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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日，此人又主持了对父亲的第三次审讯，用了9个半小时。他说：“看谁熬得过谁？反正我们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父亲在数次审讯后的“招供”：
“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张纸上三个鲜红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签名上的手印，带血的手印！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后退回的专案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
年代久远，翻阅这些发黄的卷宗，那鲜红的手印仍在刺痛着我的眼睛。在给父亲录音时，我甚至都想跳过这段回忆，因为我看到的，满是带血的伤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还是说那个专案办主任。
他在翻阅张爱萍的自传中，看见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红14军攻打黄桥战斗中，张被打断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伤愈后，被派往闽西苏区。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于是他指派副主任带队赴上海调查。
父亲回忆，由于伤势太重，红14军党的组织将他和另一名伤员副营长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疗。因为是枪伤，只好藏在运猪船的船舱底下，上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从达县老家来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饥寒交迫中曾得到过他的周济。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举目无亲，父亲说：“巡捕盘查病房时，脱口说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来，不就连累了朋友？但彭很热心地来看望自己，并告诉说，已经为我取了保，说是同乡，来上海求学，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被打伤了。因为那时确实土匪猖獗，抢劫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我。”
“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敌奸细王连举为取得信任，举枪自残。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专案组如获至宝，这位兼任专案组组长的总部领导人也欣喜若狂，当即表示可以定案。1968年3月5日他们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
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1933年及1937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1930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这就怪了，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丰根，你这个老狐狸，敢耍我们！
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要老到得多，他们可不像这些不可一世的军人们那样得志便猖狂，何况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去给你冒这个险？将来哪一天翻过来，居然搞一个中央委员、开国上将的假证据，掉脑袋都是轻的。但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们是拿着总部首长给张春桥的信来办案的（据专案组人员后来交代，说张春桥曾有过指示，但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于是便含混地表示，我们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实些，以取证为由，实际是给拖下来了。
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个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审查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组长。真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乱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轮大换班，原先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正、副主任于两个月后被逐出专案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鉴于彭丰根和顿宫宽是1933年和1937年才涉嫌的，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再看到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文革”结束后，查证彭丰根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在狱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认自己写过诬告材料，最终死在狱中。那张有手印的纸究竟是哪来的，人一死，就成了无头案。后来彭平反，已经复职的父亲，在补办的彭丰根的追悼会上，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
罪行之三，通敌。
牵连此案的，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肖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
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