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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后面的娃娃们会再遭遇到山体滑坡，被冲下细沙河去，年年中秋节送月饼哭后人
时，连个坟都找不到。
为防大垮山，田家两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树不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回想曾经在几年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
人拍的记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欢离合，三年的
时间，一个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嫁出了两个女儿，儿子卖掉了新婚的一切为母
亲治病，最小的儿子在妈妈的病床前长跪不起为了能获准到开放的广东挣一些盖房
子的钱，大女儿几次回娘家，又几次含泪离开，她不忍心告诉母亲，自从她嫁进婆
家之后，与丈夫就没有圆过房，因为那丈夫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着这部记录片，因为，从张鲁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由真
实构成的原生态的内容。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就像我在几年的采访中最终确定了以
当事人的口述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一样，我们在记录生活和还原真实的手法上
有异曲同工之处。
假如不是因为归期已定，我想我会留下来，不管我会不会去主持一场有关母爱
的对话，仅为了接触这个人，我也是愿意的。
看过片子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张鲁是被人抱上车又抱下来放进轮椅、一直推
进酒店的餐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这样一张很是生动的脸和假如能够站起来
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躯，我想命运有时候真的是不讲道理的。
张鲁坐在我的身边，我问的是一些很“像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做答。他说
这样的片子一共是四部，连起来是一个有关母亲的系列，拍摄的时间大约一年半还
要多。他就一直像刚才进酒店的时候一样，被人抱进抱出。他们拍摄的这些家庭基
本上都是在重庆市最穷困的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轮椅就是他的办公室和宿舍，
潮湿使他生了褥疮。
他讲得非常平淡，语气不紧不慢。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就像每天的日
子一样自然和正常。他一边讲一边在告诉我，哪一道菜是重庆的特色，并且费力地
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道肉菜上来的时候，张鲁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马上，他
把筷子放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拍这套记录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菜市场出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偷了一块肉，她手法笨拙，马上就被肉贩子发现
了。这个女人抱着这一大块肉，埋头逃窜，没跑出几步，她便被抓获，而且是人赃
俱获。问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说：“儿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说，
想吃肉。”
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就
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回
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的
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了
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却坚
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这
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能力
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亲和她的故事的时候，会
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在
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片子，
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后，又有
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么
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亲。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真
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谈做
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字的记
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于你自己
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世界上
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人
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插队知青，
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品中发
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我在大
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而在我面
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
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鲁
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又抬
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
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和挑
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上来
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给
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我
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不适
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都
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
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我试探着问：“你有小孩儿吗？”
张鲁眯起眼睛，微笑着看我，我想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讲起来：
“我是属龙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个地方叫小龙坎，我被
车从后面撞倒了。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小说里写的那些睁开眼睛看到
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医生说是截瘫。当时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撞我的那个司机说，他这一辈子完了。他说他的一辈子完了。我有很长时间都不说
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爱人是医生，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
我还在病床上的时候她就接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她悄悄地撕碎了。后来，
她又一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劝她去了……”
有人在劝酒，张鲁举起酒杯，我们的话被打断了。接下来，他看着我，仿佛在
问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了。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是真的，就发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们》的时候，在
西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今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冷和饿和环境的
凶险，每个人都有些心有余悸。大家决定再这里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排好队、看
镜头，但是摄影师像定住了一样看着大家，迟迟不按下快门。埋怨声起的时候，摄
影师让大家回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个穿T恤和短裤、骑着自行车的金发小伙
子正从他们身后经过。
张鲁说他自从成了残疾人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花了很长时间。他说，人从
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和遭
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来才是
最重要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拍片子，我用工
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在重庆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嘱咐我说：“你早些休息，而且，
你得让这些忙了好几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后，我认真地研究带回来的张鲁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时候，我决
定在四天之后回到重庆，做完母亲节的节目。
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剑影中闪烁、跳跃，那
些爆发之后的碎屑，我怀着由理解和钦佩而生的爱惜，一一珍藏
刀光剑影
做记者这一行，令人羡慕的是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穿
行，并且每每有几分文字或者感觉上的收益，看上去纷繁、热闹，好似人间不散的
宴席。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个中人，事情就远没有隔岸看来的那么美妙。一个事件
中往往会牵扯很多人，而发稿在即，于是对每个人通常都是点到为止；一个人也许
非常吸引自己，但报纸可不是为自家开的，不具备带有公众色彩的人物一般情况下
难在采访之列，个人的好恶不能决定让谁在版面上“露一小脸”。所以，做记者更
多的时候写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字，一般的所谓新闻稿件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一个上
午。而这样的稿件每天都在被大批量地生产和丢弃着。适应的日子久了，仿佛自己
也没有了最初的理想，比如追求什么能保留下来。
检视这些年做记者的经历，浮光掠影的人和事已经淡漠，真正留存下来的只有
一些每每想起来都会为之感动的故事和心生牵挂的朋友。
李玉祥和冷冰川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他们都与我闻名都不由敬仰的三联书店有
着不解之缘。他们都有独特的认识和表现世界的方式和属于自己的“武器”，李玉
祥的“武器”是他背在肩上、随时准备对准什么的相机；冷冰川的“武器”是他紧
紧握在手中、需得倾尽心力灌注全情的刻刀。
李玉祥和冷冰川也是极要好的朋友，在他们表现形式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品中，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剑影中闪烁、跳跃，
那些爆发之后的碎屑，我怀着由理解和钦佩而生的爱惜，一一珍藏。
李玉祥：为“老房子”挽歌般的定格
在认识李玉祥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他拍摄的北京仅存的过街楼的照片，拿着照
片的朋友说李玉祥是在听说了即将拆除它们的时候赶到现场抢拍，才得以使那些堪
称残垣断壁的旧时代的遗物留下最后的影像。然而，也正是因为李玉祥的快速反应，
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这些还多少可以使人了解旧京风物的准古迹，并且最终得以保
存下来。朋友说，这是一个对“老房子”怀有特殊感情的摄影家，他的代表作就叫
做《老房子》。
第一次见到《老房子》这套书，是在北京三联书店，也就是后来因为李玉祥在
那里工作我常常造访的地方。一套书平平地一字排开，自有一种桃李不言般的温厚
和朴拙。想像中那个背着摄影器材给这一切挽歌般的历史陈迹定格的摄影家，也应
该是一个凝思多于表达、内心极为丰富以至于必须用沉默代替诉说的男人。而且，
他应该黑并且瘦。
我决定要采访这个人，于是通过爱他的照片的朋友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
第一次见到李玉祥，是在北京方庄他的宿舍。他的样子和我想像的略有不同，
黑，是因为风餐露宿；魁梧、结实，他说得益于多年的奔波，“也可以叫做跋山涉
水吧”。
在李玉祥的书堆里，我们各自落座。他的这个极小的“家”更像是一位旅人客
居的驿站，大大小小的背囊尚没有打开亦或正要出发。唯一令人惊羡的是整整一个
书架上排得满满的唱片，他说这不是他收集的全部，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的话
题就从他钟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