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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正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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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出常德、桃源,进抵长沙。只是作首脑的割地自保情绪太重,战事一过,就又退守湘西。”

  “凤凰开设军事学校那年,我上了高小。本地人都觉得学军事较有出息,一个与军官团陈姓教官作邻居的,要求这教官饭后课余也教教孩子,于是就办起了预备兵技术班。开张不过半个月,就招集了100多人。我看见那些受过训练的同学,精神显得比别人强悍。他们告诉我,参加技术班的人,两个月考选一次,考取了可以补上名额当兵,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决定去问问母亲,看她是不是允许。”

  “以沈家在凤凰的地位,您那时是一个少爷。家里能同意你参加吗?”

  “在我们那地方,当兵不算耻辱,凤凰上层阶级大多是行伍出身。文人方面,人们记得的,好久才出了个翰林熊希龄,四个进士,四个拔贡。至于武人,不算咸同年间所出四个提督军门,单是后来保定军官团出身的,就有一大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担任蔡锷参谋长的朱湘溪,也是凤凰人。因此,本地人多以当兵是年轻人唯一出路。这时,父亲谋刺袁世凯的事,风声也不那么紧了。辗转从熟人处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东北。哥哥受家里嘱托,已经一路给人画像,北上千里寻父。家里只有母亲操持,而我又不受管束,母亲正拿我没有办法。既然有机会考一份口粮,技术班里规矩又极严,觉得与其让我在外面撒野,不如让我进去受训练。因此听我一说,就立刻答应了。还特别为我缝制了一套灰布军服。”“在技术班里,难道如您母亲所期望的,您的野性被管束住了吗?”

  “说来也怪,倒真是被管住了。这大概得力于那位陈姓教官在我心目中的威信。这个人作事极认真,仪表又威严,永远挺着胸脯走路。先就听说他翻杠子技术极好,得过全省锦标,又亲见他在天桥上竖蜻蜓,用手走四五个来回;在单杠上打40多次大回环,似乎毫不费力。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个新式徐良、黄天霸。我们既怕他,又心悦诚服归他管。“只是规矩太严了点,方法也有点死板。倒是另一处训练班更有趣些。

  “那时,我所在的技术班,用的是新式训练法,那另一处,用的是传统的旧式训练法。主持旧式训练的,和我家是街坊,小孩子喊他滕四叔,同辈称他滕师傅。

  “这两处的规矩截然不同。我在的一处,操练时姿势稍稍不合要求,教官当胸就是一拳;服装风纪略有疏忽,先就得吃一巴掌,还得罚立正半小时。跳木马时,一下子掼到地上,哼也不许哼一声;野外演习,喊一声卧倒,不管是水是泥,就得立即扑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些大不过17,小的才12岁的孩子,实在不大合适。滕四叔教的那个班,动作不合要领,就让退到一边,由师傅亲作示范,犯了错误也受处罚,可那种处罚却是让犯错误的人泅水过河一次,或其它类似有趣待遇。“教授的内容也不同。我们学跑步,一跑就是一点钟;练正步、齐步,一练就是老半天,十分单调。还学打靶、白刃战,最后是射击学、筑城学,得听种种艰深道理和不顺耳的陌生名词。我们的学习是枯燥呆板的,生命凝固而不流动,被另一处嘲笑为‘洋办法’。他们学的是翻筋斗,打盾牌,舞长矛,耍齐眉棍。单是盾牌就有藤编圆盾牌,皮制方盾牌,上面还描有各式好看的彩色花纹。武器有标枪、弓箭,花样多,形状也美丽悦目。他们学骑马射箭,学摆阵,全体排成方阵随金鼓声进退。练格斗时,可以单个练习,也可成对厮打,一人手持盾牌大刀,一人使关刀或长矛,一面格斗,一面喊‘杀!’他们的学习活泼有趣,学习与游戏无从分开。“这样一来,教官和学兵的关系也大不一样。我们尊敬、惧怕教官,在他面前紧张、拘束;他们爱自己的师傅,学兵和师傅在一处时,总是十分亲热。”

  “那您为什么不去参加滕师傅的训练班呢?”

  “家里不让我接近滕四叔。滕四叔是个怪人,一身奇才异能。不作任何准备,头略略一动,便可将身子向空中抛起,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来一个空心筋斗;极高的桅杆,眨眼间就可爬到桅尖;又会扎猛子,再深的水也可以一扎到底,老半天不必浮出换气;又会捉鱼,要吃鱼时,只要到河里打一转身,总不会空手而归,还会采药医伤,谁手脚受伤,他随手在路边采几样花草,嚼碎敷上,就可包好。……说来实在太多,他给我的印象简直是无所不能。

  “性格也有趣。他不识字,一个粗人,身份又卑微,到老只是一个战兵。难得的是他对谁都和气,遇事比谁都讲公道,特别喜欢和小孩子玩在一处,样子既天真又妩媚。遇上‘额外’、‘守备’一类小官,总是垂手低眉,异常和气谦恭地喊一声‘总爷’。

  “只是他不但教孩子在操场上演兵摆阵,还教他们用骰子摆阵赌博;既教他们打拳练习,还鼓励他们打架斗殴:‘狗肏的,没得OE庞茫艿憔ⅲ倮矗倮矗虼耍依锕婢卮蟮的孩子,都不准到他那边去。参加他那个训练班的,多是寒微人家子弟。由于同住一条街,我家里要点草药或遇到别的什么事,常免不了找他帮点小忙,却不许我和他泡在一起,大约是担心我限着他学下流。我呢,却常常瞒着家里,跑到他那里去玩。我后来在军队中遇到危险,一些自救救人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您在技术班的成绩如何?”

