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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轻车熟路得多。但既然是组织托付的，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要不，就不要干。”
20年了。从最初协助聂老总、贺老总，以后又是罗瑞卿总长，在第一线负责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到现在全面统领这支大军，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这次选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这条路上，他将再走10年。
但国防科技事业再宏伟，与主持全军工作相比，毕竟只是个局部。对于父亲放弃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圈内的友人们提起来都颇有微词。
人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有四个人令国人瞩目，他们是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我的父亲张爱萍。
除周荣鑫被“四人帮”整死外，1978年5月，胡耀邦在党校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率先向凡是派发起了进攻，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搞了“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直到1982年，中国农村80％实行了包产到户，长达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土崩瓦解。
也是这个时间，1977年9月18日，父亲提出了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三项标志性突破。这就是上面说的1980年实现洲际导弹全程飞行，具备覆盖全球的核反击能力，为共和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1982年实现潜地导弹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取得二次核打击能力，从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实现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平起平坐；第三是，1984年，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成为征服太空的成员国。
由于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这几个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父亲再次被打倒后，他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在人民中，在党内军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广为传颂。很多熟悉的人见了我，都要竖起大拇指说，“老爷子真是条硬汉！”所有这些，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量级。
12年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这里，邓小平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到国务院任第一副总理。只有父亲，推辞掉了军委秘书长的职位，固囿他自己认定的，也是立志献身的国防科技事业。
其实，我们从心底都赞同父亲的选择。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琐事缠身，更不愿意他在政治的漩涡中，周旋于各巨头之间，上下疏通、左右逢源，调节化解各方矛盾。虽然，这需要机敏，也辛苦劳神，如履薄冰，令人佩服。但相比之下，以他的个性、特长，似乎更适于在一个领域去冲锋陷阵。在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他看到的、经过的，毕竟太多太多了，他是个什么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就像他对邓小平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能在有生的几年中，为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支军队，解决几个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领导下的“三抓”成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后来的几年，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整个国防建设中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指导思想和人事方面。父亲虽怀满腔热情，却无法挣脱大环境的束缚，他常为此气闷。军队内许多知道内情的朋友们也由此感叹，人微言轻，没有地位和权力，任你再有办法和点子也是枉然。甚至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部队同志见到我都说，军队什么问题，还用调研吗？关键是要有一个敢迎着问题上，敢拍板、敢决断的领导人来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无意中讲出些道理来。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但我更理解父亲的选择。
上高中时我曾就人生志向和父亲有过讨论。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孟子那段着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抱负。我拿给他看时，他沉吟了一下，淡淡地说了句：“不要志大才疏。”
干吗要泼我的冷水？我觉得好扫兴。他说：
“我不要求你们将来一定要干大事，但，一定要干正事，干好事！”
“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越高越远就越好，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定不变的信念。”
“我这一生从来不去追逐地位、职位，我不去依附任何势力，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因为我不用这些去衡量、评价自己人生的意义，包括看待周围的人。我想的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尽力了没有，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最好了。只要这样去想、去做，我对自己就满意了……希望你也这样。”
……
我把这话和许多朋友说起过，反响不一，多是不解，有人说，这是小事业主义者。很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才逐渐领悟出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其实，人生的真正意义，全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撇开了功利，人生的选择，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得失，也用不着后悔。摆脱世俗的困扰，沿着自己认定的目标走下去，体会一生中你最在乎的东西，你的感觉就一定是美好的。
时光飞逝，转眼第三个年头到来了。
应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担任第一发洲际导弹一线总指挥的马捷写道：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发射部队指挥员刘德普下达了点火的口令。顿时，排山倒海般的隆隆巨响，震撼着茫茫戈壁。导弹于10点0分23秒拔地而起。
导弹沿着计算好的理论弹道，从华北上空飞出国境，经韩国、日本，在太平洋岛国瑙鲁以东飞越赤道，准确溅落在南纬7．7度、东经172．2度的预定海域。弹头溅起了140米高的巨浪。
由郭元才驾驶的172号直升机，飞临目标上空，打捞回收了数据舱。
