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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骸�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林家的仆人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来报告说，在梁家西边的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缝，因为在那居住的房客穷得修不起屋顶，托徽因向房东去求情，让房东出钱修房，林徽因马上去找房东，得知房客住的三间居屋每月只付50个铜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租用这处房子，已经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终没有涨过，因此房东也没有能力出钱维修这座房子，事情的终结是林徽因给房东捐了一笔修理房顶费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费慰梅像中国人那样，竖起大拇指，大声说：“徽，真有你的！”
不欢迎费氏夫妇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亲和仆人们，老太太总是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直盯着这一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每当费氏夫妇扣响梁家的门环，开门的仆人总是只把大门打开一道缝，从上到下把他们打量一会儿，然后才把他们放进院子，而老太太却踮着小脚一直把他们追到客厅里，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亲推着送回她自己的屋里。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时候，费氏夫妇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骑马，城市里的尘嚣被远远地隔在了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现的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绿到城墙脚下，那蓬蓬勃勃的绿，散发出一种鲜嫩的气息。
高高低低的土屋，错落在万绿丛中，远处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蓝色的烟迹，透过稀稀落落的树木，隐约可见远处的塔影。天空蓝得像一匹缎子，一丝丝云彩在小月河里漂荡着，元代的土城墙逶迤如一条灰蛇，起伏在纷乱灌莽中。
林徽因策马前行，她在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连号称美利坚骑士的费正清也叹为观止，林徽因信马由缰，沿着古老的灰色城墙，一会儿便纵马飞驰起来，她那条红色披巾，在风里飘荡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一对马鞍，一套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师。
那段日子，带给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鲜而美好的，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隔着岁月的投影，费氏夫妇仿佛听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墙下，疾风般的蹄鼓还在敲击着记忆的回声……
太太客厅
咚咚咚，一双陌生的手，叩打着北总布胡同三号四合院的门扉。
院子的女主人林徽因，最先听到了那健壮的骨节在门板上敲击出的怯生和窘促。
四合院的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是仆人的住房。里边的院子一正两厢，北边正房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起居室，宽阔的门窗，镶嵌着林徽因精心设计的木格窗棂，上面糊了白色的窗纸，她把窗户的下层换成了玻璃，不仅可以透进阳光，还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屋顶是由鱼鳞状的灰瓦铺成。
她打开门，两张年轻的脸庞出现在面前。一个是沈从文，他是常客，已是蜚声全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另一个却是陌生的，他大约二十出头年纪，微微泛红的脸上，还带着点稚气，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大褂，一双刚刚打了油的旧皮鞋。沈从文介绍说：“这是萧乾，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啊！你就是萧乾，《蚕》的作者，快进屋吧。”
萧乾用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这是个不大的四合院，收拾得干净利落，院里有一棵丁香树，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尽，仿佛还留有残香，缕缕挂在枝头。
进了屋子，林徽因向萧乾介绍了刚从正定考察提前赶回的梁思成和来串门的北大教授金岳霖。
林徽因热情的给他们倒上茶。
来之前，萧乾看了林徽因给沈从文的邀请信，字里行间透着活泼和热情：沈二哥：初二回来便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沤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那一天，再赶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
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
此问俪安，二嫂统此。
徽音拜上萧乾还听沈从文说，林徽因的肺病已相当严重，以为她会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待客人，没想到林徽因却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轻盈潇洒，她的脸上稍有一点病后的倦意，但青春的美丽是遮掩不住的。她的眼睛很美，眉毛也楚楚动人。萧乾感到，他要见的那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竟如一首纯净的诗。
萧乾不只一次读过她发在《新月》和《大公报》上的作品，沈从文也很推崇她。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在《大公报》上发表后，沈从文告诉他，有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他的那篇作品，请萧乾到她家去吃茶。
沈从文还告诉他，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在北平文化圈子里颇有名气，去的大都是文坛巨子，社会名流。刚来时，萧乾还有几分忐忑，林徽因的热情，让他忘掉了来时那种拘谨。
“喝茶，不要客气，越随便越好。”林徽因说，“你的《蚕》我读了几遍，刚写小说就有这样的成绩，真不简单！你喜不喜欢唯美主义的作品，你小说中的语言和色彩，很有唯美主义味道。”
林徽因在屋子里走动，她的脸庞因兴奋而潮红着。