  “很不错。我六岁时出疹子,差点死去,又得蛔虫病,体质弄得很弱。亏得技术班的训练,使我体质结实了好多,同时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后来凡事不关心成败得失,始终能坚持下去,就得力于这种训练。我还先后参加过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将学习的各种技术演习一次。单杠上挂腿翻上接十字背车,蹿一次木马,走一回天桥,拿一个人顶;指挥一个十人小队,下正步、跑步、跪下、卧倒种种口令。虽有许多军官在场,临事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但动作还没有失误。三次缺额考试我都没有得到。第一次被一个叫田杰的人得去,他在班上作大队长,聪明能干,各样都来得,在同学中威信极高;大家都喊他作‘田大哥’;第二次考取的是一个姓舒的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虽各种技术不怎么出众,胆量却极大,从两丈多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下,到地还稳稳站住;第三次是一个叫田棒槌的,撑竿跳会考全班第一。其余人虽然落选,倒也无话可说。我虽未考中,家里仍然十分高兴。一是进技术班后,我每天去军官团上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懂了许多军中礼节;二是第一次考试还得过军部奖语,家里以为我已经上了正路。”

  “那您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了?”

  “是很得意。在技术班里,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陈继瑛,家住在离我家不过50米。吃过晚饭,我和他就相约穿上灰布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子,气昂昂从街上走出城去。城门边有个卖牛肉的屠户,常常故意逗我们,拿腔拿调喊我们作‘排长’。还有一个守城老兵,一边对我们作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叫我们‘总爷’。我们照例不予理睬,自以为将来要作大事。陈继瑛一心想当团长,我只想进陆军大学,‘排长’、‘总爷’之类,我们还不放在眼里,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作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作将军的想象里。”

  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潜移默化,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机会,就会被诱发出来。据沈岳焕自己说,这种当官作大事意识的被清洗,是他在保靖读了许多书以后。然而,他后来的厌官从文,终不过是中国人那种“兼济天下”的心理模式换了一个方向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陈姓教官一人主持技术班,处理一切井井有条,成绩特别突出,被镇守使看中,调去当了卫队团的营副。如此一来,技术班无形中就解散了。这时是1917年4月,技术班前后存在了8个月。”

  “您在自传里说,您是1917年8月入伍当兵的。从4月到8月,您在作什么?”

  “还是一边上学,一边在外面野,可以说是旧态复萌。因为又失去了有效的管束。那年秋天,我已经小学毕业,报名进了初中。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道门口。班上已经分配了座位,可还没等到上课,我就跟军队下辰州了。”“那时,您父亲未归,哥哥已经北行,家里作主的只有您母亲。让您当兵的决定是母亲作的了?”

  “是那样。当时母亲处境十分艰难。首先是家里破了产。最初,父亲随军驻守大沽口,家里值钱一点的‘宝贝’(珠宝之类)都带在身边。庚子大沽口一战,父亲狼狈逃出,这些‘宝贝’便全部丢失了。眼下,哥哥在热河赤峰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肯回家。他在外避难五年,尽打“烂仗”。身边尽是作官的,他为人爱面子,一切应酬不肯落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1916年底,袁世凯死去,他才与家里通信。来信就是要家里典田还债。到后,家里一点田产便典光了。“真是祸不单行。1917年家里又死了我的二姐。二姐比我大两岁,人生得聪明、美丽,性子倔强,凡事不落人之后。得的是‘女儿痨’。得了病,仍改不了那份要强好胜脾气。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倔强性格上。二姐死的时候,母亲哭得晕死过去两回。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自我出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母亲伤心落泪。我也很伤心,记得埋葬二姐时,我还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17年后我第一次返回故乡时,那株山桃已长有两丈多高了。

  “当时,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苦处。她让我出门当兵,一定是极难的决断——因为我那时才14岁多一点。家中的败落,二姐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母亲将世事看开了些。与其让我留在家里学下流,不如让我自己挣一份口粮,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一个家住城里的杨姓军官这时正带兵路过凤凰,母亲向他说及家中情况,那军官答应让我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如此一来,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这位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母亲的决定,对您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些?”“毫无准备。那天正是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拿了些纸钱、水酒、白肉,用一个小木盘托着,到河边奠祭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下水,河面异常清静。我烧了纸钱,浇掉了白酒,吃了那块熟肉,就脱了衣裤,一个人在河水里泡了足足两个小时。

  “回家吃过晚饭,母亲要我换了一件长衫,穿上新鞋新袜,说是要我送她到一个亲戚家去。问‘去作什么?’只说‘去了就晓得了’。不一会,就知道去的是过去和我家作过邻居的杨家。他家有个女儿,名叫杨莲生,人称莲姑,年龄和我差不多,人生得很秀气。记得一次打大醮,她还装扮成观世音菩萨,让人抬起从街上走过,看起来美极了。还没许配人家,我平时常想到她家去,却又不敢去。

  “杨家住在城中一个地势较高处,一路要爬20多道高坎。穿着长衫新鞋,本就不大自然,这时好像又有了某种预感,心里忐忑不安,就觉得那20多道坎子好高,比平时难走多了。到得杨家屋门口,瞧瞧自己一身打扮,我又起了疑心:‘莫不是看郎吧?”这样一想,就浑身不自在起来,赖着不肯进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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