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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行为所必需的能力。萨斯曼（Susmsn）和埃弗雷德（1978）在对行动研究的一次回顾中极力把它与实证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缺点相对照。传统的研究方法旨在产生像法律条文一样的概括，作出预测，把研究者与他或她正在观察的事物分开，而行动研究
旨在发展组织成员的行动能力，因此行动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赋予能力”的科学。行动研究所发展的典型技能是有关人际间关系和问题定义的技能。在解释和批判过程中，在建立解决问题的程序当中，通过在意外的不确定的情况下的行动，通过从错误中学习，通过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新的有效的构思等，人的能力得到了发展。组织中的人们需要这样的技能，而通常实证科学在提供这些技能方面所做的贡献则微乎其微。（1978，599页）
因此，行动研究方法所生成的知识对研究的情境是极具偶然性的。每个情境从其形成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方案而言都是独特的。例如，帕斯摩尔（Pasmore）和弗里德兰德（Friedlander，1982）运用行动研究的程序来解决组织中经常发生且又不断增长的雇员工伤问题。虽然找出问题起因的传统方法已经失败了，但是有些技术实施，如包括雇员、面谈、举行反馈会议等等在内的集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明显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该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依靠了雇员们自己对组织的了解，这比问题的解决本身更有意义。不仅数据是雇员们收集的，连在组织中进行变革的建议也是他们提出的。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1982，361页）由此得出结论：“只要给予雇员们以责任，他们就有能力做到：（1）为组织的最佳利益而行动；（2）帮助指导科学调查过程；（3）对严重的组织问题的解决推荐有效的行动步骤。”
因此，行动研究批评了传统社会科学程格中的保守主义，而强调了“有用的知识”的重要性，所谓“有用的知识”就是将会对社会制度有立竿见影的影响的知识（Gustavsen，1979）。但这里使用的“变革”的概念是定义于一个已经确定的参考框架中的。例如，在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的研究中，组织问题已被管理部门事先定义为“头疼”问题。这样，研究者们受资方邀请在这一情境下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因此这一研究的成功结论大大依赖了组织中现存的权力关系的合法的接受性。行动研究者们在他们的研究中趋向于强调意见一致和合作，因为提出在组织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就会危及到研究的完成。就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来说，管理风格或许对“头疼”问题负部分责任的提法遭到了管理群体的敌视（1982，350页）。
布朗和坦登（Tandon，1983，290页）指出，行动研究在“资源的分配和权威被认为是合法接受时最有可能成功，这时有关各方认为研究者是可信的，那时，对把解决问题和研究相结合的做法给予褒奖”。换言之，行动研究趋向于支持现状的结构，把问题的解决集中在一个个人的、人际的和群体的层次上。因此，行动研究的特点不是从结构层次上（即权力关系和伴随他们的意识形态）考虑组织形成。某一特定的权力关系体系被组织成员认为合法，这并不意味着该统治机构就不运转了。我们记得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用普遍的方式表示局部利益。行动研究不能处理的情况是：当此种情形出现，即该研究接受了代表组织的统治旨趣的群体所提供的对情况的定义。
除行动研究外，还有一种参与研究（Brown和Kaplan，1981；Gaventa和Horton，1981；Hall，1981；Vio
Grossi， 1981）。如上所述，这种研究的实施高度依赖社会行为者的积极参与，并且把激进的社会变革视为首要功能。与行动研究不同的是，参与研究抵制现状并寻求对现有的权力关系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研究是解放性的。布朗和坦登（1983，291页）指出，当“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当附属群体已意识到、并被动员起来要对他们的境况施加影响时，并且当研究者们在意识形态上表示要进行社会变革时”，可以采纳参与研究战略。参与研究者对在一个预先限定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做法并不感兴趣，相反地，他们更注意对情境本身进行重新限定，并提供先前受压抑的旨趣在社会环境的结构形成中得到表达和考虑的手段。
霍尔（1981，7页）把参与研究定义为“结合了社会调查，教育工作和行动的一体化活动”。他对此研究的特点总结如下：
．问题起源于社区或工作场所本身。
．最终目标是……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及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收益者为工人或有关人们。
．参与研究是使工作场所或社区的人们在整个研究过程的控制下参与其中。
．重点……在于对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体、移民、体力劳动者、土著人和妇女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
．主要……作用是加强人们对自我能力和财力的意识及对发动和组织活动进行支持的意识。
．“研究者”这一术语除了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之外，也指社区或工作单位的人员。
．（外界的研究者）是指在导致积极参与而不是旁观态度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和学习者。（1981，7－8页）
参与性研究又一次作为对传统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向的矫正，其趋势是对现状的肯定。这样，参与性研究中权力的主要作用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
依据参与性研究极大地依赖个体的积极作用这一点而断定社区／组织成员拥有某一社会结构的“真正的”知识，这是错误的。这种“自发的天真”的看法“（否认了）由霸权部门建立的整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存在和效率”（Vio
Grossi，1981，46页）。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过度崇拜这种流行知识就是把实际意识混同于推论意识。研究者的作用在于通过揭露居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来把实际意识转换成推论意识——这是一个维奥·格罗西称之为“摆脱灌输”的过程。
在运用参与研究方法时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把大众的权力等同于社会变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出现变化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权力中基本结构上的变化也出现了。的确，很多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他们能够占用表面上激进的边缘群体并将这些群体并人他们的结构中。用叮当作响的“庞克摇滚乐”来为百氏可乐、踏板车和名牌牛仔裤作广告，这只是用来表明亚文化群被公司的精英们迅速盗用和开发来作为维持面向消费者社会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例子中，“庞克”开始代表与它起初的代表物恰恰对立的事物——如居支配地位的公司意识形态的权力。
