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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给费慰梅还写信讲述了住在唐继尧“梦幻别墅”的感受：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
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会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里来，由外面摇曳的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天黑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的。
梁思成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梅贻琦答复，首先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开办建筑系，并聘他为系主任。梅贻琦还告诉他，清华大学不久就要返平，让他也做好回去的准备。
这年7月，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因、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由重庆顺利地回到北平。
重返北平
阔别9年的故都，又重新走回林徽因的梦里。
她在心中多少次勾勒过的北平的景象，却变得扑朔迷离。铺天盖地的太阳旗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酒幌一样的青天白日旗，经幡似地在每家的门楣上招摇着。
林徽因如坠五里云雾，向过路的人一打听，原来今天是教师节。北平政府正准备举行八年来的祭孔大典。
空中飘过悠扬的鸽哨，连年的战火，却没有让这些带翅膀的和平天使，失去自己的天空。
前三门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卡车隆隆驰过。钢铁的庞然大物，半罩炮衣，裸露着粗大的炮管，金属的冰冷仿佛要冻结盛夏的阳光。骄横的士兵们坐在炮车上，向街上的人打着口哨。
林徽因带一双儿女，站在“信增斋修表店”的屋檐下，看着这纷乱的街景，她不明白，大成至圣先师重新被邀请到这座故都，虽然没有异族的刺刀对着他的胸膛，然而这满街的炮车，不知该让他怎样“发乎情，止乎礼义”。她殷殷感觉，血与火的搏杀就要开始了。
回到北平之后，他们把家安在了清华大学的宿舍。梁思成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很快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国统区的钞票长了翅膀。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猛涨到2600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因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也有标语写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另一个壁报上呼吁：“向炮口要饭吃！”
这时，上海、南京等地也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由南而北，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开始罢课，高音喇叭播送着学生的罢课宣言：“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了我们的书本。……一切根源在于内战。内战不停，则饥饿将永远追随人民。”
林徽因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们一家浪迹萍踪，整整9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刚刚踏上故土，贫困和饥饿，如影子一样又跟随他们而来。
她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痛苦又在苦苦地折磨着她。
1947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因。来之前，他曾接到林徽因的信：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
当萧乾来到清华园林徽因的寓所时，老远就望见她的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位病人，遵医嘱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
一进门，萧乾轻轻喊了声林小姐。
林徽因从屋里出来，紧紧握住萧乾的双手，眼里储满了泪水，惊喜地大声嚷着：“秉乾，快进屋，干嘛这么轻手轻脚的。”萧乾指了指门口那块木牌。
林徽因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萧乾从他初到英伦时讲起。
当时德军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如一座一点即爆的火药库，一场大战必将爆发。这期间，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推荐，邀萧乾前往担任。《大公报》总编胡霖也很高兴。他设想萧乾可先去东方学院教书，同时注意欧战动态，给《大公报》撰写稿件。萧乾去英国的路费也是《大公报》提供的。他在伦敦大学办公的地方，据说是弥尔顿当年在剑桥读书时居住的宿舍。
林徽因兴奋起来：“秉乾，你真幸福，我很崇拜弥尔顿，他的《五月晨歌》写得那么动人——欢迎富丽的五月啊，／你激扬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林木、树丛是你的装束，／山林、溪谷夸说你的幸福。／我们也用清晨的歌曲向你礼赞，／欢迎你，并且祝你永恒无边！”
萧乾又讲起了欧战开始的遭遇。
那个时候，伦敦大学已由剑桥搬回伦敦，正好赶上德军飞机长达一年的大轰炸。萧乾谈起他目睹过的英军和德军的空战。那个下午，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这一天是9月15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萧乾同房客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他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学着：“‘啊，天哪，他们交上火啦。’你看，这哪像广播战争新闻，简直是在广播一场有趣球赛。”
林徽因说：“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我在英国读书时，跟克伯利克先生一家去南海边度假，路上克伯利克让人偷走了盛钱的手提箱，那老先生耸耸肩说，火车还没下，帮忙提箱的人早上来了。”
萧乾说：“是啊，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豁达乐观。希特勒派飞机撒的传单，也让英国人作了募捐的工具，他们把那些劝降的传单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几分钟就能收十多个英镑。后来每张贵到五个先令，收集者又出了新花样，看一眼就要付一便士，这下集资就更多了。”
林徽因大笑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林徽因赞同地说：“太对了！我刚从重庆回到北平，看着大街上的人，心里就难过。
一个个全是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样子，从台面上大人物，到饭馆跑堂的，都显出一副疲倦和退化现象，真让人失望。“
萧乾还谈到他在一个读诗会上，见到大诗人艾略特的情景。当时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正担任着伦敦防空巡逻员。读诗会的主持者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艾略特的：“艾略特先生昨晚刚刚值完防空巡逻班，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值，他读诗的时候，要是突然打起盹来，大家要多多原谅，不过你们可别打盹。”
那个晚上，艾略特朗诵了他创作的《保卫群岛》、《小吉丁》等几首反战诗篇。
萧乾被艾略特的朗诵深深感动着。他无法把眼前的艾略特同那个头戴钢盔，走在巡逻路上的艾略特联系起来。
萧乾接着又讲了他以驻英国专职特派员的身分，奔赴前线采访的经历。那时盟军向莱茵河日夜逼近，直捣希特勒老巢，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的军装，是美式黄哔叽校官服，高而发亮的黑色马靴，一件黄呢大氅，怀里揣着随军护照，上面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在战场采访中，他遇到了作家、记者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自愿参加救护队，当驾驶员，在意大利战场受过重伤。“二战”期间，他曾到中国采访。在欧洲战场上，他像一名战士一样，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曾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悄悄离开部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凯旋门附近歼灭德军，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巴黎战役结束后，海明威因私自参战，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那个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在一个酒吧间里，独饮独酌，喝得很痛快，喝一口酒，便用手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萧乾说：“那个时候，我想到艾略特在炸弹的爆炸中，英勇地执行着民防队员的职责，还有这眼前的海明威，他拿起武器，同法西斯面对面地交火。我也想起了远在祖国的朋友们，其芳、之琳、丁玲还有你，也许那个时候，你们正冒着日军轰炸的硝烟，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和考察的路上呢。”
林徽因说：“提起来真让人伤心，那个时候，我病在李庄。天津发了大水，我们撤退前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的图片和资料，涨水后全部被淹毁了，这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听到那个消息，我跟思成抱头痛哭，把孩子和妈妈也都吓坏了。”
说着，林徽因又饮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我坐着汽车，沿‘希特勒公路’开往前线，一路上全是载着白色符号的难民，还有一车车断臂残腿的战俘，遍地是弹坑，遍地淌着鲜血，有好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大地躺着无数骡马的尸体，还有被击毁的坦克，满地是被射穿的钢盔。
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我们的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围上来看热闹，青年人则立即走开，投过仇视的目光，在一些老年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傲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战争。德军投降后，我到美国报道联合国会议，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我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
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因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在白色的世界里
只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