董榆生同志，我实话对你说吧！你班战士朱桐生反映说，他的二百块钱丢了。他的理由就是我刚才问你的三个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不强迫你，也不要求你急于回答，你好好考虑考虑，怎么样就怎么样。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些道理我给你不讲了，总之是只要你承认了，我保证替你保密。只要改了仍然是好同志，组织上是不会总抓住小辫子不放的。不过你也不要有侥幸心理，只要咬住不松口，这件事就永远是无头案。我刚才就说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想人不知……”
“好了指导员，别说了！”这真像天上掉下块大石头，砸坏了房子砸破了锅，锅破了碗砸了，一切事情全完了。虽说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真要碰上半夜三更鬼敲门，世上哪个不害怕？真是疯狗咬人毒入骨，人若发狂过于狗啊！精神几乎要失常的董榆生烦躁不安地走到屋门口，回过头来说，“指导员，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董榆生，请你放严肃些，我这是和你谈问题，不是和你讲条件。我明硧告诉你，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什么时候讲清楚了，什么时候离开这个房间。”别看郭矮子平时喜眉笑眼的，真要发起火来，也不是善茬儿。半天，他见董榆生不吭声，以为是切中要害，遂追加一句说，“听说你小时候就不安份，偷拿供销社的饼干，为此还赔了一块钱，有这回事吗？”
董榆生站不住了，十八岁的小伙子两腿开始发软，心如刀搅，额头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子，眼前发黑，脸黄如纸。门口有一个小方凳，他就势一屁股坐下去，两手捂着脑袋，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张震汉气急败坏的面孔，张震汉的骂他的话仍旧如同雷声一般在他的脑海里轰鸣，声声震耳：
“……你爹丢了一只手，你倒成了三只手，真给你爹丢人！真给你爹丢人！真给你爹丢人！……”
董榆生参军以来和郭富荣在一起时间最长，虽然不是朝夕相处，终归是在一起呆得久了，算不上十分了解，八九分是有的。他对此事也一直是疑疑惑惑，他怕感情用事，因此在态度上反而比对一般的战士又加强了份量。郭富荣见董榆生痛苦万状的样子，也有些于心不忍，他怕事情弄僵了不好收场，因而就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递到董榆生的手上，缓和缓和口气说：
“董班长，你也不要太紧张。毛主席不是常教导我们，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正错误。在前进的道路上，哪个人不犯错误呢？改了，还是好同志嘛！”
董榆生抬起头来，情绪反倒出奇的冷静下来，他凝视着他十分尊敬的老大哥，苦笑笑，说：“指导员，我不想给你表白什么。但是有一条请你相信，即便是刴了我的一只手，我也不会偷别人的东西。恰恰相反，倒是有人偷拿了我的一百块钱……”
郭富荣一怔，感到事情有些复杂化，急忙问道：“为什么不报告？”
“我不能报告。我明明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我不能说。这不是一般的一百块钱，它是我父亲的抚恤金，是我父亲用一条胳膊换来的。揣到身上已经整整两年多了，一直舍不得花。丢了钱以后我哭了，不是可惜钱，而好像是把父亲留给我的希望给丢了……”说着说着，董榆生眼圈开始发红，声音也跟着变了。
郭富荣从来未见董榆生这么动感情。他一时处于两难之中，在他当兵十年的生涯中，还没有遇到过此等难缠的事。他还老沾沾自喜，当指导员时间太长了，上级首长是否忘记了他的升迁问题。看起来他的能力硧实有些差距，目前这个问题就让他十分棘手。他习惯性地摸摸口袋，顺手把枪套连同手枪一齐从腰里解下来搁到桌子上，不知从哪儿找出两毛钱，大声喊叫通讯员替他去买烟。郭富荣站起来，从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扔给董榆生，铁着脸问：
“有证据吗？”
董榆生用毛巾擦擦眼睛，说：“我这一百块钱全班战友都知道，一直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怕不保险还用别针别着。上星期天打篮球，我把衬衣脱了挂在篮球架子上，紧接着有人把他的衬衣摞在我的衬衣上，打完篮球穿衣服，钱已经没有了。我知道是谁，我不能说也不想说，说了也没用。我知道他的性格，打死他也不会承认的。我不是怕他，而是我不想和他计较。我当班长之后他一直不服气，老想找机会找我的茬，我一直都在提防着他。吃哑巴亏总比挨闷棍要好，越怕啥越来啥，到头来还是挨了一闷棍。”
郭富荣突然悟出了什么，但又不想一下子说破，遂打麻虎眼说：“你呀你呀，叫我怎么说好呢？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反正我现在是谁都不相信，我只相信事实。”
“指导员，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哄鬼去吧！有些事你永远都不会明白。”郭富荣点燃一支烟，又接着问道，“告诉我，你怀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