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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２０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１９２８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３０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２０元房租，１０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１００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１０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１００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１００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１０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１９２８年年底（或１９２９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１９２９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４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８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４期《人间》，８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８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１９３０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沈从文传……黑凤
黑凤
１９２８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沈从文没有因此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其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今天又是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遂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