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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笔！
应该说，哥对老五是有些溺爱的。在冯氏兄弟中，老五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脸皮最厚，也是最贪嘴的一个。于是哥就给他找了一个条件最好的地方——上海。
一入伍，老五先是分到了上海卫戍区。这没说的，这是哥的关照，是哥要他去的。到了上海之后，再次分配的时候，那就不完全是哥的因素了，那凭的是他的灵性。在部队里，个矮的人是比较沾光的。在军人眼里，矮，就是小，小就是弱——也就是被关心、被呵护的对象了。老五由于个子小，两黑眼珠扑棱扑棱的，站在人群里就像是个生不零丁的小黑豆，小样儿挺招人喜欢。于是，分兵时，他被通讯连的女连长一眼看中，手指头就那么点了一下：“你——出列。”这一“出列”，就被留下来了，成了通讯连的小通讯员。通讯连大多是搞话务的女兵，这在军人眼里，那可是个花团簇集的地方啊！就这样，他一下子就掉到“花丛”里去了。
老五的部队生活跟任何一个哥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他在大上海当兵，条件自然要好得多。可以说，在部队里，老五几乎没吃什么苦。老五嘴甜，老五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嘴上。在通讯连里，老五有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这“法宝”几乎征服了所有的女兵，使他在很短时间里，成了通讯连的一个“自由人”。其实，那所谓的“法宝”不过就是一个字，一个很简单的字：
——姐。
他见人就喊姐。
通讯连男兵很少，也就是几大员。在这几大员里，冯家福是最得宠的一个——他会喊姐！娟姐，玉姐，秋姐，媚姐，红姐……开初的时候，为这事，连长还批评过他。女连长很严肃地说：“这是部队，啥姐不姐的？你以为你还是个老百姓？胡闹！庸俗不堪！再不能这样了。听见了吗？！”他就怯生生地回道：“听见了。”可是，在私下的场合，背过脸儿的时候，他照样喊。那一个“姐”字是何等了得，它征服了多少女兵的心哪！况且，老五的喊法与别人不同，老五很会喊，老五用的是“降位喊法”。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小弟弟的位置上，喊的时候，那张脸看上去绵绵羊羊的，甚至还有点迷瞪，带一点羞涩，一点痴乎乎的傻气。临开口前，那眼皮稍稍下垂，黑眼仁上似蒙着一层水汽，也不看人，声音是往下走的，姿态也是往下走的，一只手扣着另一只手的指头，声音里带着一股甜丝丝的红薯味，是北方的红薯味——没有经过水泡但又蒸熟了放软了的红薯味，很土。那一声“姐”喊得无比真切，余味无穷，听了叫你忍不住想笑，也忍不住地就动了心。
“姐吔……”
于是，有了这么一声“姐吔”，那些女兵们心都软成了豆腐，一个个都去疼他，像疼小弟弟一样。有了什么好吃的，就给他留着。有了什么好玩的，也想着他。包括那位对女兵十分严厉的女连长，渐渐也对他另眼相看，不由得放宽了对他的要求。这女连长在家里是长女，由于出生于高干家庭，十三岁就当了兵，个性是很强的，脾气也大，看上去是一个很钢的女人。可见了这个“小黑豆”，不知怎的就特别喜欢他，小福儿，小福儿地叫，叫得很亲。连长喜欢他，女兵们也跟着娇他。在部队里，女兵招得很少，能当女兵，本就不一般，更何况是来大上海当兵？那一个个说起来，大约都是有些渊源的……所以，这些女兵们一个个如花似玉，千娇百媚，上可通天，下可接地，哪一天也许一个电话打过来，整个卫戍区都为之一震！这些个有来历的姑娘虽然当兵了，受些约束，但在生活上，该讲究还是很讲究的。今天这个要把梳子、送封家信；明天那个买个牙膏、香皂、小镜子，后天是发卡、丝袜，还有小吃、小点心什么的……而且都是指定要这种或那种品牌的。按纪律，女兵们是出不去的，女连长根本不准她们的假。在整个通讯连，唯有冯家福可以自由地出入，他是通讯员嘛。通讯员本就是个跑腿儿的，出外的借口很多，拿文件啦，取报纸啦，送材料啦……卫戍区从北院到南院隔着一条大马路，出了大门，他就偷偷地溜出去了，连长就是万一发现了，一般也不会多说他什么。于是，她们需要买什么的时候，都交给他去办，他也会办，无论多么难买的东西，他都能买到。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他竟成了那些女兵的“采买”和“小跑儿”了。
