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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洪水中的方舟不成？最让文海着迷的是胡同口的破五道庙里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一脸的皱褶，像一团续乱的麻绳缠绕在脸上，一头白发披肩。她干瘪的嘴巴总在向路人叨念着“九十九”。据老人们说二十年前她流浪到这破庙来时就这模样，总号称“九十九”，一直没见她在哪儿吃饭，可她却一直硬朗朗地活着。文海前年重返故地时，人们说那个永远的“九十九”年前刚刚突然消失，庙里又住进一个与她模样相仿的，也在叨念着“九十九”的女人。这个女人住在胡同口，从不与人来往，与这里人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只是那个庙，从没人敢进去。
这个靠近北京的小小城池，有着太多的传说。大明他们对此司空见惯了，从不去听。可文海喜欢，喜欢这个城市历史的厚重和神秘。他本来是这里的一员，却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它，因此他更迷恋于此。每次从四十里开外的山村步行来城里，总是在刚刚走近北河城边，看见城里的轮廓时就心潮激动。小小的年纪，没有太多的梦，只想正正经经地回这城里当个城里人。
以后到了北京上学，又进了电视台当记者，却全然对北京无甚特殊的感觉。电视台记者这个行当，风风火火，来去匆匆，似乎风光无限，对于毫无情绪的人来说实为欢度浮生的忘川小舟。
那些家庭背景良好的年轻男女在这种大喉舌中可谓如鱼得水，或干政治记者或作经济文艺编导，这种喉舌工作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生活乐趣的所在。
而文海这样苦出身的孩子，全靠了自己的才华吃饭的人，却往往异己地混迹其中。
一方面机械地完成着自己的采访报道任务，变成一种新闻话筒为报道而报道实则对所报道之物毫无感觉；另一些人则是混混饨饨地沾沾自喜，面对苦苦众生有了上国衣冠无冕之王的错觉，为自己那个混迹其中的肥缺生出自豪，更为自己十天半月在电视上露一小脸煞有介事地宣布着什么而自命不凡，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县半个城的名人，回家一次便成了荣归故里，县太爷之类的人说不定就会出面来场接风宴。岁月悠悠，就这样从身上欢快地流逝，最终会发现自己没了那个招牌就一无所有，不过是混在北京“上层建筑”中地下室里的虫子，狐假虎威地做着凤尾。
文海很庆幸自己及早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而痛苦万分。看着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同事那副自鸣得意的大腕记者派头，也时时生出替他们幸福的感觉，但愿他们就永远这样快活，死而后已。每天从雪片般的会议、开幕式、座谈会、庆典、开张、竣工、会见的邀请函中抓出一把，挑几张重点，带上机器开上采访车赶场一番，轰轰烈烈满载而归；或飞来飞去出出差，偶尔排队排上随团出出国，提点完全可以不提，提也是为了给观众做问答状的问题，乘兴而去乘兴而归。这种生活令他活得快活也麻木不仁。那些豪华排场如吞金喝银的大实小宴工作餐小至盒饭，只觉味同嚼蜡。肉山酒海之中，泡醉了多少文海这样的蓬门青年？他们很满足，渐渐的也目空一切，也气壮山河，也狗眼看人低。上流社会的高雅或黑暗他们永远也学不到，只添了些世俗，失去的却是底层青年的那点宝贵的纯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知识青年。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堕落与妓女交际花们肉体上的防线瓦解是同样迅速而不可救药的。看着那些当初也是过关斩将从穷乡僻壤里脱颖而出的童贞青年上了重点大学如愿以偿地进了首善之区后如此势如破竹地滑向精神的虚谷，且是那样心甘情愿，文海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古板太难脱土气。但他环顾四周，似乎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混法 现如今又有多少人不是在自欺欺人地混着？ 在一个增多粥少的社会里，每长半级工资，分上一间房子，混上一官半职都要耗去十年二十年的努力， 人不向命运俯首称臣还能怎 难道不该仅仅为从布衣荆钦一步登天入了上国衣冠之列而欢庆？
