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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了胜利。由于美国无法和他取得一致这既是笨拙的国务院的失策，也是卡斯特罗的失策，人们担心苏联又在西半球有了一个可能的立脚点。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秘密的活动以期推翻卡斯特罗。
肯尼迪政府的窘况是：它在国内外事务上的锐气和行动主义——需要看上去行之有效并且真正做到行之有效——却正好刺激和激发了令天下大乱的力量，使六十年代的美国备受折磨。在外交事务方面，首先是猪湾事件的灾难——美国的势力蒙受屈辱，人们不禁感到疑惑：美国究竟有没有决心？在维也纳，赫鲁晓夫认为他已掂出了约翰·费·肯尼迪的分量，壮起胆子在古巴布署了导弹此次对抗，赫鲁晓夫退缩了，因而恢复了肯尼迪的声誉。在越南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曾不顾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压力，拒绝做出大规模的承诺；奠边府失陷以后，肯尼迪却做出了致命的决定：逐步增加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将美军顾问和武器直接投入战斗。
在国内，肯尼迪政府开始手忙脚乱地致力于改善穷人和黑人的境遇，但是这些努力却带来了相反的后果。特别是在实施反贫困方案时，为行动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创造了小型的政治机器，结果他们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在黑人和穷人的社区里组织活动小组，加剧了政治骚乱。一个革命运动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为它的活动提供经费，如何为它的活动人员提供时间去组织他们的暴乱。肯尼迪还有约翰逊所进行的“消除贫困的战争”，其惊人的战绩之一就是；它促进了一场运动的蓬勃高涨，而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增加了对政府本身的政治压力，如果它还算不上是一场政治战争的话。
若是以为这种暴乱和动荡本来并不会发生，那是荒唐可笑的。自从托克威尔创立了典范的预期轨道理论以来，社会学家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这个理论。它告诉我们：不论是哪个社会，它既然许诺坚持正义，并且在承认了这种要求的合法性以后开始慢慢地朝着正义拓展道路，那么，它就别指望能够轻松舒坦地渡过旋风。但是，随着黑人和社会最底层的暴乱逐步升级，又开始了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这两者融成一体，互为补充，致使国内暴乱日趋高涨，青年同社会疏远，知识分子和青年领袖们对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凡此种种，都使制度的稳定性本身成了问题。
尽管这些直接的和明显的祸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为它们便会使美国这样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社会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潜在的社会学上和技术上的剧变已经发生，正在改造着社会的结构。下列四种变化一一都市社会、国家政治体系、公社制社会和后工业化世界的同时形成一一将会比一切目前的变化更为持久，并且在社会上继续引起更深刻的变革和紧张局势。除了这些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三个深深影响了未来的美国的难题：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以及民主制度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帝国主义角色的问题；参预革命以及它对专家治国和能人治国的决策方式的挑战；文化上的深刻变化以及艺术上、情感上和经验方式上根本的非理性、反理智的偏见。
对美国的未来做出任何估价都必然涉及到这三个方面：最近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结构变化以及价值和文化取向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范围内，对每一个方面我都只能以罗列的方式择其精要。假如某人打算从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就必须首先在社会学理论的层次上同时也考虑到那些促使社会动荡和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因素。
动荡的根源
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都是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现代社会思想方面比马克思略胜一筹的所在。正如S·M·李普塞所说的：
合法性的意义包括：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最适应于这个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程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取决于它解决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分裂过社会的关键问题的方式。
效率主要是一种手段，而合法性却提供价值判断。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的相吻合。
如果有人观察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社会，他至少可以发现七个因素，这七个因素在交替变换的组合当中引起了社会动荡，从而使政治制度丧失了合法性。
1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失业问题几乎被所有的国家目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然，没有哪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知道怎样去扭转萧条。当时，所有的西方社会都陷入了危机，只是在实行了非正统的经济政策之后才保证了经济的复苏。勿庸置疑，大萧条是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得以滋长的力量之一。
2议会陷入僵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社会力量两极分化，致使议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僵局，妨碍了任何有效的政府，在民众中引起了绝望的情绪，结果不是激起暴民骚乱，便是导致大独裁者上台，或是促成了军事政变。
3私人暴力行为与日俱增。在德国和其它国家，政府无法控制私人“军队”的组建和公开的街头暴力的增长，以致权威崩溃。
4各个部门分离脱节。由于某些部门已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另一些部门却存在着大规模的农业滞后现象，动荡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5多民族间或多部落间矛盾重重。最明显的动荡根源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在分离之前发生的矛盾冲突和嗣后发生在说不同语言的部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尼日利亚的地区代表着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比利时佛兰芒人和瓦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加拿大英籍移民和法籍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