上海很大呀，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要是细究，上海也是很狭的，因为在高楼的后边隐藏着一条条曲里拐弯的“弄堂”，有很多人就是从这条或那条“弄堂”的“阁楼”里走出来的——虽然看上去很“派”。由于城市的大，也由于个人空间的狭，上海人说话的语速很快，就像是每人嘴里都含着一支“袖珍冲锋枪”——有横扫一切的气势，也有侬侬呀呀、一吐为快的憋闷。上海人是很讲“体面”的，那是早年被洋人熏出来的“花头”，上海人也是很精明、很计较的，计较到了一分一厘上；上海人做事特别认真，也特别的周到细致，细致到了丝丝入扣、处处见巧的地步！应该说，上海是一个很女性的城市。在外滩，在南京路上，上海最耀眼的就是女人了……上海的脂粉气把男人们熏得一个个里里气气、嘎嘎咕咕的，连说话都带有一股糯米糕的气味。上海也是很排外的，只要一听口音不对，先先地就对你轻看了三分！按说，在这样一个让人发晕的城市里，一个来自北方的小个子男人是很难站住脚的。你既不是“阿拉豆”，也不是“本帮菜”，甚至连江浙一带的“娘希匹”都不会说……可谁也没有想到，冯家的老五——这个诨名为“孬蛋”、官名为冯家福的北方小子，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之后，居然是如鱼得水！
可以说，最初的时候，整个上海是冯家福用步量出来的。那时，他就像一个小黑豆掉进了黄浦江里，有些孤独，有些漂泊，也有些好奇。走在大街上，你一个人也不认识，那些体面，那些繁华，那些鲜亮和滋润，都与你没有一点关系。你想，那心里会好受吗？好在他有地图，他特意买了一份上海市区交通图，一边走一边看，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那些区名、街名，看上去很傻。什么“陆家嘴”，什么“提篮桥”，什么“外滩”，什么“董家渡”、“龚家浜”、“朱家弄”、“鸭场浪”……这都是些什么呢？拗口不说，一点也不洋气。只有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他一下子就记住了，那自然是他常去买东西的地方。有时候，走着走着，忽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一幢幢的高楼，他的心就哭了，不知怎的，就觉得特委屈，尤其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嘴里很苦，很苦啊！
奇怪的是，没有多久，上海这个地方，他竟然很快地就接受了。是啊，走在大街上，高楼林立，你一个人也不认识，孤是孤了一点，虽漂漂泊泊的，然而却没有人去打问你的来路，也没有人关心你的出身，多自由啊！再说，他穿着军装呢，军装本身就会给人以信任感，加上他出去买东西也是带着钱呢（当然是“姐”们的钱），只要你拿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没有人会嫉妒你（绝不会像在乡下那样）……账是一分一分算的，少一分也不行，多一分退给你，清清楚楚，很生意啊！半年后，路也摸熟了，也知道怎么去乘公共汽车了，他就开始串弄堂抄近道了……当他走进“弄堂”之后，他才算真正切近了上海的日子。那一个一个的小阁楼，一幢一幢的石库门房子，一间一间的板壁屋，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就像是一个个叠叠加加的火柴盒子，是印着各种小巧图案的火柴盒。就像上海人说的那样，实在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那逼仄，那豁亮，那挤压，那精巧，那狭小，那滋润，那恶言，那软语，那从小弄堂里溢出来的傲慢，一下子让他看到了上海的真面目。也是人的日子，对不对呢？
在上海，他虽然只是一个跑腿儿的小通讯员。可慢慢地，经过女兵们的一再宣扬，他竟然成了卫戍区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了。是呀，相对来说，部队跟地方打交道是比较少的，比如新近调来的军官，或是刚刚随军的家属，要是有个什么事，也都托他来办。比如，转一下关系，办个“煤气证”，家里安部电话什么的，人们就说：找小福子，他能办，再难他也办。既然姐们说了，他也就一一应承下来，去给他们办。这样一来，他的自由度就更大了，那是任务！就见他一天到晚在外边跑……当然，时间是长了一点，有时候，一连十几天都见不着他的面，女连长或是一些军官家属也会把他找来问一问，跑得怎么样了？他就说，没问题，快了。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电话是很难安的，“煤气证”也是极难办的，就这么一个穿军装的小黑孩，一张嘴说话就土得掉渣，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要关系也没有关系……可到了最后，居然也给跑下来了。这可是大上海呀！他是怎么跑的呢？没有人问，也没人去打听，反正是跑下来了呗。
