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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
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
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
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
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
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
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
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
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
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
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
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
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
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
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
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
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
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
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
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
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
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
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
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
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
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
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
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
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
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
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伦斯、爱伦坡、
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
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
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
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
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
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
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
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
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
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
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
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
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
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
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
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
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
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
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
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
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
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
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
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
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
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