相隔万里之遥的北京发射指挥中心的大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着邓小平、华国锋的面，和我父亲拥抱起来，两个鬓发如霜的战友，仍以当年共青团员的方式表达激情。耀邦在庆功大会上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技术之复杂，组织之严密，在我国都是创纪录的。”
从1965年，决定研制洲际导弹算起，已经整整15年过去了；倘若追溯到1960年，从父亲主持发射的第一枚导弹，也就是中国导弹武器的起步算起，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父亲从50岁已知天命，走到70岁的随心所欲。
父亲可没那么多感慨，他仍然豪情万丈，挥笔写道：
“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我国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导弹，标志着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已经掌握了在未来核大战中对任何敌人的还手能力。世界为之震惊。
核武器是毁灭性的武器，也正是如此，它又是最安全的武器。核大战中没有赢家，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终极武器。中国，要的是生存的权力，不是战争，因此，她必须拿到这件终极武器。
对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的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溅落，8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还是在十几天前，为了配合这次发射任务，由海军护航的第一支远洋船队将起锚。我国的海军在她30岁的而立之年，终于可以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游弋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了。1949年4月23日在那个叫作白马庙的小村落里，由父亲组建第一支海军时的情形，人们还记得吗？他是不是也曾想起过？今天，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是一定要去送行的，因为他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将要实现了。他登上了有10层楼高的舰桥指挥塔，他在诗中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健步登上海层楼……”当他和穿着漂亮的白色海军服的水兵们一起远眺大海时，他写道：
“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
“看多少风流！”
3 惹不起的人
时间到了。1980年，时间定位在他70岁的年轮上，他果真是要远洋游了。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后，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
邓小平见到他，只是说，这段时间你搞得太疲劳了，先到罗马尼亚去休息一段吧。（注：当时两国军队每年互派休假团）
这个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欧古国是美丽的。幽林峡谷和炽热的矿泉，的确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当父亲一行到达时，大使馆的同志告知，这次罗方是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的，因为，国内来电话了，您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才知道，是王震主动提出让贤。王震原是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大父亲两岁，他提出退休，建议由父亲接替。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请辞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更合适些。后来王老以他的德高望重出任了国家副主席，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意，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到了这一步，一切都板上钉钉了。征求本人意见的商讨程序已省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全体通过，任命张爱萍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
父亲当然知道，这个任命寄寓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集体对他的厚望，也融入了他们对他业绩和人品的肯定。
上任吧，老爷子！
1980年的中国，敲响了商品经济的大门。
中共中央文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小康”。一年前，邓小平用这个普通百姓都能听懂的名词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老新闻回放：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兰州附近一个叫李德样的农民，一年赚了1万元。从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万元户”。
就在同一个月份，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地区，说出了一句话，住房要商品化。由此启动了漫长的房改之旅。无产阶级从此成了有产阶级——房产。
1980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苏州市打破了统一分配的传统做法，对6000名青年，实行自愿报名，量才录用。“下海”、“跳槽”顿时席卷全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一下子减少了3470万。更多农民离开本乡故土闯荡城市。
1980年10月份，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私人小饭馆，每天接待几百名顾客。
奔小康、万元户，下海、经商、承包、私营、出国、留学、留职停薪、自谋出路……当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像潮水般涌来时，地处穷乡僻壤的国防工业领域开始躁动了。在父亲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上，来自基层的领导叫苦不迭。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啻于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原子弹带来的冲击波，一时沸沸扬扬，将有军心大乱之势。
在大西南广袤贫瘠的山沟里，众多的国防工厂和基地如繁星闪烁。
长时期的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处于准战时状态。毛泽东说，各省都要能造枪造炮，打起来，可以各自为战。他还问，江西，你们能造飞机吗？
飞机造得怎样，一言难尽，但步枪、手榴弹则源源不断。
一个导弹工厂往往绵延上百公里；每天传送加工部件，就要上百辆车往返。一个坦克厂，发动机在内蒙古，火炮在四川，装配在湖南。规模过大、分散重复、自成体系、结构单一，这些只从备战一个指标出发形成的布局结构，其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顾国情和国力，高指标、大计划、高速度，盲目快上，大大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几十年下来，国防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步履蹒跚，快走不动了。
20年来，大批科技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热情，告别大城市，历尽艰辛，为共和国贡献出大好年华，而他们至今还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父亲说：“听了，都让人心酸。”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呢？穷兵黩武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