当然，他也有难受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外边跑了一天，回来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也不去食堂吃饭，就在屋角里蹲着。他有个习惯，有心思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蹲着。饭后不久，那些“姐”们就找来了，一个个关切地问他，小福子，你怎么了？他说，姐，没怎么。没事，我没事。他越说没事，女兵们越是问，问他是不是病了？是哪儿不舒服了？可问来问去，无论你怎么逼他，他就是不吭！问急了，他忽一下站了起来，说没事，真的没事，我只是有些怕。女兵们叽叽喳喳地说，怕？有这么多姐呢，你怕什么？他眨蒙着两眼，突然说：我怕钱。女兵们一个个都怔住了，怕钱，钱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缺钱花了？说着，几个“姐”就要掏钱给他……可是，他却说，不，我只是怕钱。
可就在这天夜里，就像是鬼使神差一般，哥突然就到了上海！见了面，哥把他约到了上海街头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哥什么也没有说，只说，我出差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他呢，就眼巴巴地望着哥，似乎想说点什么，可他没有说，他怕……哥也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吃完饭的时候，哥从兜里掏出了五千块钱，默默地放在了饭桌上。他心里一湿，叫了一声：“哥吔……”哥并没有点破什么，哥只说：“上海地方大，用钱的地方多……”他又叫了一声：“哥吔……”哥摆了摆手，说：“别说了。”他知道，哥的工资不高，那钱，也许还是借的，哥已经是尽其所能了。
冯家福心里非常清楚，这五千块钱送得是多么及时，多么的重要！也可以说，是哥救了他！他塌下“窟窿”了，如果没有一笔周转的钱，他做的事，也许就露馅了，完了。可是，哥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呢？哦，他想起来了，就在三天前，他犹犹豫豫地给哥拨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上，哥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可电话拨通后，他突然又后悔了，怕哥骂他……就什么也没有说。他说，没事。没什么事。哥“哦”了一声，说没事就好。可哥还是来了。在最关键的时候，哥来了。
哥走的时候，没有买卧铺。上海是个大站，来往的人特别多。在上海，如果不买卧铺，肯定是坐不上位置的。哥就那么一路站着回去了，两天两夜呀！……哥虽然不说，他知道，哥是为了省钱！此后，那些钱是怎么花的，哥一句也没有问。
当兵三年，冯家福过的几乎是一种马路生活。虽然也穿破了几身军装，可他的大多数日子是在大街上度过的。那时候。他有很多时间泡在上海的街头……除了采购以外，就连那些自认为很了解他的“姐”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按说，三年之后就该复员了，冯家福似乎也做好了复员的准备。在那年秋天的一些日子里，他很忧郁，见人就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一次次地对那些女兵说：姐吔，我该走了。
那“忧郁”是很煽人的，女兵们不答应了。她们是那样地喜欢他，他是她们的“小黑豆”，他也是她们的“腿”呀！转干是不可能了，转干必须得有军校的学历，那就让他转志愿兵吧。连里没有问题，连长也希望他留下来，可转志愿兵也是要层层报批的，通讯连并没有这样一个岗位。到了这时候，女兵们也都说要帮他，可是，她们也就打了几个电话，该托关系的，也的确给托了。就这么托来托去，那“表”真的就让他填了。这一次，他想，他肯定不用哥操心了。所以，一直到填了表之后，他才给哥打了一个电话。哥接了电话就说：“老五，是转志愿兵的事吧？你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