方文海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京城一混八年，竟能不辨东西，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毫无亲切感可言。终日几进几出电视台大门，每月几进几出北京，让人当成“北京的大记者”供着，却对北京知之甚少。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加班到半夜时分，一口一个地往嘴里塞着馄钝时，一个刚来三天的实习生惊叫着：“方老师你看，北京的夜景挺像外国的！ ”哪个外国？越南还是老挝？中国人一说外国肯定是欧美 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扒着窗户俯瞰一下北京的夜景。果然从十几层楼上往下看，大街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光灿如星河。自己都混到“方老师”的份儿上了，这日子多快 可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找到自己的坐标。很明显，不是在这个地方。
以这种状态，他是无心像那些同事们一样，每到春节兴冲冲回故乡去“光宗耀祖”的。他怕见那一村子一镇子的人，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星。最怕的还是那一乡一县的父母官。他们会派了车来接他回家过春节，会把他一家和妻子一家全接上请去县城盛宴款待一番。要求很简单：“你得给咱家乡扬扬名！”条件也很随便，不管在什么时候，哪怕半夜里也行，只要让咱家乡有个影儿。面对那种热情、乡情、人情，他无法拒绝，只能跟他们一对一地干杯，满口应承。这种事一次就是百次，让你应接不暇。母亲和那个哥哥还在做着人情，在县太爷面前容光焕发地替儿子打着保票许愿，一招一势都透着母以子贵的自豪：“有什么事就找咱海子和英子，一个管电视， 一个管报纸，咱家乡这就名扬天下 别客气，一家子，他喝咱这大山里的泉水长大的，办这点事还不应该？！”文海和英子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两家人在这儿成了有身份的人，没少得到照顾。这种可怕的关系网简直要叫人窒息。文海那阵子一连一年多没回去，县里的宣传部长竟开着车“陪”母亲来北京“看望”，那一幕真叫恶心。母亲声泪俱下地数落文海“没良心”，“不认父老乡亲，连亲娘也不认 ” 部长在一旁敲着锣边：“海子，你是有身份的人，这么做在乡里影响不好哩。按说你该把你妈接北京来享天伦之乐才是。你们两口子在咱县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名人，一举一动乡亲们都看着哩。”
那一次文海动了真格的，把他们带到自己住的那栋筒子楼宿舍，深一脚浅一脚进了他和另外二人合住的那间用床单隔开的窝：“娘，您愿意住这儿 ”
又领他们去英子报社的集体宿舍，那里味道更为美妙。文海总算让他们明白了“北京凤尾”的日子。部长哑口无言。娘抹着泪说：“咱不在北京受挤兑了，咱回家，住大瓦房去！我也该抱孙子了！这算咋回事，三十大几的人白念了大学了，图什么？”
临走，部长还不辱使命，留下两盘录像带，“别太为难，能播就播，半夜也行，见个影儿，就是胜利！”
呸，我他妈图什么！文海心里骂着，他们人一走，就把带子扔了出去。还是英子心好，又捡了回来，取出解说辞，拿去塞进报纸的“简讯”栏目中，混在密密实实的新闻中发 这个英子， 正是当年送鞋垫的那个巧姑娘。连考三年，终于考上文海所在的广播学院，揣了那两双绣花鞋垫来找文海。此时的文海早已穿四十三号的鞋了，那双鞋垫还是小巧玲珑的三十八号，颜色依旧鲜艳夺目。文海眼一热，就垂下头默认了这一段姻缘，整整是五年后。
这一对苦孩子无比风光又无比痛苦地混在北京，相互依傍着。同在一市却难得夫妻团聚，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旦同宿舍的出差，便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召唤，过上几天团圆日子，哪怕用架在走廊中的炉子烧一顿简单的饭，都觉得特别珍贵，味道好过国宴。
这一对欢天喜地的乡下孩子在楼里别人眼里形同怪物。那些城里娇小姐，嫩少爷，都在端着大“喉舌”架子待价而沽。男的在觊觎着招为驸马的良机，女的或待字闺中或傍了大款或仍然望穿秋水企盼，总之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文海和英子这样朴朴实实帮衬着过日子的。这样的乡下青年总之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不娶不嫁，人家说你是土包子没人要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个同乡，又被耻笑为“合并同类项”瞎配；有幸被收编为上门女婿或嫁了个上档次的男人又会被说成傻人傻福闹着大多数的春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过的，只是等那探亲大军东西南北征战结束后，他们才悄悄回趟家，又悄悄回北京，倒有点像做贼。