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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者承认这一原则，而且在认真研究能用于说明组织复杂性的结构繁复的模型。克雷夫廷（Krefting）和弗罗斯特（1985）举例说明了这一观点：
我们相信，通过管理文化来改变一个组织的努力会产生积极的而不是强加的结果，这样的努力产生的结果同样是有决定性的。由于文化管理的某些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因此组织文化的管理过程含有风险。在单一的组织环境中出现多重次文化时，面临的挑战会变得更大。因此，对文化的管理应作仔细考虑，实施应谨慎。（156页）
根据这一观点，不能为了管理旨趣的目的而对文化加以简单操纵。它是作为由社会建立的体验的复杂网络而存在的，这一网络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具异质性的组织意义结构。因此经理人员不能把某些形式的公司文化强加上去；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把已经存在的文化的潜力引导出来并予以充分发挥。
组织文化的第二种立场为“文化纯粹主义者”（Martin，1985，95页）所接受，这个观点并没有把组织和文化区分开来。根据这一观点，一个组织并不拥有文化，它本身就是文化。组织文化的由社会构建的本质就是——它是由社会构建的。组织被视为并不拥有独立于由组织成员所创造的共享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存在。据此，文化纯粹主义者认为谈论改变和操纵组织文化是不妥当的，这既是因为从概念上来说把组织和文化截然分开是有疑问的，也因为隐伏于文化操纵的企图背后的道德伦理是有疑问的。从文化纯粹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组织可以按不同方式定义如下：
由一群人所共享的一组理解或意义。意义在成员之间大体是不言而喻的，与特定的群体显然相关，而且是该群体所特有的。意义被传输给群体的新成员。（Louis，1983，5页）
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隐喻，把组织视为表达的形式，是人的意识的表现形式。……把组织作为文化的理解……和应用于科学界的范式的概念是颇为相似的。换言之，范式和文化都用来指世界观、有组织的思想方式，其中包括对是什么构成适宜的知识和合法活动的理解。（Smircich，1983b，
347－350页）
斯默西奇（Smircich）把文化等同于科学的范式概念的看法是尤为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出了解释理论所关注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对一个组织成员在一系列社会实践中的卷入对他或她的现实建构的影响程度的关注。通过把组织视为文化，组织研究人员试图对作为某一特定组织成员的个人想当然接受的规则体系。信仰价值观等进行解释说明。但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并不是很简单地接受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信仰；情形远非如此。它是对一种特定的生存模式的积极参与和创造；它包括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的形成，这种看法框定了组织行为并赋予其意义。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研究，无论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主要关注的是显示组织现实的主观间的和可协商的特征。据此，对下述观点常常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即组织是预先建构的，它有一个独立于其成员而存在的现实。此外，该观点认为，传统的实证论研究未能揭示社会行为者的世界观，因此必须由更为自然主义的方法所补充或取代（Evered和Louis，1981；Jick，1979；Van
Maanen，1979）。因此，“文化”这一概念的中心就是对组织中意义形成过程的关注，即，是什么使得组织的成员得以参与到可以被共同识别为“有意义的”或“合适的”行为中去？这一问题在下一节将作更详细的探讨。
意义形成和组织形成
在对“意义形成”的概念进行分析时，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在某一情境中某些行为和实践产生意义的方式。一个组织的成员对组织实践的解释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和任意的；相反地，一个事件变得有意义的过程是扎根于、而且是受到主体间共享的推论和行为实践方式的制约的（Pacanowsky和O’Donnell－Trujillo，1983）。这样的方式类型被作为组织的文本而固定下来（Deetz，1982），以此而保证文化的继续繁衍。
主观间性的概念对理解组织（或任何社会集体）中意义形成的过程是很关键的，但同时它又是社会理论中使用最为泛滥的一个概念。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主观间性作为主观性的一个特例，即一个主观观点的客观化，在此过程中个人的体验为其他人所共享。事实上，主体间形成的意义的概念避免了自笛卡尔（Descartes）以来主宰西方思想的传统的主体客体的分裂。主观间性的概念以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的现象论和更近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意义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意义不是个人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在研究对象中有待发现的什么。现象论和诠释学都认为意义的产生是因为社会行为者对世界抱有一定的意向，也因为这一意向要求对研究客体的意识，而该客体是有其本身的自主性和完整性的。换言之，意识的可能性要求对作为潜在的有意义的现象而呈现到社会行为者面前的客体具有的意识。
在应用于组织行为时，主体间意义的概念认为组织成员不断面临着这样一个信息环境，该环境对他们的组织形成过程的知觉发起挑战。对这一信息环境的处理包括在成员之间形成交感的意义，诸如对组织现实的共享的意义。一个被想当然接受的组织现实通过意义和无意义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而在组织中产生。换言之，社会行为者必须以他们已经知道的“有意义”的东西来框定模糊的信息。而这一模糊的信息反过来又悄悄改变着行为者对“组织现实”的知觉和定义。韦克（1979
Kreps，1982，1986）把组织定义为“不肯定性递减机制”的概念识别出这一来回往复的过程，显示了在相当程度上预测是一个功能运转健全的组织的必要组成部分。
因此，意义形成概念中蕴涵的是这一思想，即组织的成员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交互关系。组织成员的行为框定着、同时也受到组织现实的框定（Berger和Luckmann，1971）。如杰利内克（Jelinek）、斯默西奇和赫希（Hirsch
