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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下面是《新路》的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这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一种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极为合理的一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士，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4）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人自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行事。我们希望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这是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1）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敬意。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发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①适之先生：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后来《观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1947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②适之先生：安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一般常见到的是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见不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①从这三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很有好感，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言行都给予重视。在1947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②《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惟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与费孝通的信，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由费孝通提供。
胡适针对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信给费孝通。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③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失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可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下面是胡适和费孝通的通信：①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一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丘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丘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2）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创刊不久，就在“《观察》通讯”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①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客观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都要涉及胡适。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比如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①
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言论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提醒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