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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袁祖康的功劳。”
“你还念着他，我早听人说你有男朋友。”
“干我们这一行，人人都有男朋友。”
“跟我回去如何？”马小姐说，“我用得着你。”
“我不想回头。”白兜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么当休假，放完假再回头。”
“有什么好做的？”
“参加傅于琛的婚礼。”
我一震。
他又要结婚了。
我失声，“你为什么把他让出来？”
“十年了，缘分已尽，我太清楚他，不能结合。”
马佩霞声音中无限失落。
我呆了许久许久。
先是他结婚，再轮到我结婚，然后他又结婚，几时再是我？
“来，我们齐齐去观礼。”
“我太胖了，不便亮相。”
“那么节食，保证一两个月便可瘦回来。”
“婚礼几时举行？”
“六月。”
“好的，让我们回去。”
也没有即刻成行，不知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身外物堆山积海，都不舍得扔。
马佩霞真正展示了她的魄力，天天出去谈八九个钟头生意，办货，做正经事，回来还做沙拉给我吃，只给我喝矿泉水，一边还帮我收拾。
“唯一值得留下来的，是那些封面。”她说。
我已饿得奄奄一息，眼睁睁看着我的宝物一盒一盒扔出去。
“这些，这些是不能碰的。”她指着一只樟木箱。
她记得，她知道。
我们投资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给对方，有许多事，根本不用开口说。
傅于琛又结婚了。
这么精明能干的男人，却不能控制他的感情生活。
婚礼盛大，最令人觉得舒服的是，新娘没有穿白纱，她选一套珠灰的礼服，配傅于琛深灰的西装。
我跟马佩霞说：“样子很适意。”
她却有点醋意，“这种女子在本市现在是很多的，是第一代留学回来的事业女性。”
我一直没有同傅于琛联络，他明知我已回来，也没有主动约会。
自然，他要筹备婚礼，太忙了。
婚姻一直是他的盾牌，他总是企图拉一个不相干的女子来作掩护。这么大的男人，有时像个小孩子。
他以为他安全了。
“新娘子叫什么名字？”
“叫傅太太。”
马佩霞说的是至理名言。
我们趋向前去与一双新人握手。
傅于琛看到我，把妻子介绍我认识，我心如刀割般假笑，那笑声连自己都觉得太过愉快，又急急刹住。
傅于琛低头别转面孔，他的新娘诧异。
我们总是在婚礼上见面。
马小姐递给我一杯香槟，我推开，“加路里太重。”若无其事地连喝数杯黑咖啡。
趁马小姐与熟人周旋，我跑到露台去站着。
经过这么些年的努力，到底得到些什么，仍然不能独立，仍然不能忘怀二十年前事与人。
马佩霞做得到的事，我没做到。
我自手袋中取银白两色的帖子看，新娘有个英文名字，叫西西利亚，姓汪，或是王，甚至是黄。
她的年纪与我差不多。
“你好吗？”
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位年轻人。
“我知道是你，”他喜悦地说，“今天我运气特佳，我有预感。”
但我与他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已习惯这种搭讪方式，是他们最常用的技巧，每次参加宴会，总有那么一个人，上来问：我们见过面，记得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
“纽约，华道夫。”他提醒我。
越说越远了，我茫然摇摇头。
“你跌倒，我扶起你，记得吗？约六个月之前。”
啊，那个晚上。
我点点头，傅没叫我留下的那个晚上。
“想起来了？”
真巧，舞池中来来去去，就这么几个人。他们已经奏起音乐，我问：“跳舞？”
“让新郎新娘先跳。”
是是是，我都险些儿忘记规矩了。
等他俩跳完，我与陌生少年也下了舞池。
傅于琛的目光留在我的身上，我继而与每位独身的男宾共舞，国际封面女郎，不愁没有舞伴。
他一个下午都站在新娘身畔，五点半便开始送客，音乐停止，曲终人散。
马佩霞过来微笑道：“没想到你玩得那么高兴。”
“我喜欢舞会，那时与袁祖康天天去派对，若问我这几年在纽约学会什么，可以坦白地同你说：去舞会。”
“我们走吧，”在门口与傅于琛握手，我祝他们百子千孙，白头偕老。
