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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
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
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
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25页)
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
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
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他又踩上红线了!
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5页、12页)
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0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
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
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三叔当时天真地说。“噢!你哥哥是谁?”“张爱萍!他哥叫张爱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魏传统夫人的刘超抢着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哎呀!太巧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当真?”“当然,他现在就在武汉,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他去吧!”
罗世文、车耀先(注: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重庆歌乐山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父亲沉痛地说。
兄弟情同手足,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怎样了?”父亲说:“你三爸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急了……母亲去世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号啕大哭。这些年来,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我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悲从中来,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我三叔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一直到他们老了后,闲聊中,我三叔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父亲都会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自己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小时候太穷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我大姑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安庆、九江陷落,日寇沿江而上,武汉门户洞开。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真的该考虑沦陷后的问题了。刘少奇后来总结华中工作时说,当时在华中负责的同志认为日本人不致打到武汉,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地区阻止敌人,中国可以速胜。因此没有必要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注:《刘少奇自述》)
乱世出豪强。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扩张势力者,消灭异己者,打家劫舍者,占山为王者,鬼子还没见到,自己便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内忧外患交织而来。
要在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依附更强势的集团。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公司要寻找挂靠单位。据说,中国字头的康华公司,下面就有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儿子公司、孙子公司。而在当时,最热门的就是挂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块招牌下了。
有个叫李应权的人,是河南信阳地方民团的一个团总。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说河南一带有许多流散武装,如果八路军能助他一把,拉起个几千人的队伍应该不成问题。这个信息太有诱惑力了,何况这又不是去挖“友军”的墙脚。周恩来即派父亲和罗炳辉去河南考察。罗是共产党里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好汉,原本就是靠拉民团起家的,枪法极准,为人豪爽,父亲年轻时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亲自看到,不能有水分。果然,这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河南人一直就是不安分的。父亲想,与其磨嘴皮子收编别人的,不如自己拉起队伍。李应权出身豪门,有人有枪,当地人脉关系又广,干脆就不回去了,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他们两人拍合后就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牌子,以确山为基地,开始招兵买马。他让李任司令,自己是书记兼政治委员,随行的共产党干部杨子仿、李林分别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应权的表弟孙石,是一员武将,带了几百人投奔上山,被任命为大队长。这群确山聚义的青年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在这个深山的古庙里,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父亲自豪地说:“大雄宝殿就是我的指挥部。”古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自延安出来后,第一次如愿以偿。国破山河在,他在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像小时候梦想当一个大侠一样。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有信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他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不安分的因子。
正当他要一展宏图时,接到了长江局的来电,命他迅速赶到豫东执行新的任务。父亲说:“我找到陈少敏(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她也希望我在当地拉武装,说帮我向上反映,但长江局坚持原有决定。”
送行的场面是悲壮的。队伍从山上一直排到山下,他们没有多少枪,大刀长矛的红穗穗迎风飘舞。大家都掉泪了,一直送出确山地界。“千里送君,终需一别。都请回吧!”父亲说:“这一别,和李应权,竟是生死诀别。”
李应权家在当地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但后来他们兄弟俩都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后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民族英雄。他的表弟孙石解放后是国家水利电力部人事司司长,“文革”中和他的妻子双双被折磨致死。是父亲把他们引上了革命之路。这是一段离奇的历史,每当我想起这段故事,总会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征服力所震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