“我喜欢这样的描写：”当蚕幼小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到了中年，它就像个当家人了，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壮的身子里的粗大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林徽因接着说，”你对暮年的蚕描写得更出色：’身子软得像一泡水，黄面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那么老态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
萧乾吃惊了。林小姐居然能把他的小说，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
林徽因说：“我在香山时，写过一篇小说《窘》，现在看起来，没有你这篇有色彩。
读你的小说让我想到，艺术不仅要从生活得到灵性，得到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得到灵魂的骚动或平静，而且能在艺术的线条和色彩上形成它自身，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它是一层纱幕，而不是一面镜子，它有任何森林都不知道的鲜花，有任何天空不拥有的飞鸟，当然也会有任何桑树上没有的蚕。“
萧乾入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金岳霖是她们家的常客，住在她家的后边，他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矜持又能说会道，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熟悉的人都叫他“老金”。他是湖南人，早年在北京学习时获赴美奖学金，到宾夕法尼亚华尔顿学院，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学习，因他敏于抽象思维，后来转向哲学，毕业后又到英、法等国留学，他差不多在外国呆了十年。传说他与西方姑娘有几桩恋爱的故事，有一个还跟他到过北京，但他终身未娶。
梁思成和金岳霖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沈从文托着下巴，不住地点头赞赏。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林徽因毅然打住。
“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得上嘴？”梁思成打趣着。
“我们家是妇唱夫随嘛，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林徽因说。
大家都笑起来。
林徽因又转向萧乾：“我觉得你那篇小说，最成功的是调动了艺术感觉——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钢琴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的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魂中的灵感。这段文字真是精彩极了。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艺术家的触角。一个作家，在生活面前要有昆虫那样一百对复眼，因为你需要发现的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发现人生存于其中的多种形式、声韵和颜色。在感觉过程中，甚至色彩感比正误感更重要。”
太精彩了，萧乾差点喊出来。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就这样会心地交谈着。更多的时候，是林徽因在眉飞色舞地讲，大家在恭恭敬敬地听。
时间飞快地在窗棂上流逝。萧乾举目窗外，觉得院里那株丁香树，在一个瞬间重新挂满了花朵，那锋利的香气，弥漫在全部天空中。
慈慧殿三号。
这是朱光潜和梁宗岱在景山后面的寓所，也是与“太太客厅”同样有影响的文化沙龙。这个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因此又称“读诗会”。林徽因也是这里的主要参加者。
这个沙龙的成员有冰心、凌叔华、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孙大雨、周作人、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萧乾，还有英国旅居中国的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等人。这个沙龙，实际上是20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的继续。
沙龙主持人朱光潜，笔名孟实，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法，并只身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归国后，应胡适之聘，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朱讲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同时，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处，主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
“读诗会”对沙龙成员的吸引，在于它形式的活泼，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争论问题。
这不是，林徽因和梁宗岱又争论起来了。
起因是为了梁宗岱刚刚朗诵过的一首由他翻译的瓦雷里的诗——《水仙辞》。
林徽因语言的锋芒总是那么尖锐，一点也不顾及梁大诗人的面子：“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意象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地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蒂耶的《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段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12头小猪崽子统统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什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鹳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著名的‘米纳夫盾’的吗？”
梁宗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额角的青筋鼓涨着。才高气盛的梁宗岱，现在担任着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在留学法国期间，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梁宗岱曾在课堂上亲耳聆听过瓦雷里讲授《水仙辞》，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梁宗岱高声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娟娟倩形！
／我摇曳的银臂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恰恰是你错了。”林徽因也提高了声音，“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