新娘子这时忽然开口：“我知道你是谁，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你的照片，”她转头过去，“于琛，你怎么不告诉我今天请了周承钰？”
没待她回答，马佩霞已经把我拉出去。
“今天你抢尽镜头。”
“我不是故意的。”
“你有意无意，我自信还看得出来。”
“看你，白白把丈夫双手奉送给人。”
“我从来没想过要嫁他。”马佩霞否认，“我很替他们高兴。”
“那位小姐对他一无所知。”
“那位太太。”马佩霞更正我。
我又失败了。
在门口，有车子向我们响号。
马佩霞喃喃地说：“狂蜂浪蝶。”
我停下脚步，“我们就在这里分手。”
“你要乘那个人的车子？”
我微笑。
她无奈，“记住，你还有五公斤要减。”
我不久便减掉那五公斤，并且希望再度恋爱。
前者比较容易做得到。
我正约会那个在华道夫酒店电梯口扶起我的男生，他叫姚永钦，上海人，家里做面粉业，学日本人做即食面，发了财。
为什么他们都有钱？像一位电影女明星说的，不是有闲阶级，哪会想到来追我们这样的女子，也不过是打开画报，看看照片，读读新闻算了。
是我们身份的悲剧，召这样的人围上来，没有选择。
姚家固是上海人，生活品味较为老练，十分倾倒于我在海外的名气，时常骄之同侪。
如果有人说不认得，便讥笑那人说“当然，令郎的女友是电视明星”之类。
这时日本人做的化妆品预备打入西方市场，到处挖角，什么都要最有名气：摄影师化妆师及模特儿。一纸合同环游到西半球，再到东方，终于落在我手上。
因为出的价钱实在很好，我又想工作，便立刻起程，姚永钦一定要一起去，我同他说，一张照片也许要拍一千张底片，二十个小时，而且人家规矩也许要清场，不准旁观。
他还想跟去。
在这之前，姚家曾要我替即食面做招牌，我认为无所谓，却被合同广告公司剧烈反对，他们认为我的面孔比较适合鱼子酱。
姚家同广告公司闹得十分不愉快，还把我夹在当中，该公司便传出周承钰利用男朋友在本市出风头的新闻，十分无聊。
许多原因使我坚拒姚永钦跟着我去东京。
压力之下，他向我求婚。
我笑，他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可能只是习惯了旁人对我俩一起出现时的注目礼，没有其他原因。
“回来答复你吧。”我说。
这次工作经验十分愉快。
胖过之后再瘦，皮肤有点松，幸亏摄影师手法高超，能够起死回生，不过心中也暗暗知道，若不好好保养，这份事业，也到此为止了。
这么快便这么老，可是为什么我有种感觉我还未真正开始？
以前替我拍照，他们说，只要有一只勃朗尼与一卷底片就可以，是天下第一优差。
现在不行了，现在要选择角度，现在拍出来的照片要挑选。
可观性还是很强，但我现在不会坐在夜总会里随意让别人摄柏柏拉西。
日本人还是很满意。
看到一本杂志封面，问：“这是谁？”
“她叫小夜子。”
美丽而做作的名字，我也可以叫自己中国玉，使外国人容易记住，又富地方色彩，但没有那样做，太太太太似江湖卖艺了，不过吃亏也在不肯妥协。
做这类型的工作，是不允许人有一点点保留的，略有自尊，便放不尽，去不远，被人批为自傲，不能广结人缘。
我长长叹息。
有没有后悔不听傅于琛的话，在大学中呆上十年？
没有。
这倒没有，我要的，不是文凭可以给我的。
本来化妆品公司只打算用我做一月份的日历，拍得兴起，从头开会，十二张都给我一个人。
彼时化妆品颜色强调深红与粉红，豆沙色尚未上场，需要极白皮肤的模特儿。
我爱不释手，第一管唇膏，就是这个颜色。一向喜欢化妆品，皆因其色泽艳丽，女人没有颜色，还怎么做女人？
留在东京的时间比预料中长得多，回到酒店，也并不听电话，心里盘算，待我回家，姚永钦可能已经找到新密友。
他不住地送花与电报，声明如果第七天再没有回音，人也跟着来。
我一笑置之。
闲时与工作人员逛遍大街小巷，度过前所未有的愉快假期，不是不喜欢日本，但不会对它颠倒，这块地方的人民动不动对别人的文化疯狂，大大打折扣，这样没有自信，如何征服人心。
生活能够这样正常，也出乎意料。
他们问我会不会留下来工作一年，不不不，我已见过纽约，袁祖康说的，一个人，要不往上走，要不停步不走，但不能往回走。
客串是可行的，但是真正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不行，始终我是标格利屋的人，否则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尊敬。
第十天姚永钦赶到。
正逢我购买礼物回来，看到他孩子气而英俊的脸，倒是比意料中欢喜。
他说他思念我，过去十天内并无约会其他女子，说得像是什么特别的恩典，对他来讲，真是不容易。