1933，331页）指出的，“文化——作为社会现实的代名词——既是产物又是过程，是人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的促成者，由人们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形成”。因此意义形成的过程是局部的、连续进行的，而不是整体的、一蹴而就的。被认为是“真实”的事物是需视社会行为者和组织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而定的。
但是，同样很明确的是，整个意义形成过程为组织成员创造出一个很客观的、有形的结构。每个正式的组织所形成的“组织意识”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它还在组织每天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这些天天展现的实践活动尽管由组织成员自己感受出其意义，但它们同时有一种客观化的、而且显然独立于组织成员的意义。社会成员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事物——而不是对他们认为的自己的意识的产物作出反应。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史密斯（Smith）和艾森伯格（Eisenberg，已付印）对迪斯尼的雇员在谈论他们的组织时使用的隐喻提供了有趣的分析。例如，他们揭示经常使用的“戏剧”隐喻体现了迪斯尼乐园提供的“表演场面，对真实世界的逃避”的功能（8页）。因此在迪斯尼乐园的“角色”是由“脚本”谨慎确定的，穿着的制服被视为“戏装”。史密斯和艾森伯格显示了，迪斯尼乐园作为家庭娱乐活动的主题逐渐融入到雇员对组织的知觉之中，由此雇员的角色变成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当迪斯尼乐园遇到财政危机，准备削减雇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时，有许多雇员为管理层采取这样的企业行为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迪斯尼作为家庭的概念不仅仅是谈论组织的一种方式——它构成的是组织现实。他们就是如此体验这个组织的。有趣的是，公司管理层在解释工资削减措施时试图借用这一“家庭”隐喻来避免雇员认识上的冲撞：
根据管理层的说法，家庭生活有时会是很艰难的，关系密切的家庭为了生存必须作出牺牲。这一（吸取家庭隐喻的）努力没有真正产生结果，而对管理层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他们面临的财政危机要求在迪斯尼乐园作出某些长远的变动。（Smith和Eisenberg，12页）
这一例子强调了在现实世界中对意义形成过程的讨论作出定位的重要性［虽然迪斯尼乐园有其raison
d’etre（存在的理由）］。组织成员的日常活动是组织现实的媒介和产物。组织对其成员具有意义是因为这些活动既与“什么是现实”的知觉相“吻合”，同时又是现实可见的、实际的表达。因此组织通过成员的行为以及成员对该行为的谈论的文本而存在。
在本章下一节我想专门探讨组织传播的过程。从组织文化的角度看，传播是形成组织现实的过程的一个内在部分；在实际意义上，传播就是文化。在进行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时，我将讨论组织的符号体系而不是组织传播。对传播的符号体系作出定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它指的显然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我把“符号”用来指某种信号（无论是言语的、行为的还是物质的）指称事物的能力而不是其本身。一个特定的符号体系的意义是通过某一语言社区形成交感意义的能力而来的。在后面我还将显示“符号”并不等同于“抽象”。对我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组织符号体系，尤其是话语，具有一种在人的主观性（意识）的构成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物质现实。
文化和组织符号体系
符号结构在组织文化形成中的意义已广为人们所接受（Daft和Wiginton，1979；Frost等，1986；Pondy等，1983）。目前对组织文化的研究大多是以这一前提为基础的，即作为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成员通过各种形式的组织符号体系而积极参加组织现实的建设。调节和构成组织形成过程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主要通过组织符号体系的使用而得以保持和再现。例如，丹德里奇，米特洛夫（Mitroff）和乔伊斯（Joyce，1980）就认为：
“组织符号体系”指的是一个组织的这些方面，其成员通过对它们的使用而显示或使得组织中固有的无意识感情、形象和价值观能被理解。符号体系表达的是一个组织的基本特点、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在使得这一特点被人理解的过程中，符号可以强化它或使它受到批评和修改。（77页）
这一观点在符号和组织形成过程的关系研究中颇有代表性。但是，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使人对这一关系中固有的复杂性的某些方面产生误解。例如，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何种程度上组织符号体系可以被认为是组织现实的一个内在方面？是否有一种组织现实独立存在于其符号结构之外，抑或组织现实和它的符号表述基本上是同义语？这一问题对本书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决定了组织符号体系在组织中的意义体系、权力结构等等的形成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
较为普遍的看法似乎站在对符号和现实的关系的表述观点一边；就是说，符号在本质上被认为主要是描述性的，只是对独立于符号形式之外的已经存在的现实的体现。从这一观点出发，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使社会行为者预先适应于对现实、组织态度、信念、价值观等等的某一种解释，一般来说在社会行为者和其行为发生的社会体系之间起到了建立关系的作用。
这一观点的产物之一——至少在传播研究领域是如此——是把传播视作符号活动、然后把信息视为这一活动的产物的倾向。换言之，传播活动被视为包含两个有明显区别的活动：传播的机械行为，以及收集其中提供的信息的过程。例如，在最近出版的一本组织传播教材中，克雷普斯（Kreps，1986）就通过下面这段话隐约表示了这一观点：
传播是人们从事的帮助解释和影响其社会世界的符号活动。通过传播，他们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收集原始数据并把它们处理成信息，这一对传播的解释结果帮助他们理解复杂多变的现象并加强对生活的预测能力……信息是从人们创造的意义中获取的相关信息。（13页）
克雷普斯强调这一与分为传播、信息和组织三层次模型的分离，该模型主要建立在此概念上，即传播过程本身多少是与理解和意义形成得以发生的手段——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相分离的。再则，这一观点把符号活动（传播）视为在意义形成中起着表述的作用。
我想提出的是，这一把传播和信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