最平淡安详的莫过于春节那几天 他们一下子有了那么些空房子可以住， 宿舍楼上单身们几乎走空了，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夫妻团圆，一层楼都成了他们的，只有他们两人进进出出，平日喧哗的楼道里此时轻轻走路都会发出悠长的脚步声回响，到晚上还有点吓人。他们可以大鸣大放地做些自己爱吃但在旁人眼里又颇为不雅的家乡饭如肉炖大粉条和大肉片熬大白菜汤。一股脑儿地把剩菜残场扔进锅里丢进些面片或拌人些面疙瘩，或剩鱼汤肉场烩一锅饭。这些吃食平日里是不敢公开在走廊上鼓倒的，怕招来讪笑与不屑，尽管冬天里最想热热乎乎喝一碗这类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过夫妻生活，可以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发出平日里要咬紧牙关忍住的自然欢叫，因为这破筒子楼几乎是不隔音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性生活回回是弄得堵心堵肺虎头蛇尾。可这种心无旁骛的放松口子一年能有几天？总在披着合法外衣份情似地夫妻欢娱，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呻吟不敢激进不敢冲刺更不敢大刀阔斧，因为似乎有一百只耳朵在隔墙旁听，有一百张嘴在嘲笑在传播。
他们沉浸在自己封闭的生活里，与五光十色的京城生活注定是无缘的。满城的爆竹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的心，他们干脆扎在楼里不出去。似乎异己地忙碌了一年，只有这几天筒子楼里安宁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是真实的。不出几日，那些光宗耀祖的同事们，就又重返筒子楼，楼里又泛起了往日的喧闹声，宣布着又一年千篇一律日子的新开端。
他们想到过改变一下自己，便在1985年的一个春日按报上的地址找到二环路上的一个院子，那儿是深圳招聘团的驻地。随着人流排着队蠕动前进，到中午轮到他们进屋去面试，却发现面试他们的人完全一副广东农民模样，趿拉着塑料拖鞋，操着谁也听不大懂的广东土话，叼着烟吞云吐雾，一副救世主派头。问话如同审问犯人，倒像是偷渡犯遇上了移民局的人。人家不相信这两个北京大喉舌里的记者为什么要南下，南下去干什么。他们说还想当记者，对方大笑，深圳的南下记者早臭了街了，现在的深圳要的是人才，不是记者。除了会“记”，还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是在北京吃大锅饭吧。这种面试早已让人先自心凉了一半，对这样的人事干部似没有二话可讲，讲了也是对牛弹琴。便落荒而逃，从此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英子一直在唠叨：“如果上头定了政策让咱们县当特区，咱们南下去招聘，样子是不是会比这些人好些？”
“算了，就这样混吧。做记者就是这样，挂着这牌子是无冕之王，摘了，就一钱不值，还不如一个小摊主，”文海叹息着，“真要扔了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没有点实实在在的诱惑，还舍不得。”
文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心甘情愿地离开那个大喉舌回到太行山脚下的那个从不当成故乡的故乡，在那儿成就一番事业并圆了他儿时的梦，堂堂正正来到这座城市，且成了它的座上宾。
那次县里又开了车来电视台找他。一见到那个县委宣传部长，文海的头就胀了起来。部长把他拉进车里，语无论次地告诉他：“你表舅从台湾来了！快回去看看！”
一个表舅、一个台湾，令文海如坠五里云雾。部长也不解释，只推他上车去接英子一起回去，详情路上说。
文海只能以母亲病了为由向上司请了假。
这一切简直像一场通俗闹剧一般。
母亲的六叔也就是文海的六姥爷那个让国民党当年抓了壮丁全家人怕受连累就说死了的那个老光棍儿却原来是让长官用枪逼着伺候着大官的姨太太坐船去了台湾后来混成个管家熬了个团长旅长的衔儿小五十上娶了个老实巴交的高山族姑娘又生了一堆儿子也就成了母亲的表哥文海的表舅。这三个表舅一个比一个黑比一个矮胖，蒜头鼻子，大嘴巴子，高高的颧骨，轮廓不清的面孔，一看便知是发扬光大了父母双方缺点的那种相貌。当然人不可貌相的，三个人都是念了大学的，在台湾有自己的买卖，此番回来目的很明确，就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