“工作还没有结束？”他问。
“明天最后一天。”
“让我们结婚吧，我来接你回去。”
“告诉我一个应结婚的理由。”
“世上男人长得比你高的实在不多，起码你在日本不会找得到。”
姚永钦就是那样的人，他是那种以为浪漫便是一顿好的烛光晚餐，然后开了音乐跳慢舞的人。
母亲比我幸运，她还嫁得到卡斯蒂尼尼，我们这一代，不但找不到负责的男人，连懂得生活的男人也绝无仅有。
有时候真想念袁祖康，他才会享受呢。
他要是知道我在往回走，不知道会怎么想。
我确在这么做。
屋子里的家私用具都最最普通，街上随时可以买得到，粗糙的玻璃瓶罐才几块钱一只，杯子全不成套，已经不讲究这些细节。
唯一旧貌便是每天插花，只要是白色的香花。
莫非是反璞归真了，连男朋友都选性格简单，不大有头脑的，我这样嘲笑自己。
马小姐说，放一阵子假，让心灵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特地去纽约看袁租康，他很颓丧很瘦，握住自己的手不出声，他根本不似袁祖康了，体重减掉一半，头发也掉了一半，一年不到，他受了好大的折磨。
我忍受不住，站起来说：“我去找律师来同他们说话。”
他按住我。“嗨嗨嗨。”勉强地笑。
他告诉我他想念我。
我何尝不是。
“宝贝，你原不必为我做这么多。”
“你很快便会出来，祖康，我们再结婚，我还没有老，我们可以再度大施拳脚。”
“我不知道，承钰，我生活荒唐，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最低限度，你知道我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我说。
他再度微笑，眼色中有一股不寻常的神气，使我有不祥的预兆。
“你就快可出来，我与律师谈过，不要担心，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我们还有好长的一段日子。”
“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此？”
我不响。
“你原不必这么做。”
“袁祖康，你老了，噜里噜苏只有一句话。”
“我会报答你。”
离开那里，我把身体靠在墙角，要好一会儿才透得过气来。
记得碰见袁祖康那一口，才二十一岁，只觉得他风流潇洒，根本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
第9章
他一直对我不错。
我再去见律师，为接他出来作准备。
正在进行保释手续，消息传来，袁祖康在狱中自杀身亡。
我与律师都大表震惊，像是平地起了一个忽喇喇的旱雷，震聋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没有理由。
并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来之后，即使不能恢复旧观，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岁。
深深的悲哀之后，是无边沮丧。我成日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师劝我去见心理医生。
袁祖康的葬礼再简单没有，由监狱处代办，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到。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墓园里有夏季最后的玫瑰，熟透后的香气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师看着他落葬。
当年的袁祖康虽不致一呼百诺，却也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盛况我看见过，如今落得如此凄清下场。我为他不平，抬起头，看着太阳，直至双目刺痛，而葬礼已经完成。
这次之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都会来，它太喜怒无常，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且它办得到。
正如我们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