6知识分子产生异化。文化中的杰出人物带有社会一体化的象征。几乎所有的革命局面都是和这群人的幻想破灭分不开的。巴蒂斯塔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古巴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反对他的政府。
7战争招致屈辱。全面的惨败常常使一个政治制度瓦解，正像威廉德国和沙皇俄国所遭遇的那样。然而，局部的失败或者是被人们视为屈辱的失败也同样可能使政治制度分裂。一九○五年俄国被日本击败。一个西方强国败在一个东方民族的脚下，这是自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入侵以来的第一次，它对俄国而言意味着心理上的莫大耻辱。在拉丁美洲，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大萧条期间曾经掀起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平民党和国有化的运动，但是自从墨西哥推翻老朽的独裁者普罗菲里奥·迪亚斯一九一○年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拉丁美洲才随着玻利维亚的国内革命而发生了第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发生的。战争的失败摧毁了社会普遍的期望和社会的价值准则，广大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和混血儿＇cholos＇因而断然抛弃了传统的政治和党派。
上述七个因素还不能包罗万象，但是它们的确可以概括本世纪的重要的政治经验。在这个框架中，关于美国，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关于那些可以为人们看作是造成动荡和紧张局势的因素——越南战争、青年的异化、黑人的仇恨以及由社会结构变革所派生出来的纷然杂陈的社会问题——我们又能做何评价呢？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哪些问题还有进一步造成紧张局势的潜力呢？
思想由一致走向分歧
让我们先从显而易见的因素谈起。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已经动员起来，动员它的目的首先是要对付国际共产主义。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开始遣散军队以后，迅速的军队重建又接踵而至。朝鲜战争促使常规武装力量极度扩大。在假定的核战争的幌子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世界各地扩充了这些军事力量。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建立了永久的军队。科学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动员了起来。所有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革命——氢弹和核导弹的制造，弹头推进的新方式——都是与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研究机构及大学的发展并且与政府相配合同步前进的。
动员社会以对付外来的威胁——外来的威胁可以得到最确切的定义——使得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内部的分歧由大化小或被掩饰，相互间达成妥协，政治的焦距对准了外部事务。回忆一下美国的三十年代是有惊人之处的：尖锐的劳工斗争撕裂了美国，在其激烈异常的时候已经接近于赤裸裸的阶级分裂这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阶级的分裂被整个民族的齐心协力所取代。工人进入了政府，劳资关系也由冲突走向调停。五十年代，尤其是在东欧的大清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和马萨里克的被抛弃以及柏林封锁之后，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使自由社会转而支持政府去对抗此种威胁。
五十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变。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铁板一块，邪恶也似乎不再是昭彰无疑。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已经涌现。美国正处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位置，为铁托——甚至还为哥穆尔卡——提供援助。如果说苏联依然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它的侵略性质却越来越局限于传统强权的范围之内，而不再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曾经使美国外交政策活跃了十年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言谈话语之中——已经削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德说教这个具有美国风格的特色，已渐渐地为美国社会的反对者们所接受。曾几何时，美国曾经采用“极权主义”这样的措辞如邪恶、病态和衰败来描述它的政治敌人的特征；现在，新左派开始采用同样的措辞来描述美国的特点，他们开始使用类似于“制度”这样不分派别的词语来描绘美国社会的本身。
因此，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化，使得在思想意识方面继续保持动员的姿态变得困难。卡斯特罗和胡志明这种人物的出现，为青年人潜在的革命浪漫主义提供了可以响应的现成的偶像。卡斯特罗和胡志明向人们表明，列宁式的一小群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推翻一个社会的神话，可以在一个强权世界中再次发生，这正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在越南北方，虽然类似于一九五六年的农民起义已被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极端分子遭到谋杀；对于许多人来说，“胡伯伯”却成了纯洁无私的象征，是严酷和无情的世界上一个理想主义的慈父般的人物。
黑人争取社会承认所导致的紧张局势
就国内而言，民族问题是美国社会中最直接最严重的问题：黑人的战斗精神，暴乱的实际情形，进一步冲突的威胁，无所不在，四处弥漫。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呢？
任何社会调查的起点都是：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别的时候？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研究美国黑人不断变换的政治角色，其首要线索是人口方面的显著变化。一九一○年，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美国黑人居住在南方。迟至一九五○年，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八住在那儿。但是，一九六○年是一个“分界年”；到那时，黑人人口的半数已生活在北方。六十年代期间，平衡的重心便转移了。
问题不仅仅是黑人离开了南方，他们还涌入了城市。一九一○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黑人居住在农村地区；到一九六○年，却几乎有四分之三的黑人移居城市。实际上，一九六○年，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种新的格局也正在发展——黑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这样，一九六○年，纽约已有一百多万黑人，芝加哥约有八十九万，费城有六十七万，底特律有五十六万，洛杉