权力与变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样可应用于组织文化中。变革可能会在组织中完成——利用质量循环检查、缩短工作时间、设置意见箱，等等——但这绝不会保证任何真正的变革会在旨趣的表述上出现。归根结底，大多数组织的变革的根源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而生活质量的问题只是属第二位考虑的问题。
因此，参与性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揭露某个统治权力机构强加于人们的神话来引入基本的结构变革。但是只有当知识能够按照从属群体的旨趣被重新构架，即成为“流行”知识时，真正的变革才能够得以产生：
流行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反霸权”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在斗争中用以控制什么是社交日程的工具……流行知识可以看做是防止当权者维护决定他人的需求的垄断行为的做法，从而在实际上把权力移交给那些从事流行知识的创造的群体。（Hall，1981，14页）
这种流行知识成为其他组织形成的形式的基础。“参与性研究将实际（praxis）作为具体的目标，因为流行知识提供的认识导致了改变现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Vio
Grossi，1981）。社会行为者发展了一种产生于作为某一社区的成员的境况与研究者提供的指导和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转换能力。
但是，正如可能料到的，参与性研究不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作为社会探求的一种激进方式的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反对参与性研究的主要论据是：它是非科学的。即是说，研究者没有采取无价值观的立场，而是有意识地支持了社会中某一特定群体的价值观。这一论据通常是由那些认为人文科学应该竭力仿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提出的。这一基要主义形式的问题已在本章前面讨论过。参与性研究者还会指出，宣称价值观中立的做法会允许社会学家忽视必然会选用任何无价值观立场的权力关系和统治机制。法根尼斯（Farganis）指出：
即使是最显然的中立的方法论，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它应用于社会世界时，也在它的研究发现和含义上变得具有政治倾向了。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有客观知识，而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注入了与政治相关联的价值观。即使有人在自我意识中变得具有科学性了、并且试图提出并控制价值观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其所使用的方法论也蕴含了体现于其概念、范畴和程序中的有关人和社会世界的评价性的前提，而且，这些前提使得客观的社会科学的目标成为不可能的和无效的事业。（1975，483－484页）
参与性研究没有提出要对中立性和客观性作出评价；相反地它有意地试图向主流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激进的观点。用罗蒂的话来说，参与性研究的目标是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一种平等的竞争方式，这不仅意味着能够“活下去”，而且意味着能够改变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这一行动要求一种理论和实践／实际（Practice／Praxis）的结合，研究者从中向个人提供以解放的方式反对统治群体的行动所必需的研究技巧。
参与性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它作为一种可行的探求方式的应用性。虽然许多人会对这项研究的目标抱同情态度，但可以应用于各种社会情境的更为实用主义的问题是重要的。大多数参与性研究项目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那里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很低的群体容易成为多国公司或政府机构剥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性研究是一种向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向边缘群体提供更大的政治影响的一种可行方式。
但是在工业化国家，问题就有所不同，因为一个冲突局面的假设实际上会对委托方群体带来损害。例如，在组织中，参与性研究会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制造紧张局面，对组织的气候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而且，正常情况下，研究者只是应资方的邀请进入某一组织，通常由资方负责提供科研项目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出一个对组织的基本权力结构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任何对组织现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企图都会造成经费供应的停止和项目的终止——或者实施另一项研究，起用对资方的关注更具同情态度的研究者。
参与性研究方法已在美国得到采用，但并不总是用于组织的情境中。例如，加文塔和霍顿（1981），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寻求土地改革的公民群体的研究作了记录。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向阿巴拉契亚地方委员会（ARC）——从事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的政府机构——显示驻外公司拥有本地土地所有权是此地区贫富差距鲜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项研究通过组成一个由研究者和当地社区成员组成的工作组来进行，前者对后者进行了研究技能培训。有趣的是，工作组在获得ARC的资助时遇到极大困难，直到最后一刻ARC才批准了这个研究项目。此外研究结果整理成文后（结果显示了公司的土地所有权的确造成了这一地区的极大苦难），ARC拒绝公开这一信息，宣称它是“不科学的”和“过于主观的”。因而工作组独自出版和发行了研究报告。作者得出结论：ARC的保持缄默“更多地出于信息的政治意味而不是出于其准确性”（Gaventa和Horton，1981，36页）。
在工厂进行的参与性研究项目中，布朗和卡普兰（1981）试图解决劳资关系恶化的问题。管理部门请求作者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作者很快发现他们被迫陷入反对工会和资方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的夹层中：“随着调查分析的展开，困难就冒出来了。管理者反对某些问卷题目，认为过分倾向工会，而工会的负责人反对另一些问卷题目，认为是反工会的，并威胁要以非法向工人施加影响的罪名起诉研究者。”（Brown和Kaplan，1981，305页）
由于这两个群体的极端两极分化，作者决定和管理层一起进行研究，“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